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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国防军里，关于驻扎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一支神秘部队的传闻不径而走，这种神秘感吸引了更多的志愿者来投奔。这些人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其中一些人是冒险家；另一些人是无法适应正规部队纪律森严的生活；还有一些人是真正意识到了建立这支部队的必要性，并愿意投身其中，这一部分人大多是前“帕尔马赫”的成员。然而，这种门庭热闹的局面并没有降低沙龙的择人标准，多数人因达不到要求不能被录取，一些人则在加入后又被淘汰。１０１部队在人数最多时也没有超过５０人，它在全程中只保留了一支仔细筛选过的精干分队，这个核心为今后的特种部队在人员水平上树立了一个标准。
对于局外人来说，坐落在耶路撒冷群山中的１０１部队萨塔夫基地更像是一个美国西部的小镇。基地的大门通常有两个武装警卫站岗，他们不刮胡子，穿着平民的汗衫，有时是缴获的敌人制服，戴着澳大利亚草帽或是埃及警察带穗的红毡帽，甚至是阿拉伯人的大头巾。手里的武器也是形形色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ＭＰ－３８到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
越过门口的两个牛仔，基地里，三四十个士兵在摆弄着花样繁多的装备，包括各式各样的冲锋枪、步枪和突击队匕首。国防军发给这支部队数量上不受限制的武器弹药，１０１的士兵成了这些军火毫不吝啬的“消费者”。他们常常即兴选择各种打靶目标，包括随手扔起来的罐头、无辜的鸽子和营房的墙角。此外，他们每天都要进行新奇的勇气和技巧的试验，如自己站在房子下面，向这座房子的顶上扔手榴弹，或是向岩石陡峭的悬崖上边冲锋边射击。
一间小屋里，沙龙正在设计每一天的训练计划，他把士兵们分成几个班，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使他们彼此对立，从而形成毫不留情的竞争局面。渐渐地，沙龙开始将一些战斗小组派出去进行侦察和设伏训练。出发前，队员将讨论他们的行动计划、行动意图，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最后由沙龙在这个基础上定下具体的行动方案。一旦方案定下，每个人都必须执行，但沙龙从不忘明确一点：如果偶然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计划（这在战场上是经常遇到的），那么，他希望他们发挥创造力，使用必要的谋略完成任务。这一套制定作战方案的程序，后来成了以色列特种部队的一种典范。
士兵们化装成平民穿越边界，没有电台、医生，也投有任何后备的支援或营救措施。训练归来，每个人都必须如实地汇报，不能对战斗实况进行精确描述的士兵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开除。
训练了约两个月之后，总参谋部开始派１０１部队出去执行任务。沙龙早就对国防部的消极措施感到极端不满。他认为，对付阿拉伯人袭击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进行强有力的攻击。在他的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这支部队执行了一些极不光彩的打击行动。１９５３年９月，他们在袭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沙龙要求两组士兵用交叉火力射杀阿拉伯难民，结果，难民营中的１５户居民遭到杀戮，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
那一年１０月１３日夜，以色列平民苏扎尼·肯尼亚斯和她的两个孩子在睡梦中被杀害。国防军决定对约旦城镇基比雅进行报复性袭击，那里住着约２０００户居民和约旦警卫部队、国民自卫队。１０１部队和伞兵营一起接受了任务，由沙龙统一指挥。下达的命令是炸毁一些居民房屋，将居民赶走。沙龙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行动的规模可大可小。但当他命令将１３００榜炸药装车的时候，１０１部队的士兵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在夜色中袭击了基比雅，炸毁了至少４５间房屋，致使６９人死亡，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这次袭击成了举国上下激烈争论的话题，批评的人责问，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多的平民伤亡。
本·古里安总理在召见沙龙后颁布了一个公报称，袭击发生的那天晚上，没有任何一支国防军部队离开过基地。但事实上，政府的窘于承认，正说明了这件事给他们造成的巨大难堪。不久之后，１０１部队被解散，然而，这个举措与其说是国防军对这支部队的惩罚，还不如说是另有文章。实际上１０１部队得到了扩编——它的成员并入了８９０伞兵营，指挥官仍是沙龙。而沙龙很快将８９０营改造成了一个大号的１０１部队。
１０１部队前后只存在了五个月，但它在以色列特种部队历史上的地位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除了团队精神以外，在非常规作战战术，以及与此相应的训练和策划行动方法等方面，对后来的部队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１０１部队是第一支由总参谋部直接领导的（虽然编制在耶路撒冷旅），执行高度敏感任务的部队。它使得军方乃至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直接意识到了特种部队的作用。尽管它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在打击平民，但从军事角度上说，它使得当时相对虚弱的国防军，第一次有了可以成功地执行越界打击的力量，这为以后各支特种部队的相继建立埋下了伏笔。
１０１部队和伞兵营合并之初，自认为是精锐的伞兵们并不想把自己交给野蛮粗鲁的１０１部队的长官去指挥。沙龙刚上任，大多数伞兵军官便递交了辞呈，他冷静地一一接受，然后把自己的人派上岗位。在很短的时间里，他通过严酷的筛选，和１０１式的训练——徒手格斗、夜战、射击等等，将伞兵营变成了整个国防军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８９０营几乎包揽了全军所有的越界作战任务。
对于特种作战，沙龙有着其独特的，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当上面要求他抓一名叙利亚人以交换一名被抓的以色列人时，他命令伞兵们把一只大桶点上火放在公路中央。一名倒霉的叙利亚司机路过时，对这个突兀的大火盆甚是纳闷，因而停下来想看个究竟，伞兵们没费任何力气就捉住了他。还有一次，上面命令这个营去攻占一座埃及人占领的小山，当部队接近目标时，沙龙命令打开全部车灯，从正面大摇大摆地上去。他认为，强烈的灯光和有恃无恐，会让埃及人误把他们当成一支坦克纵队。事实证明，当汽车队在小山附近来回转时，埃及人退却了，根本没有对真正的袭击部队作出任何抵抗。
另一方面，战斗的胜利使得沙龙故态重萌，这支部队不久就表现出了１０１部队综合症。简言之，就是每一次任务，沙龙都以特有的狂热，使它超出上级原定的范围和程度，而且在事后总有理由阐明，为什么扩大行动是必要的。国防军当然需要他这种指挥官，但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不可驾驭和捉摸不定。但这时的政治环境对沙龙是有利的，一方面，总理本·古里安、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和新入主外交部的梅厄夫人都是对阿拉伯世界持强硬态度。另一方面，这支频频执行越界行动的部队，成了“整个国家进行集体报复的工具”（出自时任代总理的摩西·沙里特的日记）。伞兵部队的行动，甚至对中东地区的格局都产生了影响。１９５５年２月，以色列在加沙对埃及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次袭击。３８名埃军士兵被杀，４４人受伤，沙龙的部队阵亡８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表示，由于这次袭击，他确信埃、以间的和平已成泡影，他被迫转向前苏联以获得援助，并与原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军售协议。说一次，不如说是这一年多来的一系列特种作战，而使得地区战略格局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进而在次年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这在特种部队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同年，８９０营和新建的“纳哈尔”空降营、预备役伞兵营合并为２０２支队，沙龙任司令。至此，从１０１演变而来的这支特种部队，开始迈入大规模的正规军行列，并最终成为陆军最精锐的两支部队之一：第３５伞兵旅。沙龙作为特种部队指挥官的经历也大致结束。
１９７３年，随着埃及新总统萨达特的就职，埃、以的紧张关系在表面上有所缓和。沙龙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处被告知，他不可能获得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且，在年底南部军区司令任期届满后，连这一职务也将被解除。他递交了辞职书并获得了批准。他于７月离职，立即加入了自由党，准备在政界发展。但仅仅三个月后，１０月６日，埃及和叙利亚利用犹太教的赎罪日（那天，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在犹太会堂祈祷，然后在家中静坐禁食），出动２００架战机和６０００门火炮同时从南北方向向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三分之二的军事目标在１０分钟内被摧毁。埃及突击队强渡苏伊士运河，使以色列耗资２．５亿美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成了第二个马其诺。任南部预备役装甲师师长的沙龙再次被委以重任，率部从两个埃及军团的缝隙中强渡苏伊士运河，使埃及第三军团陷入重围，为以军在南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１０天后，埃及被迫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沙龙装甲师的士兵用白灰在坦克上书写了这样的字句：
“阿里尔，以色列之王！”
阿尔侬将军和他的战士（1）
“这是一支不存在的部队，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也许将来也永不会存在。”
亚伯拉罕·阿尔侬少校为自己正在计划组建的部队竭尽了心力，他预感到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全国防军最精锐的刀锋，以色列国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几十年后，当他长眠于耶路撒冷军人公墓时，他的国家对他的评价是：“陆军准将，保卫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无名英雄。”就一位将军而言，阿尔侬的确默默无闻，即便是在军界，因为他的贡献大多数是不能够公开的。
也许，每一个以色列民众都能够真切地感觉到这种贡献，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贝鲁特，在突尼斯，在乌干达，在他们与劫后余生的亲人流着泪拥抱的时候，这支部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在新闻保密检查极为严苛的以色列，这支部队时而被称为“国防军某精锐部队”，时而被称为“伞兵某部”，时而被简化成“某部”，而在无话不说的国际互联网上，它又被传为“２６９部队”，“参谋本部侦搜队”……
事实上，所有这些称呼都意味着同一支部队：ＳａｙｅｒｅｔＭａｔｋａｌ——国防军第２６２部队，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
以色列官方的立场是，这支部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
曾有一名美国人为全世界的特种部队推选排行榜，将这支神秘部队的综合战斗力排为世界第五。的确，总参侦察营的装备水平远非世界最先进，官兵待遇也远谈不上最优越，但在冲突不断的中东，战斗本身就是这支部队最主要的训练课程之一，这是其他任何部队都无法比拟的，认真论起实战来，这个营的排名可能还要靠前一些。
任何国家的任何军队，都毫无例外地珍视自己用血写的荣誉，每一支王牌部队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总参侦察营的故事是这样的：
“阿尔侬少校成了情报部队中的教父，就像地下世界万能的主宰者那样，如果出现了什么用常规手段难以应付的棘手问题，人们会去找他。”一位美国人在撰写有关阿尔侬的文章时，很自然地说出了上面的这段话。的确，阿尔侬和好莱坞那位著名的柯利昂先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亲手缔造了一个坚忍、高效、但不能公之于众的行动组织。在这方面，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在阳光下面，他们则尽量做到默默无闻。
亚伯拉罕·阿尔侬１９３０年生于耶路撒冷，他一生中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组建并塑造了总参侦察营。
他出生的年代正值动乱时期，故乡耶路撒冷当时正是一座被暴力和仇恨包围的孤城。阿尔侬很早就参加了以色列人的武装组织——１７岁那年，他参加了“帕尔马赫”。一年之后，他已是著名的“哈雷尔”旅第四营的战士，在伊扎克，拉宾旅长（后任以色列总理，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因倡导中东和平遇刺身亡）的率领下，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最残酷的打通耶路撒冷交通生命线的“血路”之战，和战争后期在南线的大反攻。
这名经常沉默寡言，很少流露感情和想法的战士，很快就被上级认为是搞秘密情报工作的天然材料。战后１９４９年，他被选调到作战部情报局，即后来的总参情报部。２７岁那年已升至少校军衔，负责一个向阿拉伯国家布建间谍网的秘密单位。这个单位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以色列收买间谍和告密者。阿尔侬经常行踪诡秘地出没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的穷街陋巷，在不惹眼的安全点内与各色各样的情报贩子和敌国叛徒接头：付钱、收货、布置任务、讨价还价……这是一件肮脏的工作，天生伴随着敲诈和背叛。但阿尔侬不得不耐心地、日复一日地与这些人打交道。事实上，由于没有像样的侦察情报部队，这些人在当时几乎是国防军惟一的情报来源。
使阿尔侬决定放弃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是：这种获取情报的方式和他本人对侦察情报工作的理解相差甚远。告密者提供的情报质量不高，经常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又根本无法证实。此外，情报局当然想主动地搜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阿尔侬只能从告密者提供的情报中进行挑选，就好像在一家别扭的餐厅里，不能点菜，只好有什么吃什么。
在那些日子里，阿尔侬看得最多、反复琢磨的一本书是英国特种部队创始人大卫·斯特林上尉的回忆录《勇者胜》（Ｗｈｏ Ｄａｒｅｓ Ｗｉｎ）。上尉在书中回忆了二战期间指挥突击队在北非沙漠中与德军战斗的经历。这无疑是一本引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