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自觉
1350年，薄伽丘去罗马观看了圣年的隆重盛景。朝圣者到罗马来，不分时间，不分季节。尤其是每逢五十年一次的圣年，他们更是蜂拥而至。因为据说在圣年能得到大量的赐福和免罪。1350年是第二个圣年，编年史家维拉尼估计总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进了不朽城的大门。他们不顾旅途上的种种不便和意外事件，不顾透风的窗户、冰冷的房间、坑洼的道路、有虫子的床、变质的食物、劫道者、土匪、谋财害命的家伙、大胆的暴徒、雪崩、地震、战争、好抢劫的军队和穆斯林海盗。罗马向信徒们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然而，严格地说，这种旅行并非必要，通向天堂的道路不止一条，为了将罪和蒙神恩完全可以有其它较为便宜、迅速和安全的途径。不离开自己的村庄，照样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奉行高尚的道德原则，从而达于圣域。
事实上，寻求神恩正逐渐退化成了去罗马旅行的一种借口。当然，只有在罗马才能参拜圣殿、圣所和圣像，参加高级教士主持的仪式和极不平凡的节日活动，向神求得对重罪的赦免和解脱，这些特殊权利始终是人们离家而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随着岁月流逝，它们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人们参观宗教建筑不仅是因为它能唤起敬畏与启示，而且是为了欣赏它新颖的世俗之美，它那美妙的装饰和点缀其间的艺术品。对圣母画像，人们逐渐也不仅是膜拜她那超自然的神父，而是欣赏美妙的画技，推崇画家的名声和赞赏模特儿的美貌。
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艺本才第一次因其自身而被欣赏。其实，宗教艺术本来就不完全是赞美上帝和圣徒，它同时还赞美男人和女人、美好的事物、尘世生活的快乐、色彩、阳光和辛勤劳动。在修女和大胡子神父的身后，意大利的画家们得意地描绘了玲珑的小镇和美妙的风景，小得只有靠得很近才能辩出全部细节：墙壁、塔楼、教堂、街道、正在做活的手艺人、河里的轮船、阳台上的妇女和儿童、吠叫的狗、阳光里晒着的鲜艳衣物、庄稼汉和猎人。薄伽丘甚至可以在意大利的艺术与生活中嗅出地狱的硫黄味、渎神的气味。这时的意大利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最迷人、最有教仰、信仰不诚却又聪明的国家。意大利逐渐改造了人对宇宙的观念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们承认人类既能行善也能作恶的巨大能力，承认人类的美德、缺点和本性，他们的本性既不同于其他动物，又不同于天使。一场革命的序幕已经悄悄拉开。
薄伽丘是最早窥见舞台的人。专在朝圣的人群里，他嗅到了异教的、不敬神而且亵渎神明的气息。他把所有的感受和日臻完善的语言艺术结合起来，写出一部煌煌巨著《十日谈》。
《十日谈》的创作，完成于1348—1353年间，从酝酿到成书，大致花了十年时间。作家最初写这些短篇的时候，只是为了那不勒斯的女王爱听而写的，所以并无连贯的思想与统一的计划。但在把这些短篇缀连成篇时，作家又进行了巨大的加工与订正，使通篇贯穿了统一的宗旨与意图，融贯着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罗马教廷、要求祖国统一和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家在该书序言中直言不讳地申明，他写这本书，是奉献给为爱情所苦恼的女士们的。他说：“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从这故事中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作家是在通过对女性崇拜的大胆表白，宣扬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对封建教会势力进行勇敢的挑战。
《十日谈》以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的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为背景，有十个青年男女（三男七女），侥幸活了下来，相约逃到郊外一所别墅避难。那里尽是一片青葱的树木，生意盎然，清泉流水，室内清静雅致，如象从黑暗的中世纪，来到了阳光灿烂的人间。十个青年男女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除唱歌跳舞外，就轮流讲故事，每天轮流做“国王”和“王后”。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分别取材于欧洲中世纪的传说，东方民间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历史事件、宫庭传闻以及街谈巷议的资料等。薄伽丘借他山之石为己用，巧妙地加以收集、整理，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把这些故事情节移至意大利，以人文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加工改造，运用市民文艺的新形式，生动形象地反了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
中世纪的故事总是描写抱着光荣动机的侠义骑士和高尚少女，故事总笼罩着传奇的气氛，人物总是隐隐约约不大具体。意大利的《十日谈》里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商人、僧侣、手艺人、小店主和亲王，他们情欲旺盛，胃口又好，说着市场上和酒店里那种流利而丰富的方言。
这些东西和教会宣扬的道义是大不相同的，读者不会从中学到如何避免犯罪，如何与邪恶斗争，如何保护弱者，如何控制自己的本能，如何尊敬别人的美德，如何改良周围世界和如何使灵魂得救。他能从中学到的主要是如何在别人的欺骗、出卖、傲慢和狡诈面前保护自己；如何利用别人的弱点，看穿别人的伪装；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比如接近健壮的村姑、雇用脸红的女仆、品尝精制的酒菜、交结愉快的同伴和战胜弱小的敌人。在这些故事里，世界上一切残酷无情的东西都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很少加什么褒贬。温顺谦和的人、轻信的人、天真的人、戴绿帽子的人，都受到嘲笑。他的不幸不仅被信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魄力的人，既聪明又强壮的人，办事不择手段、对人毫不宽容地利用自己的天赋的人，总是出人头地，得到作者与读者的赞赏。这些故事还赞美肉体，颂扬女人裸体的和谐之美、冰肌玉骨之美。有时，这些故事似乎近于粗俗了，有时则巧妙地加上一点薄薄的掩盖，并且暗含某种寓意。这些故事偏好有形的、能体会出来的、能被感官感觉到的、能被人了解的东西，宁要有形的实体，不要梦幻般的抽象，要明确，不要含糊，要感官快乐，不要理想主义。
这些品质特点和全部表现决定了 《十日谈》的现实主义特质。薄伽丘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很明确的宣称自己十分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命运的主人，绝非神所安排。《十日谈》可以说是《人曲》，因为作者已经完全摆脱了神的桎梏，去全力描写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幸福在人间。《十日谈》恍如摇曳在中世纪废墟上的一朵奇葩，以其鲜明、泼辣、大胆、勇敢的特色突破了封建教会的樊篱，给“黑暗时代”涂抹上亮丽的色彩。“城市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政治地位。……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透露得更清楚了。”
《十日谈》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并广为流传。在刚刚使用印刷机的十五世纪的欧洲，《十日谈》至少有十二、三种最早版本是1471年，在威尼斯出版的。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
《十日谈》尽管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喜爱，反动的天主教会仍然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迫害机会。甚至在薄伽丘逝世之后，1497年，天主教会还发动了一次宗教狂热运动，许多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以“诲淫海盗”的罪名，被扔在广场付之一炬。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会钦定的 《十日谈》节本，居然把干坏事的僧侣全部改为俗人。由此可以见出
《十日谈》锋利敏锐的批判锋芒。
《十日谈》宛如开在“荆棘上的鲜花，在鲜花背后有一片棘手的荆棘”。薄伽丘因为培育出这朵怒放的鲜花而得以不朽。
夕阳无限好
艺术生命的悲剧
薄伽丘在完成《十日谈》的创作之后，思想上一度出现了急转直下的趋势。
1354—1355年，薄伽丘创作了最后一部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大鸦》。他在这部作品中竟采用了早已抛弃的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责骂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女人被诅咒是邪恶的祸水，这和那位讴歌爱情、崇拜女性的薄伽丘简直判若两人了。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已向封建势力妥协、屈服，背弃了自己原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大鸦》成为他思想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他艺术生命到此结束。从此，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潜心钻研古典文学。
作家思想上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
薄伽丘所生活的时代，即十四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稀疏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这正是资本主义刚刚透露曙光的时期。教皇利用强大的各级教会组织所形成的僧侣大军，控制着西欧、中欧的法庭，垄断了教育、文化和一切舆论机构。人民大众从孩提时代到进坟墓，一生都逃不脱教会的罗网，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被奴役，思想上受控制。1984年2月以前，天主教一直是意大利国教。有谁只要对当时的神权统治和宗教信条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因“异端”的罪名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
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英国、而终于产生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历史条件就很不一样了。封建割据势力，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英国迅速地发展。因此，薄伽丘和莎士比亚，虽然一先一后，一头一尾，同属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宣扬的都是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也不一样。薄伽丘所战斗的环境要沉重、窒息得多。
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英国，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残余，成了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笑料，不合时宜，荒谬绝伦，不攻自破。对于薄伽丘，却是大敌当前，势不两立，他必须运笔如刀，全面地向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芬伦斯神父可以让人感到可敬，有智慧，有学问，但薄伽丘时代的神父却只能属于阴险狡猾、为非作歹的特权阶级，成为被讥嘲、辱骂的对象。
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奋斗前行的艰难，没有同步者的悲哀。他仿佛事事独立，四周是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暗。在致命、孤独的氛围中，他的意志暗晦了，他的心灵迷乱了，他让自己的心绪溶化在一层古典般静穆的雾障里，不想探究为何痛苦，也不想超越这痛苦。他憎恨阴黯的日子，也同样厌弃了独力支撑那为人歌颂的太阳。
阴影和胁迫时时伴随着他。 1362年，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僧侣找到他，当面斥责他的作品是“邪恶的著作”，对他进行威胁、辱骂和规诫，使他的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乔亚奇诺·奇亚尼修道士更以已死的埃彼特罗·佩特罗尼的名义给他警告，要他放弃对于异端的研究，否则就要受到早死的惩罚。
薄伽丘更加动摇了，他开始了忏悔的日子，打算“改邪归正”皈依教会。
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个人使然。薄伽丘和但丁、彼特拉克一样，都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过渡人物，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赞美人生、肯定人的价值，拥护和讴歌新的世俗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完全摆脱中世纪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世纪是神权统治的时代，中世纪的世界观主要是神学的，教会的教条是一切思维的最初因素和基础。时代的惯性驱使作家沿着宗教的轨迹去寻求人生的真谛，而内心的复苏又使得他对自己的步履时时发出质疑；或者说，社会的淫靡虚伪使他对基督教抱以无限的期望，强烈的入世精神又使他深感宗教的法绳羁绊了人们的脚步。来世与现世、人生虚无与有所作为、宗教宿命与自由意志，这一切，构成了心灵的巨大碰撞和新旧思想的激烈交火，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薄伽丘，是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的，但是他的强有力的个性、激动人心的亲身情感体验使他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特别趋于世俗化。在他年轻时，他能够很敏锐地分清善与恶，可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内在的和谐每一次遭到破坏，他都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天性的随机应变而得到弥补，所以他并不感到悔恨。但是，即使对于宗教表现得漠不关心，随便发言反对教会，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正式的哲学上的无神论者。他有意识地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他的目标。他论证说：让我们赞扬耶酥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经站稳了脚步，异教已经被毁来，而胜利了的教会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营垒。
人文主义者的心灵归宿
薄伽丘的晚年基本上是在佛罗伦萨和契塔尔特度过的。契塔尔特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市镇，距佛罗伦萨西南二十英里。薄伽丘在这里作为一名博学的人文主义者进行了学术研究工作。
当时的意大利还不甚热心古典文学作品。保存在僧院的古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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