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函之后，十分不满意，认为大陆当局“耍大牌”，既然是汪道涵要访台，岂能要海基会派副秘书长先行访问大陆作安排性商谈？于是，海基会乃命一向善于扮黑脸的许惠再扮黑脸，他在16日以极强硬的态度批评海协会“曲解两会所达致的共识”，并称“大陆被宠坏了，对台湾指手画脚，令人反感”。 许惠说：“大陆对台湾作出许多攻击，包括攻击台湾民主化，批评‘新台湾人’主张，骂台湾邀请魏京生来访，批评台湾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台湾要吃什么菜，还要他们来管？” 许惠的痛责被台湾媒体称为“发飙”，台湾一家新闻性周刊挖苦性地称许惠这种“发飙”是“一套人马，多种脸色”，并形容这种作为是“海（基会）陆（委会）勤练‘变脸秀’”。
以“变脸秀”来形容海基会及台湾当局对付大陆的手法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许惠公开“发飙”之后，海基会在1月22日又去函海协会，极客气的邀请海协会副秘书长层级人员于2月底“前来台北磋商，并表示欢迎汪会长于今年春季尽早率团来访，继续双方的建设性对话。” 许惠且在这天的记者会上“明示”的说：“春季满长的，4月29日是第一次汪辜会谈届满6周年的日子，应该是汪先生来访的适当时机。”
了解了海峡两岸这么一来一往的来龙去脉，大家都能体会出，海协会在2月1日至海基会函的奥妙之处，以及台湾当局解读海协会会函时所采取的“选择性理解”的高明之处。
都不想长久僵持
其实，若说穿了，海峡两岸都有不能让双方交流长久僵持的共同想法。
据北京台办方面高层官员告诉笔者，海协会2月1日函件中谈到邀请海基会副秘书长访问大陆商谈汪道涵访台事宜，以及“感谢”台湾邀请海协会副秘书长访台这些情况时，故意采取“弹性词句”，其用意是表示：“我们还是希望海基会派人来谈”。但是，他说：“为了不使两岸在这件事上长久僵持，我们采取了比较有弹性的态度。那就是说，要我们派人去也成。”不过，为了保留颜面，海协会故意在函中未敲定海协会副秘书长往访的日期，目的是让海基会主动提出日程的建议。
台湾方面，尤其以李登辉为首的“政府”官员其实也一直积极着手改善两岸关系，一直希望汪道涵早日访台。从今年1月开始，台湾当局即一再表示，李登辉将“礼尚往来”的会见汪道涵，台湾当局且从去年年底开始不断透过媒体放话，希望汪道涵在3月底访问台湾。一连串的动作都明显的表示，台湾当局在口头上，在公开的姿态上，虽然依旧其强硬的模样，但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台湾当局积极的要改善与大陆的关系。
明年6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目前在民众绝大多数希望两岸关系在不变的情况之下要有所改善的心态之下，连民进党都想在大选中打大陆牌，国民党自然希望以其目前执政的优势，改善两岸关系。
经济上极为依赖大陆
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已达难以自拔的程度，这点连一向对大陆持强硬态度的李登辉在最近的谈话中都作出罕见的坦白之言。他在1月30日曾表示：“大陆的经济也很可能影响台湾内部的经济。”最近两岸双边贸易一出现萎缩，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即发生震撼。
因此，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之下，台湾当局自然希望汪道涵能越快访问台湾越好。不过，同样也基于颜面问题，台湾方面也使出了尤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希望大陆方面展现出“主动”的态度。
当然，在汪道涵访台的底线上，海峡两岸也都各怀打算，大陆方面一再提醒台湾当局别忘了去年10月辜振甫访问上海时与汪道涵达成的四项共识：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对话；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多层次的交流互访；三、对涉及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事件加强个案协助；四、汪道涵表示愿意在适当时候访台。
大陆方面一直强调的是，汪道涵访台时不可能不谈政治及经济问题，因为这是上述两项共识的一部分。台湾方面则表示，台湾对上述共识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大陆方面对汪道涵的访台不应设有前提。事实上，去年10月15日，汪、辜两人在上海会晤后，台湾各大报都报道了那“四项共识”的新闻，在有关于“政治”、“经济”话题部分，有些台湾报纸则报道称，双方的确有关于在对话中包括“政治”及“经济”内容的共识。然而，也有台湾的报纸引述海基会副董事长许惠的话称，双方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
尽管如此，显然的，台湾方面还是急于看到汪道涵访台，大陆方面也基于“这样拖下去总不是办法”的心态，不会把汪道涵访台之途堵死。因此，在双方都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相信汪道函会在今年5月之后访台的。
（写于1999年2月5日）
2002年唐树备接受阮次山专访披露“汪辜会谈”内幕
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两岸关系论坛”，2002年3月26日在深圳举行，阮次山先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3月26日，阮次山先生特别访问了大陆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现任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唐树备先生，请他回顾了当年“汪辜”两次会谈的历史情况。
阮次山：唐会长，可以说您从开始担任两岸事务的北京方面的官员一直到现在，悠悠岁月已经过了快十几年了，您回头看，在目前的两岸关系，还有当初您从事两岸工作破冰之旅时候的感觉，现在您心理上有什么样的感觉。
唐树备：我想破冰，冰已经破了，路已经铺出来一段了，但是由于李登辉的“两国论”把这个航道堵住了，目前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想我在1989年到台办工作，1991年当了海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到了2000年7月份离开，整整12年台办的工作，也有8…9年的海协的工作，我想我回顾起来在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的领导下，根据台办的委托，两岸之间打破了一些冰，我想主要的是在三点上。
第一点就是两会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两岸1949年分离，但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点上取得了共识，当然对于“一个中国”的内涵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一个中国”，这是大家都承诺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就是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我想你也去了，因为不需要涉及“一个中国”的共识，因为1992年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1993年的“汪辜会谈”就可以讨论具体事务性问题，就达成了四项协议，其实有一些协议对两岸的民间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两岸的民间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但是民间交流事务性的商谈很多问题还卡在那儿，因为实际上，两岸的根本分歧是政治问题，所以不谈政治，很多问题是很难处理的。
1998年汪道涵会长邀请辜振甫到上海，然后辜振甫先生又到了北京，钱其琛副总理见辜振甫先生，江泽民先生作为党的总书记也见了他，陈云林先生作为中台办的主任也见了面，双方已经开始政治上的讨论了，交换意见，当然没有主题，但是双方都在政治上表明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正式对话就开始了。所以双方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事务性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协议，而且开始在政治问题上交换意见。
所以我想这个冰就开始打破了，假如船一直往前走的话，就逐步往两岸统一的方向前进，所以李登辉非常紧张，就抛出“两国论”。
阮次山：谈到“九二共识”，那个时候双方互信的基础还是有的，否则国内不会有那么大的容忍度，让台湾在述说“一个中国”的内涵，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了1998年，李登辉“两国论”出现以后，就阻碍了这项互信的基础，到现在，这种互信基础如果陈水扁他们没有消除的话，您看“九二共识”是坚持，还是回到原来的原定，还是彼此可以再那么谈？
唐树备：你讲的也对，“九二共识”当时能够形成还是有一定的互信，互信的基础也不是谁讲的话，而是当时台湾的文件，因为台湾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国家统一纲领”是由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其中提出了台湾和大陆同属中国的领土，在里面也提出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放弃对决的状态，所以“一个中国”就写在李登辉先生主持的文件里。接着在1992年8月1日，台湾“国统会”专门通过了“一个中国”含义的解释，这是一个经过台湾长期研究，正式回应大陆，明确“一个中国”以后，它专门通过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印象有三段话，第一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所不同。所以1992年8月1日台湾“国统会”公开发表了，报纸都公开发表了，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大陆方面，我还有我们很多的同事和助理，我当时作为海协的负责人发表了谈话，是1992年8月17日，这个谈话不是经过上面批准的，我就说，我们注意到这个文件，有了这句话就行了，因为你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至于含义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目前不需要讨论，因为事务性商谈不涉及到讨论“一个中国”的含义，“一个中国”的含义要正式谈判的时候才讨论。
阮次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讲就有一个顾虑，过去你讲的都不算数，可是过去我们是基于互信的原则讲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既然你不遵守这种互信，以后大陆对一个原则上面是不是需要台湾更明确，干脆和你白纸黑字明白的解释，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唐树备：明白的解释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看来也困难，为什么？因为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除非两岸的正式谈判里面达成共识，否则不可能很快达到共识。
阮次山：过去您在谈判的时候有没有点出这一点，我们模糊是我们的宽大，可是这个不相对等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是事实存在的？
唐树备：我从来不点出这一点，因为邓先生也讲了，就是大陆和台湾谈判要本着“一个中国”原则来平等商谈，不以中央对地方的名义，所以我们极力体现出两岸谈判地位的平等，但是两岸实力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谈判地位上是平等的，所以我对台湾谈判代表都讲过，我大陆没有办法在谈判桌上把我的意见强加给你，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你不同意，我不能说你同意，当然台湾也不能把你的意见强加给我，我们只能大家同意，我们才能签字，不同意就不能签字。
好，两个协议汪先生坐在右边签，签完了两个再换个位子，另外两个辜先生坐在右边签，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你认为这样平等，我们也可以。谈判桌一边坐这边，一边坐那边，但是台湾会提出来，靠对门的，就是主方，背着门的是客方，好，今天上午我坐在对门，下午你坐在对门，这种两岸可以做到，我们很愿意配合。我们要说明，尽管两岸之间实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谈判地位是平等的，我们不可能把意见强加给你，你也不应当把意见强加给我，我们应该找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办法。
我想最近台湾的一些领导人好像说不搞“一个中国”，搞“两个中国”，才能够使台湾地位平等，这完全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不符合1992年以来两岸谈判的历史，两岸谈判的历史从来是平等的。
阮次山：我们知道在1993年“汪辜会谈”的历史性的一刹那，我不知道您在开之前您的心理怎么样，开完5天结束以后，您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
唐树备：我想大家都有一种非常欣喜的气氛，因为不管怎么样，1949年以来，两岸没有正式接触，但是作为一个民间的最高负责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坐下来谈，而且签了4个协议，世界各国的几百个记者都在那儿采访，汪辜两位先生握手，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江泽民主席有一个重要的评价说是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当时我就想过，我就感到国共两党历史上的谈判，谈了，签了字也不一定执行，我想你也可能有印象。毛主席和蒋先生签了重庆协议，但是后来国民党发动内战，也没有执行。所以当时我也想，这个协议签了，能不能执行，还得再看，特别是看李登辉先生他是要向分裂的方向走，还是愿意往两岸关系改善的方向走，要看今后李先生的做法。结果李先生在“汪辜会谈”协议签字后，1993年6月份台湾提出来参与联合国，所以他往那个方向走的趋势开始暴露出来了。1994年他的一次谈话就明显地暴露出他那种分裂的意向，所以我当时预感还是一点都没有错。
阮次山：1996年他到美国访问，造成双方关系一直降到冰点以后，在1998年又让辜振甫到大陆访问，等于是技术上是第二次“汪辜会谈”，那时候您也在国台办，在大陆方面的立场来讲，那次也是一种让步，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希望1998年以后开始第二次、第三次的“汪辜会谈”开始？
唐树备：我想当时还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争取两岸的关系能够和平的往前发展，尽可能能够使得两岸之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能够关系不断的改善。
我想，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陆用军事演习来表示我们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完整的立场，我看美国也体会到了这点，就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假如分裂势力不断的互动，而且甚至于走到台湾搞“两个中国”独立的倾向，那么两岸之间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爆炸性的问题。而美国由于和台湾有《关系法》，也不得不可能把自己卷进去，所以影响到美国的世界战略，这个斗争以后，美国后来也声明了“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搞“两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