梁漱溟生于1893年，20多岁即成大名。他回忆说：“1920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开始。”
1927年，蒋介石与唐生智在长沙见面，蒋提出与唐结拜，被唐拒绝。唐说：“结拜也靠不住，从这次湖南大变动中，我摸透了，过去和我拜过把子的人，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拜把兄弟干起来，比外人还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从南开中学寄来的明信片（熊写信习惯用明信片），此前梁曾发表一篇佛学论文，说熊为“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钊，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画家吴湖帆家“座上客常满”，郑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说：“我在他寓中，认识了刘海粟、汪亚尘、张大壮、吕贞白、许姬传等。”
冒辟疆的后人冒鹤亭交游极广，在当年，通信是一种重要的交游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着，按照省份分别收于纸袋中，后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优游闲适。他写给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为证：“请公于明日中午12点钟前，枉莅寒舍便饭，饭后同往公园赏芍药，随至中和听剧。李桂芬两出《十八扯》、《赶三关》，林月霞一出《白水滩》，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为吕生次溪，无外客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武汉组建了一个由陶希圣负责的“艺文研究会”，出版《政论》杂志，史学家何兹全任主编。陈独秀常给《政论》写稿，何兹全与陈独秀常在一些场合碰面，两家便有了来往。何兹全后来回忆说：“1942年后，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工作时，他（陈独秀）住在重庆上游的江津。他在《时事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说国内国际形势，上篇刊出来了，下篇被扣压不许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内容，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回信，好大的口气，他说：‘我叫张国焘给你寄，他没寄？’这以后通过几次信，讨论过一些问题。”1910年出生的何兹全得享百岁高龄，他说：“我是现在活着的人中唯一见过陈独秀的人。”
翦伯赞与陶行知是知交。陶不吸烟而翦则是烟鬼。某日，美国友人赠陶一听骆驼牌烟，陶用纸包好托人转赠翦伯赞，并附诗一首：“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张治中与陈布雷一度是侍从室的同事，交情很深。陈体弱失眠，工作繁重，总给人一副愁眉苦脸的印象。张治中则设法减轻他的压力。一次在成都，两人同住一处，某日上午，张治中对陈布雷说：“带你去调整调整！”陈布雷说：“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张说：“你跟我走好了。”张治中后来回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园，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
徐志摩去世后，冰心致信梁实秋说：“他（徐志摩）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
15．恩怨
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的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1923年，奉天陆军举行演习，郭松龄是校阅委员会委员，张宗昌的部队接受校阅。演习中，张嫌条件恶劣，在一间破屋子里休息时，蹲在炕上边喝酒边骂：“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问张：“你在骂谁？”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气势汹汹，指着张的鼻子大骂：“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只见张的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跃而下，左右以为张翻了脸，备不住要拔枪。谁知张跳下炕来对郭说：“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没辙，负气而去。张后来对下属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亲爸爸。”
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和陈见了一面，据担任记录的谢伯元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不到三分钟。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何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随即送客。
1948年“国大”开幕后，何应钦以背部生疮为借口，称病不出席，蒋介石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蒋突然驱车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楼躺在床上。蒋直趋卧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一再盘问病情。何应钦答以背上长了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未能出席“国大”会议。蒋硬是强迫何应钦脱掉衣服检视，确见背疮红肿，才悻悻而去。
1946年秋天，汤恩伯招集数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号家中开会，商量鼎泰公司的经营事宜。汤认为公司董事长陈铭勋倚老卖老，不听话，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职权。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汤急了眼，一拳打过去。陈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汤一个耳光。两人遂扭打在一起。汤妻王竞白见状跑到楼上，其他人连忙劝架，但怎么也拉不开。汤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罢手。
张发奎曾拥汪反蒋，自视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也跟着往里走。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谈事，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此时张已走到门口，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张回去后恨恨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曾在刘所办的美专短暂就读。徐悲鸿成名后，不愿被人说成出自刘门，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刘海粟说：“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悲鸿说：“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上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傅雷的辞职，一半是出于对刘海粟的不满，他后来回忆：“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936年，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罗皑岚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
吴宓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时，请浦江清等帮忙，一次两人因署名事发生争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吴宓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浦江清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
“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章士钊当教育总长的任上，他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老朋友沈尹默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指章为罪人，天诛地灭云云。鲁迅更是在文中骂章士钊为“章士钉”。后章士钊辞官到上海当律师，沈尹默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到上海卖字为生。章曾致信沈说：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后，尽弃前嫌，两人在上海过从甚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后来被捕，章还当过陈的辩护律师。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抗战期间，艾青、何剑熏和路翎一度都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何喜欢抬杠，一次指责艾青大男子主义，经常发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论，侮辱女人。艾青辩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亲是女人，难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亲吗？即使不免跟妻子闹矛盾，骂妻子，我可从没有不尊敬母亲。”何剑熏反驳说：“难道那些侮辱女人的人的母亲是男人么？”后两人彻底闹翻，何剑熏离开了育才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哀沈阳》的诗句曾被传诵一时：“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句所述并非实情。台湾作家高阳晚年回忆，他曾见过年已80岁的名叫朱湄筠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诉他一件事，说一次席间应酬，见到了马君武，于是端着酒杯过去敬酒：“您是马博士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马顿显窘态，不俟终席而去。
鲁迅有一次提起成仿吾时说：“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只要有成仿吾把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进不去的。”
林语堂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1932年，为营救牛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