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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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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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共产国际及苏联对张、杨的责难。    
    四、张学良自认为能够返回西安。    
    五、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的担保。    
    六、为国家民族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圣诞之夜都未合一眼

    夕阳把天空染得一片金黄。两架飞机一前一后,从西安朝洛阳飞去。    
    蒋介石的专机,由美国人林纳德驾驶。蒋介石坐在机舱右边最前面的座位上。他把礼帽拉下来,盖在脸上,一声不响。蒋介石的沉默,使整个机舱里的宋子文、宋美龄、黄仁霖、蒋孝镇等也一声不吭。傍晚五时二十分,飞机在洛阳机场着陆。毛邦初、祝绍周、王勋、刘海波等数百人已在机场迎候。首先走下飞机的是带着微笑的宋美龄,紧接着是宋子文,然后才是由激动得流泪的侍从们扶着缓步而下的蒋介石。蒋介石依然沉默不语。走了几步之后,他忽然对宋子文说了一句:“你去招呼汉卿!”    
    圣诞节之夜,蒋介石宿于洛阳军官分校。晚上,蒋介石把在飞机上打好的腹稿,口授秘书陈布雷,命陈布雷于当夜挥就三千余字的《对张杨的训词》,以便明日可在洛阳发表,而一到南京亦可马上交给各报——二十七日南京各报果真都刊载了此文。此文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对时局的声明。    
    就在蒋介石口授《对张杨的训词》之际,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在反反复复研读周恩来发来的急电。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报告了“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一重大变化之外,还写了自己对此事的评价: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毛泽东迅即对“蒋走张去”这一重大变化作出反应。    
    毛泽东发出了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这一电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党内通报了“蒋走张去”情况以及他对时局的估计——彭、任: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五四九页,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三六年的圣诞之夜,蒋介石在洛阳,毛泽东在保安,都为激烈变化着的中国政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翌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改乘希特勒所赠的“容克”型专机,由洛阳起飞,朝南京飞去。四架歼击机护送着蒋介石专机。    
    张学良依然乘坐那架“波鹰”专机,随后起飞。中午十二时二十分,蒋介石专机降落在南京机场,飘着长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率两千多人在机场欢迎。这时,当蒋介石步下飞机,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虽说他的腰部在华清池事变时翻墙损伤,此时仍忍痛向林森弯腰鞠躬,表示感谢。    
    蒋介石乘车入城,沿途南京四十万市民争相观看。见此盛况,蒋介石“心中悚惭无已”。也是历史的巧合——这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毛泽东四十三岁诞辰。蒋介石刚回南京,便发表了通电——中正已于本日正午回京。两周以来,承各地同胞热烈垂注,无限感动。自唯精诚未浃,教导未周,致国家有此非常之变乱,以增我同胞之忧,内省职责,负疚殊深,应对我中央及全国同胞引咎。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    
    蒋中正    
    宥亥印    
    张学良来到南京,顿时成了万众关注的人物。张学良在这一天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函,也是极为令人关注的——介石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    
    学良谨肃    
    二十六日    
    张学良的这封信,是蒋介石要他写的。张学良并不知道蒋介石要发表此信——张学良说“否则我不写”。然而,蒋介石却在报端全文刊登了此信。后来,张学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时,作了如此说明:“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在法庭上,张学良也郑重地说明了自己送蒋介石回京,“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张学良声言:“我对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 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在报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前文已经提及,此文在南京见报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阳发表则是二十六日。此文刚一在洛阳    
    发表,迅即传入保安窑洞。——中共从国民党电台的广播中获悉。    
    毛泽东细细读罢,马上作出反应。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出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最初以《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二十九日刊载于中共机关报《斗争》上。此文后来易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收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虽说《对张杨的训词》是陈布雷代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意见,而毛泽东倒是向来自己动笔,无须秘书代劳——只是他的讲话稿要秘书整理而已。现把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剪辑编排,形成一篇耐人寻味的“蒋毛书面对话”——    
    毛: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毛: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蒋: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又在演戏

    西安事变虽说随着蒋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戏剧性的“演出”,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    
    蒋介石是一位戏剧性的演员。他刚刚回到南京,孔祥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发表通电:“兹幸蒋院长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领导之下,勉效驱策,所有祥熙代院长职务自应即日卸除。”蒋介石本是行政院长,西安事变时由孔祥熙代理,这时蒋介石官复原职,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都要辞去!蒋介石要掼乌纱帽,其原因是西安事变使他太失面子。他回到南京以后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匪”!不过,蒋介石的掼乌纱帽,只是演戏而已。    
    他“再三辞职”,未能获准:“经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加以慰留,但给假一个月借资疗养。”这是说,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铁腕人物。    
    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抗日以及“今后我绝不剿共”,虽说迫于无奈,毕竟言犹在耳。回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便发表他的谈话: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伟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    
    这表明他对于他的不抵抗主义感到“疚愧”了。毛泽东呢?西安事变使他大大赢了一步棋。他除了公开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之外,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达了内部文件《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    
    这一文件还指出: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然,毛泽东的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正准备由小小的保安迁入陕北重镇延安的他,踌躇满志,力图扩大西安事变的成果。    
    蒋介石在西安受了惊,翻墙时受了伤,回到南京,南京又乱成一锅粥。老样子,蒋介石在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总是两步棋:一是“下野”,二是回老家。这一回,既然“给假一个月”,理所当然,他要回老家奉化溪口休养去了。当然,这一回他回老家,还有另一种原因:他的同父异母之兄蒋锡候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死去,他要回老家悼念。    
    蒋锡候谱名周康,字介卿,系徐氏所生,比蒋介石年长十岁。蒋锡候毕业于四明专门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东英德县县长、宁波海关监督,人称“蒋监督”。据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老家武山庙看戏。他患高血压症,吃了一惊,顿时,血压升高手冰凉,从此卧床不起。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的翌日,蒋锡候一命呜呼……    
    蒋介石本来就要回老家。这么一来,他更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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