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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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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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璧为晚清邮传部尚书,民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当寓公。他家光客厅就好几个,有“内外大小”之分。大客厅是把四大间房子掏空的中西结合式房屋,三面共计20扇大玻璃窗门,南北两面都有宽大的走廊,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间用一个落地罩把长方形客厅分成正方形的两个区域。一个中式布置,靠墙是大紫檀螺钿官榻,三面雕花栏杆,炕桌,脚蹋,秋香色万寿贡缎坐褥。官榻左右两面各放一座八尺高的大紫檀螺钿穿衣镜。当间为大紫檀镂花圆桌,六个墩子。周边是三对紫檀太师椅并茶几。墙上挂着林则徐和成亲王的大对子。另一个区域是西式布置,五彩地毯,当中放着一大六小七张大皮沙发,前有茶几,后有多宝格、装殿版《二十四史》的檀木箱子。四面窗前都是红木琴案,上放花盆。陈去世后,子孙分家,同居这个宅子,客厅共用。后人陈绵成了导演,便将客厅用来排戏。不少名演员如石挥、张瑞芳、白杨、唐若青等都到过这里。
    燕东园在燕园的东门外,是燕京大学教授宿舍。有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洋房,周边是围墙。小楼中打蜡地板、壁炉、地毯、水汀(暖气)、卫生间、冷热水、阳台、庭院等一应俱全。可谓北京当年首屈一指的宿舍区。
    张恨水说,他择居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有树木的大院子。
    抗战时期,名报人张友鸾住在重庆大田湾,房子破陋不堪。张恨水曾为这房子题名“惨庐”。张慧剑赠名“未完堂”,意为此屋看上去一溜歪斜,似未完工;另一层意思是张妻连生“六个毛”后,又挺上了大肚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一直住弄堂房子。1935年,他撰写一文,详述弄堂结构的房子:“前墙通连,隔墙公用;若干所房子成为一排;前后两排间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条弄堂合起来总称什么里什么坊,表示那是某一个房主的房产。每一所房子开门进去是个小天井……天井跨进去就是正间。正间背后横生着扶梯,通到楼上的正间以及后面的亭子间。因为房子并不宽,横生的扶梯够不到楼上的正间,碰到墙,拐弯向前去,又是四五级,那才是楼板。到亭子间可不用跨这四五级,所以亭子间比楼正间低。亭子间的下层是灶间;上层是晒台,从楼正间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弄堂房子的结构确乎值得佩服;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这样的经济条件。”
    梁实秋也曾专文谈及这种“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较之叶圣陶,似乎有所发挥,等于为叶文作注:“一楼一底的房没有孤零零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鸽子窝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构造的式样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从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一般。”“王公馆的右面一垛山墙,同时就是李公馆的左面的山墙,并且王公馆若是爱好美术,在右面山墙上钉一个铁钉子,挂一张美女月份牌,那么李公馆在挂月份牌的时候,就不必再钉钉子了,因为这边钉一个钉子,那边就自然而然地会钻出一个钉尖儿!”“门环敲得啪啪地响的时候,声浪在周围一二十丈以内的范围,都可以很清晰地播送得到。一家敲门,至少有三家应声‘啥人?’至少有两家拔闩启锁,至少有五家有人从楼窗中探出头来。”“厨房里杀鸡,我无论躲在哪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我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我可以看见一朵一朵乌云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飞过。自家的庖厨既没法可以远,而隔着半垛墙的人家的庖厨,离我还是差不多是近。人家今天炒什么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听见水声。”“厨房之上,楼房之后,有所谓亭子间者。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暖夏热,厨房烧柴的时候,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地板缝中冉冉上升。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上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还有另搭一间做堆杂物的地方。”
    林语堂到上海后,没住弄堂房子,生活较之一般文人要优裕一些。他住在善钟路一套西式公寓里,书房、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一应俱全,但没有车库和佣人房间。他家雇有一男一女两个佣人。男的住在外面,每天来上工;女的因为要照顾林的三个女儿,住家里,在厨房地板上打地铺。后来,林搬到愚园路一所相当宽敞的花园洋房中,庭院很大,林荫花草环绕,又是今非昔比了。
    在重庆时,吴稚晖住在一个小商店的后房,睡一张双层的木架床。屋子又黑又小,床前那张小桌子,仅一尺来宽,二尺来长。蒋介石曾来此访吴。
    上世纪30年代,学者杨振声在北平时,每年夏天都在颐和园内赁屋而居,用大约300元可以租一个夏天。杨振声对梁实秋说:我过的是帝王生活。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对鲁迅一生的最后一处寓所有极其细致的叙述: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某某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是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面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在昆明郊区物色了一批临时宿舍。茅盾从香港到新疆路过昆明时,曾来这里造访顾颉刚,他描述说:“他的住宅是临街的一排平房,附近没有商店,也没有市井的喧嚣和尘埃。屋前用竹篱围出一长条花圃,栽有花草。房间宽敞明亮,室内陈设典雅,家具虽多藤竹制品,但做工精细,给人以幽静舒适的感觉。”茅盾笑道:“原来你筑了这样一个‘安乐窝’,怪不得不肯出门了。”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期间,住极司菲尔路49号,与冯自由是邻居,对面是张元济家。曾借住于此的胡适的弟子罗尔纲描述说:“胡家这座小洋楼共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是胡适寝室,胡师母看书、织毛衣整天在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个北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两个小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到北平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在米粮库4号,罗尔纲仍住胡家,对胡宅仍有细致的描述:
    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走上土丘可以瞭望。洋楼共三层,一楼入门处作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亚东图书馆来编胡适著作的人住和工作都在这里,汪原放来也住这里。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广宽阔,原来大约是一个大跳舞厅,胡适用来作藏书室。大厅的南面,是一间长方形的房,是胡适的书房。书房东头开一小门过一小过道,又开一小门出庭院,以便胡适散步。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胡师母的寝室,另有几间房是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楼上有两间浴室、卫生间,胡适胡师母用一间,我和胡祖望、胡思杜用一间。三楼我没有上过,女佣杨妈住在上面。
    抗战前,陶孟和在北平住北新桥,金岳霖和陶是老朋友,他回忆说:“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主要花可能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平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徐悲鸿的友人谢寿康当年供职南京市民银行,认识不少地产商。1931年,谢听说傅厚岗一带有十几亩地出售,便约吴稚晖、徐悲鸿夫妇等去看。吴出3000元,替徐家买下其中的两亩,余下的分由段锡朋、杨公达等五六人买下,大家购地盖房,成了邻居。吴稚晖还为徐家募集到一笔可观的盖房费用。当年年底,徐宅建成,蒋碧微描述说: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铺着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两层楼,有三十尺深,右边是徐先生的画室,深三丈,阔二丈五,室高一丈六,这间画室,完全照着他绘画时的需要而设计。
    左边是二楼二底两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两间卧室和浴室,楼下前客厅后餐厅,佣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公寮。
    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的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1936年,范长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职上海《大公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看上了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范找到杜,提出两人合租,并动员杜节衣缩食,换取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杜虽感这20多元房租是个重担,但经不住“清洁、安静、卫生”的环境的诱惑,最终答应了范长江。他们住在后楼,杜文思后来回忆说:“前楼二房东是位安娴幽静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门口即将外出,忽然门铃响,我开门,来客是纱业巨子缪云台,见到我愕然不悦。适二房东于小姐从前楼赶到门口,她向缪介绍我是后楼房客杜先生,我释然和蔼地说:缪先生好!数日后,于对我说:杜先生,原来你早和缪先生相识,他还记得你是《大公报》记者,是搞工业的。”
    1920年,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盖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罗是藏书家,罗公馆西首房舍便辟为“贻安堂经籍铺”,由其长子经营销售他在日本编印的古籍。1928年,罗举家迁往旅顺,将这所房子以六万元出手。这在当年,是卖了一个很合算的价钱。
    钱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时,只住三间房子。张伯苓去其家后叹道:次长生活极为简朴!后钱向人借了一笔钱,在南京的上海路盖了一所房子。这笔债直到抗战后才还清。
    当年,清华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大门内中间是一块斜坡的空地。闻家住东边一排,门朝西,有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就开荒种菜,自给自足,收获颇丰。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建成新校舍,但条件相当艰苦。男生宿舍都是土墙草顶,墙上开几个方洞,方洞上竖着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每间房子的两边各摆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即一间房住四十个学生,环境可以想见。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纷纷涌向租界,致房屋大为紧张。画家钱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集于一堂,简直没有回旋余地,他戏言:“这真是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学者邓云乡曾记述当年的清华学生宿舍:“清华的学生宿舍,也是以‘斋’为名,男生宿舍如‘明斋’、‘诚斋’及后来建的‘新斋’等,女生宿舍叫‘静斋’。这些‘斋’都是红砖砌的三层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钢丝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旧时《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11月到翌年3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条薄被就行了。’”
    小说家毕倚虹住在上海西门路庆祥里。他与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写“西门庆寄”。
    齐白石家的门上贴一纸条:“晚过九时不开门。”
    1936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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