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呢，他几乎在他每一次公开的讲话，以及种种“政府”文告中，总要提及反攻大陆。隔着一道海峡，海军、空军力量不足的毛泽东，一下子无法实现解放台湾；蒋介石总共才六十来万军队，守岛尚可，至于反攻大陆未免力量不足。虽说毛泽东一下子无法解放台湾，蒋介石又一下子无法反攻大陆，双方在五十年代之初却仍处于交战状态。这时的国共之战，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毛泽东打蒋介石，打的是大陆周边那些被蒋介石军队占领的小岛；蒋介石打毛泽东，打的是空袭战，小股登陆、骚扰战。这跟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宁沪杭战役相比，只能说是小打小闹了。不过，这小打小闹，在那时却不停地打，不断地闹。
毛泽东一个一个打下了蒋介石部队占领的小岛：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发起攻击，至十二月七日全部占领那一群小岛；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舟山群岛；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蒋介石把一位名叫“秦东昌”的特殊人物派往浙江沿海的大陈岛，在那里设立了浙江省政府，“秦东昌”为主席（这位“秦东昌”，其实就是当年毛泽东的老对手、“西北王”胡宗南）。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大陈岛西北的一江山岛。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得知蒋军可能会从大陈岛撤退，毛泽东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信：彭德怀同志：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
二月二日
蒋军果真撤退，解放军亦果真未在其撤退时炮击。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难得的一次战场上的“合作”：蒋介石料定大陈难保，为了保存实力，把十五万部队急急撤回台湾。毛泽东“高抬贵手”，下令“让敌人安全撤走”。
二月十三日解放军占领了大陈岛、披山岛。
从此，这种小岛之争，画上了句号。
蒋介石那时掌握着中国的制空权，虽说他的陆军大部覆没，空军却几乎很完整地退到台湾，也正因为那时中共还没有空军力量，所以蒋介石可以从成都从从容容地飞回台北，不必担心途中会有中共的飞机截击。蒋介石的空军那时有各种型号的飞机四百架。由于缺乏维修的零件，其中能够投入战斗的大约为半数。蒋介石凭借着这二百来架飞机，不断飞越海峡，轰炸大陆沿海城市。内中最为著名的是一九五○年二月六日，根据国民党潜伏特务罗炳乾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派十七架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目标，投弹七十多枚，造成上海停电、停水，居民死伤达千人以上。上海人为之震惊。称为“二六”轰炸。
蒋介石的海军那时也占优势，退往台湾的舰艇有五十多艘。凭借着这些舰艇，蒋介石不时骚扰着大陆沿海。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获悉蒋军情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发去电报：
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另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及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蒋介石曾两度派部队骚扰闽粤交界处的东山岛。特别是第二次，蒋介石出动了登陆艇、炮艇、兵舰，在空军的配合下，一万三千多人扑了过来。打了一天，被歼三千多人，这才赶紧退走。
这样的打打闹闹，持续了好多年……海峡两岸，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海峡此岸，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海峡彼岸，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反共第一歌”——《保卫大台湾》。
海峡此岸，毛泽东着力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挖出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在大陆埋伏下的五十万左右的特务人员。那时，大陆最走红的是反特电影，如《人民的巨掌》、《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等；海峡彼岸，蒋介石实行“戒严令”，开展反共运动，深挖“共谍”。那时，台湾最走红的是反共电影，如《噩梦初醒》、《永不分离》、《春满人间》等等。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迷雾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南中国海上空的一声爆炸，震惊了全世界。
那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印度孟买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途经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时，突然发出沉闷的爆炸声。机长杰塔镇定地驾驶着摇摇欲坠的飞机，从一万八千英尺高空降落在海面上。在烈火中，杰塔机长、四位机组人员及十一位乘客丧生，另三位机组人员及其余乘客获救。
这次空难事故之所以震惊世界，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原本要搭乘这一航班，飞往印尼。
周恩来前往印尼，是为了出席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政府首脑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时，在台北的国民政府，未在被邀请之列。因为大多数亚非国家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把台北的国民政府称为“蒋介石集团”。蒋介石对于未能出席万隆会议，深为不快。
周恩来临时改变了行期，未上“克什米尔公主”号，幸免于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众说纷纭。美国《纽约时报》说这是一次普通的飞行事故，与政治无关。但是，美国新闻处四月十二日的电讯，却转达了北京的愤怒的抗议声：
中国今晚抗议美利坚合众国及国民党集团昨天预谋破坏飞机，谋杀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和其他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团员。
北京电台说失事飞机在离开香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组织正积极破坏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印度飞机，对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进行谋杀，破坏亚非会议”。
美国新闻处的电讯，发自伦敦，他们是从北京方面的电台播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中，获悉北京的抗议。飞机失事才二十四小时，北京方面怎么会如此迅速作出反应，明明白白地指责这是美、蒋进行的政治谋杀呢？
其实，北京方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获悉重要情报。正因为这样，周恩来改变了行期，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留着八字胡，戴一副紫黑颜色边框的眼镜的李克农，事先获悉了蒋介石特务的谋杀计划。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
自一九二八年起，他在中共特科从事秘密工作，屡建奇勋：
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时，把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地址和盘托出。密电发往南京，落在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急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奔往上海西藏路东方旅馆，把密信交给住在那里的李克农。李克农火速通知周恩来，使周恩来及中共中央机关迅速得以安全转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中，李克农在幕后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西安事变前他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专门负责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秘密联络。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在陕西洛川与张学良秘密会谈的中共代表便是李克农。此后，四月九日，他又陪同周恩来前往肤施（延安），秘密会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出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长……
四十年代，他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一九五一年，他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一九五四年，他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
李克农可以说是一位无线电专家，早在一九二九年便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那时的局长就是徐恩曾。李克农凭借着他对于国民党无线电系统的经验，在破译密码专家的配合下，在潜伏台湾的中共特工帮助下，事先获知了蒋介石特务的绝密谋杀计划。正因为这样，“克什米尔公主”号刚一失事，北京就以极为肯定的语气，谴责这是美、蒋特务谋杀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阴谋。
后来的调查表明，李克农的情报完全正确：五月二十六日，印尼调查委员会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是由于右翼尾轮升降道中的定时铒雷（炸弹）爆炸所造成的，否定了那是“普通事故”。此后，又反复调查当时在香港机场曾经接近过“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二十七人，细细“过筛”，查明定时炸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雇员周驹所放。周驹是个化名，本名周梓铭。台湾特务机关花重金收买了周梓铭，让他把一枚带有钟表结构的定时炸弹悄然放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发后，周梓铭逃往台湾……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在香港，英国政府不能不进行认真调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英国外交部把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结果声明，由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破坏事件，经英国政府调查，是蒋介石集团指挥他们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在飞机右翼内部安置定时炸弹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蒋介石集团特务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其原因在于亚非首脑会议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外。出席这一会议的有亚非二十九个国家，蒋介石被排除在外，深感外交上的孤立。他们想借谋杀周恩来，给北京以打击……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周恩来在万隆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当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时，机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成了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明星”。这不仅仅由于几天前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是在于他是第一流的外交才干，在于他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非地区的重要地位。那时，亚非各国颇多分歧，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
周恩来在当年的漫长的国共谈判之中，在和蒋介石的一次次会谈之中，磨炼了一身难得的谈判功夫。此刻，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深得人心的演讲。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一片赞同。这样，会议达成了关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史称“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是一次国际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却也谈起了国内问题，即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对于台湾问题，也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决，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这番话。不过，当时的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外交关系，于是中美双方通过英国进行联络。在英国的联络下，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双方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地点瑞士首都日内瓦，在那里举行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中方首席代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为尤·阿·约翰逊。王炳南参与策动过西安事变。在重庆谈判时，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他在一九五五四月，奉派为驻波兰大使。
经过中美双方的会谈，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达成一份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日内瓦的会谈表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立的关系有了缓和。这理所当然对北京和台湾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自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当即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人们猜测着北京究竟以什么样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其实早在一九五○年，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遴选从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人物时，首先想及了那位号称“和平大使”的张治中。张治中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他曾是国共谈判时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台湾有着他的众多的旧部好友，他和蒋介石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就连蒋介石下野之后，他还两度赴溪口聆教……
一九五○年，张治中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三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全文如下：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内中，“寅”为代月地支，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