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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
一、我如何短期内出任铲共任务
我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七岁时入党。先入青岛大学，后入讲武堂。毕业后，取行革命管道，参加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初任职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为蒋作宾，我任济南特派员，目标收编敌方部队。适时，日本借口出兵济南保护胶济铁路，阻国军北伐。其时即闹成“五·三惨案”。当时任该委员会的外交特派员，竟被日军惨杀。我其时乘牛车逃至禹城，搭津浦车至天津，追踪在逃的北军师长，收编为国军四十九师。在塘沽扣下招商局的轮船，运兵至烟台，开入胶东北部，对日军施加压力。同时，蒋作宾主席再报呈北伐军的蒋总司令。蒋总司令当即来电奖励。
不料该师进入肃清野战的数月后，因烟台邻接大连，张宗昌、褚玉璞军阀首领逃往大连，得到日方保护。因我收编的师长钟某革命意识不稳固，又与军阀勾结。我立刻偕中央接收大员数十人撤离，经大连乘船抵沪。蒋总司令查究此案，我与东海警备司令温建刚，一同晋谒蒋总司令。经我据实报告，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不数月，我专呈蒋公请求派遣职务，蒋公将我交予中央党部陈立夫秘书长。陈立夫接见我后，并约其属下的调查科长徐恩曾，与我相识。陈秘书长当着徐恩曾和我的面说，蔡孟坚系蒋公介绍，将由蒋公与中央党部互行调派任务，不列调查人员之列。接着，我被派在第五路总指挥何成濬的总部，任上校连络参谋，完成了多项任务。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北平开国民党扩大会议，举兵反蒋。其时，陈立夫派去密探赴北平侦察，提供情报给中央应变。蒋公其时由北平秘赴许昌，促成已被冯玉祥收编的杂牌师长任应岐，自许昌侧应中央对冯玉祥作战。但任应岐见到我后，让我在其参谋处待了约十日。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餉。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随后数日，蒋公在大树下乘凉，召见我，大加奖励，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并说：“武汉空虚，何成濬行营主任迭电告急。不仅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三镇共党也在暴动。我派你任两湖特派员，相信你有能力达成此一临时任务。”蒋公嘱我先去南京看陈立夫，并通知陈立夫速发派遣令。侍卫即为我购车票直达南京。不料陈立夫派员在浦口等候，我一到达即予接见。陈立夫先询问我如何去的许昌。我告知如何取得密电本，冒险呈交蒋公的经过。陈立夫对我大加赞赏，同时将中央派我任两湖特派员的任命面交，并附言遵蒋公来电，嘱陈立夫转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谓我对共党有生杀权。
我抵汉口后，即赴行营谒见何应钦主任，承告两湖共党乘中原大战，施行李立三城市路线，大施来无影、去无踪的暴动扰乱政策，使市民无法安生。军警镇压，捕到一些暴动现行犯，即捕即杀，暴动仍未停止，云云。我陈述，我系来自中原战场，蒋公临时要我来武汉，在钧座的辖区作些临时措施，镇压暴乱。但我毫无镇暴经验，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必须找到已捕获的共党分子，当面审讯，才能了解其行动策略。何应钦主任当即表示，原来不问暴乱行动案情，一律革杀勿论，“杀以止杀”，确非善举。
当何应钦主任电话询问军法处，有无未处决的被捕现行犯时，告知宪兵一团有明晨即将处决的现行犯两人。何应钦主任立即用车送我到硚口宪兵团，让欧阳珍（系黄埔一期生，且是江西同乡）团长，自监狱提出定于次日处决共党犯人两人：宋惠和（长沙人）、陈谦（湖北人），在宪兵的监视下让我审讯。我将宋惠和、陈谦二犯分开问话，有如记者访问，让对方轻鬆吐实。据供，他们（共党）受上方指示，到某城市暴动前，必先领取隐藏身份费。规定在某繁荣街道暴动时，多半用汽油筒内置放鞭炮，在各处来集合共犯（共党行动时各有不同暗号），并大声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暴动分子分别逃亡，很快不见人影。两犯个别审讯，说法相同。
我发现宋犯能说能写，即请欧阳团长借此两犯到旅馆同住数日，让两犯撰写“实施现场捉共办法”。欧阳团长向何应钦主任认准后，我即带该两犯同往太平洋饭店，同住一套房（事后才知，派有便衣在室外监护）。次日，即由宋惠和写完捕捉办法，内容是先让已捕获共党分子表示愿意自首后，立即由主办单位派捕手数人，在白昼循共党经常通行的街道遇到，共犯的上级或同行犯，即呼后方捕手将指认所发现的共犯带回机关审讯等办法。
我认准后，即将此办法面呈何应钦主任。只是当时我表示，我来汉口仅一人，无人可使用。何应钦主任表示，他认识住上海洪帮最高大爷徐朗西，已来武汉，安排即日与我见面。我与徐朗西见面后，并介绍他与武汉当地洪帮大爷相识，即允借二十名当地洪帮分子，由我当作捕手。宋惠和、陈谦二犯等于我的左右手，这洪帮二十人等于我初组的基本干部。照宋犯等所写捕共办法，初试时，也捕获了一些共党分子，陆续增加自首人（包括尤崇新在内）。
某日，自首的共犯，路遇一个行动诡秘共党分子华夏，即加逮捕。经密审，供出大案，要求负责铲共人亲自听供。我即闭门审讯，该犯供称：中原大战，南京胜利后，蒋公即将蒞汉，汉口工商组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公将出席演讲。共产党乘机打入该组织，并主管发入场证。他们已拿到两百张。共党已经自鄂西共党根据地，秘密来到汉口，分成二十五组，每组五人，预定当蒋公蒞临讲台时，共党入场分子一齐向讲台投弹，同时由秘密入场者另行投弹，分别炸出几条逃路。我立即令干部动员按址破案，深夜追查。同时向行营主任何应钦面报，同时分别电呈蒋公及陈立夫。蒋公得悉后，即复电嘱何应钦主任主任，转令我立时上庐山晋谒蒋公。因而我中止了在汉的行程。当蒙蒋公（蒋夫人在场）接见，我将破案实情面呈。蒋公大为嘉奖，当即决定手諭擢升我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并指定随时随总司令行动。发奖金现洋一万。面准我仍先返汉口。我即先返武汉，将奖金分配给洪帮干部五千元；自首共党五千元。在蒋公蒞汉后，即嘱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指定我为少将处长，将洪帮干部及自首共党纳入，继续执行铲共行动。
二、尤崇新系共党自首犯的再犯
殊料自首共党中，有七、八个执迷不悟分子，向我呈一建议，拟借机杀我。他们声称在武汉办一《醒报》，唤醒共党分子改邪归正。说来好听，并建议我参加该报的筹备会。我原已同意。某晚我在汉口市党委单成仪家作竹戏。其时，原来撰写“捕共办法”之自首者宋惠和，已成为我忠实的随身秘书。这帮真正谋害我的自首共党，原拟在开办报纸筹备会时，等我到场，即用布塞在我口中，磨快菜刀，用打麻将的声音，掩护即行将我杀毙，随后上船逃往九江，再到上海。当宋惠和自邻近弄堂来单家催促我去参加办报谈话会时，其时我心里忽作安排。我可去可不去（可能是上帝旨意），同时我打牌输了十三元也有关系。过了晚十时后，宋惠和竟未再来我处。同时，隔壁租给共党分子房子的主人，传出楼上有人惨呼救命。因共党已买好该晚十一时船票，因恨宋惠和，只好将宋惠和杀害而逃沪。我赶到时，即通知警备部查扣该晚启程的船只，终于将该自首再犯七人（一人跳江逃走）在某船内查出。此人犯中即有尤崇新、长江局的共犯，后交军法单位审判枪决。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到时枪决七人警示大众。尤崇新从狱中写一血书呈我，誓愿循游街方式，再捕几次共犯。终于，由尤崇新在汉口高尔夫小球场前，指认顾顺章为上海暴动总指挥，进而捕到了一条大鱼。
三、顾顺章被捕，骄傲不吐实，咎由自取
顾顺章被捕后，非常镇静，竟愿先见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蔡孟坚（因共党藏在我中央党部间谍的钱壮飞，早已有通报），捕手即把顾顺章送至我办公室。见面后，他先通报他名顾顺章，他与周恩来密驻上海，共同主持中共中常委，他并兼上海红色保卫局长。看来此人怙恶不悛，竟以共党自居，促我安排他去见蒋总司令，谈国、共两党合作，云云。我说先见行营何应钦主任再定。他答道：“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待我向何应钦上将报告后，何应钦表示他无意见顾顺章，嘱我安排去南京偕他谒蒋公。如果顾顺章当时供出陈立夫手下调查科（徐恩曾为科长）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为共党打入我中央主要间谍，我必然与何应钦主任另辟其它管道呈报蒋公。只因顾顺章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因此，我照正常方式，与南京中央党部不断通电，正式注明顾顺章自首，愿谒蒋公，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其时，何应钦主任嘱我租一招商局小轮，派宪兵一排，押顾顺章赴南京。但我先日乘飞机到京作安排。我到中央党部，适逢週六，仅遇到张道藩秘书，共同安排等到顾顺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顾顺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顾顺章一见中山路三○五号门牌，即是共党驻京住处，促我速将共谍钱壮飞扣留。我一时急忙，查钱壮飞已逃沪。此时均由张道藩安排。张道藩接蒋官邸电话，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顾顺章谒蒋公。我在车中询顾顺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他没有想到安排得如此之快。当时，顾顺章改口说，此时只愿简单表示：“请蒋公准予承认共产党存在，将共军交归我中央改编。”他补充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即时，我偕顾顺章进入官邸，先看到张道藩，我耳语告之，顾顺章发现钱壮飞已逃沪，自感前途莫测了。
四、张道藩阻我向蒋公通报中央藏谍案
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蒋公走到客厅，我先趋前向蒋公报告，顾顺章为共党重要首领，他愿拜谒钧座，稟达愿望，刻在近旁。待我介绍后，相互站着，顾顺章竟伸手向蒋公求握手。蒋公视之为阶下囚，不予理会，仅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骄傲自负的顾顺章，自知已落入“阶下囚”矣，因之无话可说。当时蒋公嘱我送顾顺章返住处后，再来谒见。我将顾顺章押回住处，顾顺章在车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其时，车即抵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我即将顾顺章交给看管人。顾顺章向我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我即再去谒蒋公，张道藩仍留在会客室，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我再谒蒋公，蒋公指示我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同时我将顾顺章述恽代英案情稟告。蒋公嘱我提出枪决，并说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我回稟蒋公：最好交张道藩先生。拜别蒋公后，我即返顾顺章原处。不料徐恩曾竟已将顾顺章迁移它处。徐恩曾本人，从此数十年直至迁台后，也未曾见面。至于陈立夫先生，亦二十年后在庐山见到一次。但张道藩连日在我住中央饭店纠缠我，表面说要等蒋公指示，我就应该留在南京，指导顾顺章如何破案。但南京、上海非我工作范围，仍须慎为考虑，意思让我返回武汉。其时张冲（怀南）为调查科副科长，也来安慰我，说中央认为我捉了共党一首领，其功无比。我返武汉后，与他个人联络。但我年仅二十三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我即时飞武汉，照常主持反共任务，但无所事事。
顾顺章被捕后，李立三的城市路线解体。我辞去两湖特派员，撤销电台及经费。中央为了应付我，发表我为中央平汉铁路党务特派员，后正式组成党部。民国二十年冬季，蒋公以总司令名义下野。次年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旋又在武汉组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公兼总司令，又任我兼总部视察室主任，规定每周晋谒一次。
五、怕成“众矢之的”直接退出反共任务
前面提到二十年年底，蒋公一度下野，旋以委员长名义复出。约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二月间，蒋公忽然在中山陵园的一幢别墅内，秘密宣布要执掌铁卫组织（仿墨索里尼黑衫队）。蒋公新侍从武官邓文仪，奉命通知我参加。忆其在场人有陈立夫、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徐恩曾等高干参加。当时我坐在蒋公右手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