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防军决定找一处有地形和植被作掩护的狭窄地段设伏，抓捕叙利亚军官。为保证行动的突然性，设伏部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黎方公路。经过侦察，总参情报部决定在扎伊特基布兹附近行动，那里的果树林生长得十分茂密，一直延伸到边境上。
总参侦察营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于他们所受到的精良的潜伏和渗透训练，他们在国防军内部被认为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这当然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在不能发挥火力，袭击部队不能等车队进了伏击圈后便一通开火，死了的叙利亚军官是没有用的。侦察营只能依靠突然出现所造成的心理打击，震慑住敌人的护卫部队，迫其放弃抵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人数上对敌护卫部队具有压倒优势。但同时，设伏人数过多又可能被黎巴嫩方面察觉，那样叙利亚人根本就不会来。
营长巴拉克的设想是：将设伏部队分成３部分，一部埋伏在路边，当叙利亚车队经过身边时发起突袭，另外两部分在车队的首尾包抄堵截，切断车队可能突围的路线。三支部队协同的关键是时间，他们要同时出现在敌人面前，以形成他们想要的那种震慑。
行动的代号是“板条箱”，这个名字倒有些符合实际情形，从３面出现的突袭部队的确像一只装人的箱子。
１９７２年６月９日，巴拉克率领部队乘夜潜入黎以边境上的设伏点。但不久之后，埃拉扎尔将军取消了这次行动，因为情报显示，在设伏地区附近有黎巴嫩军队活动。
３天之后，侦察营得到情报，叙利亚军官将再次出现。侦察营立即按计划出动，三支部队在１２日夜里，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进入了伏击阵位。突袭分队由巴拉克亲自指挥，徒步越过边境，在黎巴嫩边境公路边上的灌木丛里和巨石后面隐蔽起来。另一支分队隐蔽在巴拉克的东面，负责在目标车队开过去后从后面包抄，防止其调头。埋伏在巴拉克西面的分队则负责迎头堵截，防止车队加速逃逸。这支分队配属了三辆装甲车，指挥官是刚从乌干达任军事顾问回来的穆基·贝策尔上尉。他们这支部队在路上有点麻烦：需要通过一个设在黎以边境上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哨，以及一个黎巴嫩边境警察哨所。当然，以色列部队和装甲车在边境上活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关键是不能让人发现他们要进行一场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因此，穆基要求部队尽量放松，在通过哨所时努力做出一副漫不经心、松松垮垮的样子。
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中将，和北部军区司令古尔少将的指挥部设在以巴列边境公路后面不远的树林里。
１３日下午，指挥部的无线电里传来了巴拉克的声音：“发现两辆轿车，一辆轻便卡车……两辆吉普……还有一辆装甲车。”
“停止行动！”无线电里传来了古尔将军急切的声音。
“没问题。”巴拉克争取着，“我们能对付！”
所有的分队指挥官都通过无线电听到了将军和巴拉克的对话，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决定。
“不行！”总参谋长发话了。
“我请求您授权开始行动！”巴拉克再次坚持，每个人都能听出他声音中的焦急，“他们正在我面前几米处，我们现在就能突击！”
“不！”埃拉扎尔将军加重了语气，“绝对不行！”
一直在听着无线电的穆基叹了口气，他知道将军们取消行动的原因是那辆装甲车。一分钟后，叙利亚车队从穆基的分队前面开了过去，钻出了“箱子”。“板条箱２号”行动又流产了。
那天下午，部队的所有指挥官都在两位将军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表示他们的不满：埋伏了半天一夜，最后就因为车队里多了一辆装甲车而取消行动，他们有点想不通。
“我如实地向指挥部汇报了前方的情况。”巴拉克说，“但我绝对想不到一辆装甲车会导致指挥部决定取消行动。我们早已为有装甲车的情况做了准备，它并不构成额外的威胁。而你们的决定使我们轻易放弃了可能是最后一次营救战俘的机会。”
“更糟的是，这个决定造成了一种后果，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向指挥部如实报告一切情况，因为担心你们又会像今天这样取消行动。”（事实上一年后，巴拉克在贝鲁特指挥“少年之春”行动时，便没有如实向指挥部汇报敌情的变化）
埃拉扎尔将军和古尔将军默不做声，任由军官们说出他们的恼火，而没有命令小伙子们注意他们的军衔——这情景在各国部队中恐怕都不多见，在以色列正规部队中也不大可能出现，而只可能发生在极为强调灵活性，和尊重前敌指挥官临机处置权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中。古尔看着总参谋长，而后者皱着的眉头显示出他心中也很矛盾。既要救人，又不能让营救部队遭受损失。他低着头，用手不停地在地上划着。营里所有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发言，全都站在巴拉克一边。最后，埃拉扎尔将军拾起头说：
“可能是我错了。现在，我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总参谋长说得没错，还不到一个星期，巴拉克召集全营的军官，通报了叙利亚车队即将于次日返回的消息。
“这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巴拉克对军官们说，“我会待在指挥部里和将军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又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们解释，我们能行。”
于是，巴拉克把突袭分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约尼·内塔尼亚胡。此外，为了增加突袭的效果，这个分队还找来了两辆民用轿车，准备让它们开到伏击点的路边停下来，装作是抛了锚正在修理的样子，司机和乘客当然都是战士装扮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突击分队就埋伏在车后的路边。他们将事先在地上挖好了坑，并利用坑洼不平的地形把自己严密地掩蔽起来。
其他分队的配置也作了一些调整，北部军区“胡桃”侦察营的一个连加强了进来，替下了在约尼东边负责从后面包抄的分队。这个连的另一部被部署在西侧，负责为穆基指挥的机动堵截分队提供支援。为了坚定将军们的信心，穆基的机动部队里还增加了一辆坦克。
各分队照例在前一天夜里进入了伏击位置，第三次打开了“板条箱”。第二天（６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东侧的“胡桃”部队观察哨报告发现目标车队：两辆武装轿车、两辆轻便卡车，由一辆装甲车开路。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叙利亚车队继续向前开，离埋伏着的部队越来越近……突然，车队在伏击圈前面不远处停下来不动了。约尼的分队立即高度警觉了起来，在他后面，穆基也命令装甲车发动引擎。
１１时２５分，巴拉克把那两辆伪装的民用轿车派了出去。它们开到离叙利亚车队只有几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好像是抛了锚的样子。为了更自然一些，车上的司机还下来掀开了轿车的前盖，做出修理状。
这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德国大众货车从叙利亚车队的后面赶了上来，超过了车队。然后，这辆货车在伏击圈前突然调了个头，加速从来路跑了回去。约尼的观察哨立即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胡桃”部队的观察哨也把大众货车的奇怪举动报告了巴拉克。任务再次失败的不详预感笼罩了所有的参战人员。这时，叙利亚车队也已开始打轮调头。
侦察营灵活机变的作风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拉克抢在两位将军做出反应前，向约尼下达了出击命令，约尼立即命令突袭分队出动。两辆伪装轿车的司机飞快地跳进汽车发动起来。与此同时，所有埋伏的部队全部从路边和山坡上的隐蔽位置跳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叙利亚车队冲去。在他们后面，穆基指挥的装甲车和坦克闪电般地飞奔过去，掠过了目瞪口呆的联合国观察哨和黎巴嫩警察哨所。
叙利亚车队还没开动起来，他们在等着最前面的装甲车调头，而装甲车在这么狭窄的公路上调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不等车队调转完毕，以色列人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侦察营的一名军官举着扬声器跳到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阿拉伯语向懵头转向的黎巴嫩护卫部队大喊：“不许动！快投降！”这时，约尼分队的几名战士已经把几名叙利亚军官从两辆轿车里抓了出来。另一些战士举起枪，瞄准了每一辆车。一辆车里的黎巴嫩士兵开枪抵抗，立即被击毙。但那名喊话军官的膝盖还是被打伤了，他成了此次行动中惟一的伤员。
穆基的车队赶到时，约尼分队的战士正在给最后一名叙利亚军官戴上眼罩，并把他塞进侦察营开来的轿车里。其他人则将五名投降的黎巴嫩士兵押上了穆基的装甲车。这时，穆基突然发现一名趁乱逃脱的叙利亚军官，和一名黎巴嫩士兵正向“板条箱”没有盖上盖的那一面跑去，他命令部队去追，但两人成功地滑下了一个陡坡，甩开了追兵。这时，巴拉克命令部队撤离。
俘虏的五名叙利亚军官中，有叙利亚空军情报部的一名将军和两名上校。当夜，以色列再次向叙利亚提出了人质交换。几个小时后，叙利亚同意了交易。三名以色列飞行员最终获释。
以色列空军为获释的飞行员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负伤的皮尼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了主席台，向听众讲述他当战俘的经历。最后，他说：
“那时我们常常在想——总参侦察营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３．“少年之春”行动
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个晚上，正是地中海短暂但风和日丽的早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以北的岸边，人们在三三两两地散步、闲聊。海上，一艘“风暴”级导弹艇的黑影正悄无声息地漂过。一群全副武装、身着黑衫和绿军裤的人从船上放下几艘橡皮艇，安静而迅速地登了上去。橡皮艇随即发出轻轻的哼声，向遍布礁石的海岸疾驶而去。
岸边，三辆轿车不合时宜地停在晚上出来“工作”的女孩子堆里。橡皮艇刚一靠岸，艇上的人就飞快地钻进车里。车子立刻发动，开进了离岸边不远的拉马特阿维夫居民区，这是个上层社区，住着不少有头有脸有钱的人。车在几幢还没竣工的楼房前停下。穿黑衣的人们相互低声招呼着，迅速分成了两组。一组守在街上，警惕地盯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另一组飞跑着冲进楼内，棕色的伞兵靴踩得脚手架一阵乱响。
一个粗壮结实的人坐在车旁，盯着秒表。
以色列人天生是很有警惕性的，一群彪形大汉在一个挺富裕的社区里跑来跑去，自然特别地叫人放心不下。离他们不远的一幢楼里，有位老先生躲在家中紧张地拨通了１００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一小队警车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
查问情况后，警察们着实地吃了一惊！在这儿，以色列最大城市的一流社区里，这些穿黑衣服的，鬼知道是哪个部分的人，居然连声招呼也不打，正在一本正经地忙活着一场军事演习！这有点叫人想不通。警察们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此外，还得把几个家伙带回局里，仔细查问个清楚。但领头的人拒绝与警方合作，还倒过来给警察们一个忠告：“我要是你，就不要什么解释。”
给警察总部打了几个电话后（也有人说，这些警察遇见并认出了正在附近“散步”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这些认真的警察发现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件根本不需要被看见的事情。于是，他们只好和平地，满肚子狐疑地收队。一个穿着黑衣的小伙子向他们眨眨眼：“也许以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也许。”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社区里再打１００报警电话的公民都被告知，他们应该关上窗户去睡觉。还不仅仅如此，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特拉维夫艾伦比大街上那家最时髦的男装店老板发现，近来嬉皮士的服饰走俏，—连两天，已经有十好几个小伙子光临他的店，清一色地要买蓝色牛仔裤和特大特肥的皮夹克，尽管他们看上去没有那么胖。开头，老板还很负责任地一再向他们解释，那个尺码实在是大得离谱了。但当一个个的小伙子又走进来要这套打扮时，聪明的老板觉出来事情有点蹊跷，这些人是想干点什么事，反正不像是要再成立个甲壳虫乐队。但还没容他打听出个端倪来，就有一个地区安全部门的官员来通知这位聪明人，只管闷头发财，不要操心太多的事情。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日，愚人节。一位３５岁的比利时人吉尔伯特·雷姆勃德来到了春色迷人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叫了辆出租车，开到了沙滩饭店，—家挺朴素的旅馆，开了个房间，准备在这个中东的巴黎疗养上几天。几个小时后，一位西德游客迪埃特·奥特努德也住进了这家饭店。这两人看上去谁也不认识谁，甚至从没在饭店走廊里遇上过。但他俩的度假方法好像差不多：雷姆勃德喜欢整天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走走，看看景色，特别喜欢沿着海岸边走。而奥特努德除了也喜欢没完没了地看街景外，还钟意钓鱼，特别是喜欢在达佛海滩岸边那几个他选好的点位上钓。
过了５天，沙滩饭店又来了三位新客人：比利时人查尔斯·布萨德和两位英国人安德鲁·维希洛、乔治·埃德尔。同一天，贝鲁特的大西洋饭店还来了一位有点麻烦的英国人安德鲁·梅希，一个典型的英伦岛上的人，每天都要絮絮叨叨地向服务生问上好几遍天气，不过他给小费倒是满大方，这一点不像英国人的风格，却不难让人接受。这样一来，他对当地天气的一大堆问题也就不那么惹人烦了。
这６个外国人都租了又结实又耐用的车：３辆别克云雀，１辆朴利茅斯客货两用车，１辆勇士和１辆雷诺。
事情还得从１９７２年德国“慕尼黑事件”说起：
１９７２年，奥运会正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举行。９月５日，凌晨４时，奥运村外八个穿着运动服的身材魁梧的男子，拎着蓝白色的阿迪达斯运动包，翻进了运动员居住区６英尺高的铁丝栅栏。虽然有人看到了他们，但包括保安在内都以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