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开发了一千多年的大本营，地肥粮多，什么都好办。除了这个大本营以外，周天子在洛阳地区还有一小片地方。周天子一共就是这两块土地，其它的土地都分封给天下各国诸侯了。所以，他只是相当于一个头等号的大诸侯而已（占着陕西、洛阳俩块地，有驻兵分别驻守保护着）。但因为他相对最大，所以各诸侯国都听他的，奉之为“共主”——这跟后代的“呜皇万岁万万岁”的皇帝还差的远呢，皇帝是真实地掌有全国每一寸土地。
倒霉的是周平王遇上犬戎祸乱，丢了陕西的大片土地，只好东迁去洛阳（就像有两套房子的人，火烧了一套，去住另一套）。但洛阳这套房子面积小，周天子住进去全得从新张罗，宫殿也敝旧了，粮食产量少了，所以肾虚了。如果大周从前在经营陕西的时候，有意识地把东部的洛阳也打造得雄厚一些，以备未来意外，那就好了。但，要么是他们缺乏战略远见，要么是当时的技术能力不允许，洛阳的底子总之是很薄。
据历史记载，周王室东迁洛阳以后，辖地仅为洛阳地区方圆一、二百里，四周险隘也比“四塞之固”的陕西差了。各诸侯国见状，知道他地盘小了，位置从军事防守角度讲也不够险峻了，也就不怕他了，敢于不再上贡贡品（青铜、丝绸之类）了——粮食更是原本不在上贡之列的，周王室经济日绌。周天子不得不转向诸侯“告饥”、“求金”，分封关系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郑庄公就像那匹贵州老虎，看出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实亡，“技止此尔”，于是野心勃勃起来，想到周平王头上拉粪，从此遇事不请示，重要决策也不上报。
周平王并不是英烈有为之主，迁都之后不能重新振兴大周——换了别人也难办。他能作的就是尽量自我保护，摆出“共主”的架势，继续吓唬那些从前匍匐在地的诸侯。但你现在没有陕西关中平原大本营了，谁还怕你（周平王在中原的地盘，跟别的诸侯尺寸也差不多，大家更宁可把他理解成一个邻居）。
周平王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没有办法控制诸侯，只好开始借力打力，也就是拉一派群众（诸侯），打另一派群众（诸侯）。他偷着召见虢国国君，让虢公取替郑庄公作卿，以压制郑庄公。但虢公优柔寡断，不敢接这个热山芋，并且消息很快走漏。怒气冲冲的郑庄公听说自己要被挤出内阁，坐车顺着诸侯国道冲进洛阳，跟天子讨说法：“我是朝廷卿士，我哪点干得不好！难道你要换掉我吗？你当初来中原，还不是我爸爸保着你的！”周平王大窘，结结巴巴发誓绝无二心，然后采取息事宁人的作法，把自己的太子送到郑国，郑庄公也送儿子到朝廷。交换儿子当人质，以示双方的爸爸互相友好，一百年不动摇。
在重视等级礼仪的大周朝，天子用什么尺寸什么颜色的弓，堂上演什么舞，诸侯家里跳什么秧歌，住什么标准的房，房里铺几层席子，卿大夫门前种几棵树，出殡多大规模，棺材几层，号啕哭几嗓，祭祀用多肥多瘦的牛，宰牛前要养三个月还是一个月，不同等级的人都有严格的不同限定，不能僭越。然而现在居然出现了天子与臣子交换人质的怪现象，大周王室的尊严和君臣之间的名分，开始松动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了。
潇水曰：所谓礼崩乐坏，就是周天子的礼乐被诸侯谮用了。要说当天子也实在不容易。周平王平时必须“正衣冠而立”，跟联军姿有一拼。他的宫殿左厢悬挂五只乐钟，右厢也悬挂五只乐钟。他将要出宫的时候，就撞击持殿堂南面的黄钟，并敲击右厢殿堂的五只乐钟来与黄钟相应和。马的鸣叫声也合于钟声的节律，把马拴在车上的人、赶车的人，也都有相应的规矩：站立时要如同悬挂的磬石那样略微弯腰，拱手时要象胸前抱着鼓一样，使车马转弯、回头时动作也要符合要求。在这之后，乐师奏起登车的乐曲，报告天子出宫了。周天子行走的步距大小一致、符合规定，佩玉叮呤作响，玉鸣与乐钟相唱和。这都是要平时练习的，周平王是全国走台步最好的人。然后他坐上马车，上车下车的动作都有要求，必须捉着马车尾巴上的一只绳子攀登上去。等周平王要回宫时，乐师就撞击悬挂在殿堂北面的蕤宾乐钟，并敲击左厢殿堂的乐钟来与它相应和。总之，是麻烦的很，这就是礼仪。就凭着这股庄重威严，各地诸侯都顺服于天子，缴纳好东西养他，战时听他调遣。
虽然在拼命地走台步，但周平王慢慢镇不住大家了，诸侯甚至越级使用他的礼乐。这就是后来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周平王不得不在王位上战战兢兢、忧忧闷闷。他混了五十一年，终于死掉。这仿佛也是个规律，历史上那些活得不爽的天子，往往出奇地长寿，比如被儿子夺了皇位被迫退居二线的唐玄宗就活了八十多。大约人生的福气是个常数C，要么过把瘾就死，很快消耗完这个常数C——像隋炀帝那样；要么当摆设傀儡，慢慢地消磨C，年头却拉长了。
周平王一死，该轮到他那在郑国作人质的太子继位。不料太子福气太差，在郑国作人质期间死了。好在太子还有儿子，继位，是为周桓王。周桓王因为亲爹没享一天荣华富贵就以人质身份客死郑国了，亡爹之痛，切肤透骨，他咬牙切齿道：“他奶奶的雄！我恨透郑庄公了。干脆我罢免了他！不许他在朝廷当卿啦。”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是个莽撞人，把老郑撤职了。
郑庄公回到自己的封国（郑国，今河南新郑，距离洛阳以东一百五十公里），继续当诸侯国君。他不甘心，为了报复周桓王，嘿嘿一声冷笑，派军队跑到洛阳边上给自己撒气。士兵们抄起镰刀，一声吆喝，把周天子的麦子割了好几百亩，挟着麦子跑了回来。气得周天子干瞪眼追缴不回来。到了秋天，洛阳附近的小米也熟了，郑庄公故伎重演，又跑去洛阳抢小米，气得周桓王直喊：“我靠——根本不拿我们天子当回事啦。”这一年冬天，周天子的粮食就不够吃了，只好跟东部的宋国以及北部的卫国去借（周天子的洛阳在河南省中部）。出于礼貌，郑庄公也掏了点粮食去救济老周。抢归抢，名分还是要维护的，毕竟天子是老大，伟大的地位从老祖宗时代从未动摇过。
经过两年反思，郑庄公为了照顾自己在诸侯中的影响，觉得还是以和为贵，就亲自跑到洛阳去道歉：“您是一国之长，我错了，我以后不敢再凭借国力强横就欺负您了。我给您上贡好东西来了。”郑庄公作出低姿态，想把邦交关系恢复到割麦子以前的历史水平。
周桓王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当狐狸说要睡觉的时候，母鸡更要打起精神。于是他拿割麦子的事儿挖苦郑庄公，回馈给他两车秕糠以示侮辱。悻悻不乐的郑庄公返回郑国，用秕糠给猪圈铺了一层地毯，心里坚定了唱对台戏的决心。
这时候周桓王决定先发制人，打垮郑庄公。他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军队：按道理，周天子应该有六个军（每军编制一万余人），但东迁至洛阳以来，作为外来户，大周天子已凑不足两个半军。如果去征讨拥有三个军的郑国，相当于母鸡去进攻狐狸。周桓王的参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建议借力打力，从附近诸侯国家拉赞助。最佳的同盟人选，当然是那些被郑国欺负过的列弱了。于是，周桓王讲好，请卫、陈、蔡三个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家伙赞助发兵。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天子战车完成编队，从洛阳隆隆启程。卫、陈、蔡三国也从河南地区各起本国主力，到指定地点约齐，将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瞄向威胁中原大地安全格局的、饱经风霜的郑庄公老大爷身上。
郑庄公刮净家底，把三军倾巢而出，以攻代防，催动兵马出驻新郑市南的长葛地区，和周天子联军对峙。中原大地上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对抗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中央军的作战指挥人员有：
统帅周桓王指挥中军，居中
将领虢公林父（卿士）指挥右军。附属蔡、卫勤王部队
周公黑肩（卿士）指挥左军。附属陈国勤王军
兵车约400辆
郑国作战序列：
统帅郑庄公寤生（名字不太雅）
将领祭足（正卿）统领左军
原繁（大夫）统领中军
公子元（大夫）居中军
高渠弥（大夫）居中军
祝聃（大夫）居中军
曼伯（大夫）统领右军
兵车约300辆
郑庄公为了规避周天子的左、中、右三军称号，将自己三军称作“左踞，右踞，中踞”（踞是大公鸡爪子的意思。当时斗鸡，鸡爪子还套上青铜的“拳击手套”）。这种三军编制该怎么打仗呢？三军依次决战，己方的左军对敌方的右军，己方的右军对敌方的左军，最后是中军对中军，鸣鼓而击之，合计较量三次。每次较量的时候，其它各军就等着看。这都是大周朝祖上订的作战的礼数。
打斗的时候，战车一般使用大排面横列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屈原说的“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短兵相接”的成语来源。正因为要错轴而战，所以战车的队形非常关键，一排排要稳齐，在鼓点指挥下横排前进，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威力叠加，才占便宜。
郑庄公首先擂鼓，以已方右踞攻击政府军左翼。政府军左翼麾下的陈国兵从前被郑庄公打怕了，态度首鼠两端，进退六神无主，打起仗来磨洋工，成为周联军的死穴。郑庄公瞅准了这一点，揪住了陈军狠踢猛踹。陈军气馁，斗志不坚，在郑庄公的战车咬合下，抱着脑袋四散。这帮老兵油子率先跳车逃跑，跑的时候还斜刺里乱撞，把整个政府军左翼撞得一团糟左翼指挥失灵，遂土崩瓦解。
郑庄公胜了第一场，展开第二回合接战，以左踞冲击政府军右军（附属有蔡、卫兵）。蔡、卫兵比陈国兵也强不到哪去，也是惊弓之鸟，很快发生退却。但右军统帅虢公林父不负周桓王倚重，奋勇力战，稳住阵脚，将业已插入己方阵地的郑军像拔钉子一样，拔了出来。郑军被逼退回。
双方各自一胜一负，战局逼平。郑庄公不给对方以喘息机会，挥动三军全线猛烈出击，分别由左右两翼实施向心合围，集中力量压击周桓王中军，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周桓王已失去右军，只得以左军、中军沉着应战，几次化险为夷。双方拥挤着乱打，举起又落下的长戈和矛戟，使这里更像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周桓王亲自也动手了，挥舞铜钺砍击逼近他战车的敌人。铜钺就是大斧子。不过他一搀和反倒麻烦了，郑国大夫祝聃从远处瞄了个准，嗖的一下，毒蛇一样的一支竹箭正中周桓王肩膀。血立刻从青铜箭头下流了出来，一同流淌着的还有三军的士气。天子中箭，可了不得了，政府军旌旗波动，只好边打边退。
看见老周倒退，要不要追杀呢？按照大周朝作战礼仪，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跟踪追击不要超过九里，这都是为了表示礼节，打仗点到为止，不为已甚。毕竟大家都是亲戚，三百年前是一家。郑庄公也怕自己干得太大了，而且政府军虽退不乱，老郑于是下令收住兵车。公元前707年，周郑“长葛之战”，就这样嗄然而止了。
是不是不够过瘾，春秋早期的打仗就是这样的，古典味道，像一场开幕式的队列表演，不像战争。配得还是交响乐，让人昏昏欲睡。这就是春秋古人可爱的地方，他们不认为战争是无节制的行为，恪守战争受道德规则约束的信念。所以当时的战争场面刻板得可以，体现了“以军礼待邦国”的战场礼仪，目的主要是分个胜负，反对暴力杀伤。当然这样的战争也不算残酷。
另外，周桓王发动的此次战役，根本就是战略错误，因为他的政府军没有必胜把握。虽然他是个血性男子，但作为一国之君，押这样的战争赌，胜了，于自己的国君身份并无增补，败了，整个国威就算玩完。“上将伐谋”，外交是周天子的优势，可是他并没有利用之，结果诉诸于战斗，中了一箭，这才舒服了。好在当时的箭杀伤力不大，除非直接射在脖子上，其它地方有牛皮甲护着，不太致命。正是由于弓箭杀伤力不大，不善于移动避箭的战车在战场上才很有地位。战国以后用上弩，就输给骑兵了。这是后话。
公元前707年的长葛之战，正式宣布了周桓王“外干中间也干”的事实，从此天子成为缩头乌龟，诸侯之间排座次、争老大的春秋时代两百年纷争，开始了。
笑傲诸侯四
长葛之战后五年，执政四十三年的郑庄公，很不好意思地死掉了。本来他应该做更大的事业，但他还是选择死掉算了。回顾春秋首强郑庄公的一生，连败宋、卫、蔡、许、陈河南列弱，又与周桓王军角逐，迫使周桓王受伤下场，成为春秋时代第一赛季冠军，风光无限。郑庄公为什么能成功，这主要与他的奋发努力分不开的。郑国是个外来户——是随着周平王东迁才从陕西挪到中原来的。所以郑国和中原的老住户：卫国、宋国、许国等等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新生活力，内部矛盾和弊端少。新移民迫于环境压力，也往往善于变革，这也促使郑国生机勃发。比如在长葛之战，郑庄公就大胆尝试，引入“鱼丽阵”法。传统的作战，每辆战车前边配置步兵七十二人作为支持，但是这些人一旦前进受挫，挤撞一团，相互践踏，就会影响后面战车的冲击空间和机动性。所以七十二人放在战车前边是个弊端。
郑庄公创新的鱼丽阵，把步兵改放在战车两侧及后方，说白了就像一群小鱼跟着大鱼跑。战车像坦克一样往敌人步兵身上碾，己方步兵则随后跟进，趁火打劫。仿佛田野里一台收割机，两边和后面是拾麦穗的人，直接把敌人人头往筐里拣就是了。
作为新移民，老郑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