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行’也。”就是说，尊贵的人仿照卑微的人的出行方式，这种行为，就叫作“微行”。《汉书·成帝纪》的注解中又引用了张晏这样的说法：“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说尊贵者故意从后门出宫，只带领少数随从，穿平民的服装，没有富丽华贵的车骑队列随从，又不采取清道戒严的形式，这种和身份微贱的人相同的出行方式，就叫做“微行”。
通常称帝王或有权势的人隐匿身份，易服出行或私访为“微行”。然而汉武帝的“微行”却不仅仅是一般的出行。他的行迹北到池阳县，西至黄山宫，南猎长杨宫，东游宜春观。他经常在夜间出发，自称平阳侯，黎明的时候已经到达南山之麓，射杀野生的鹿、豕、狐、兔，往来随意纵驰，践踏百姓的农田，惹得民众愤恨，呼喊叫骂。鄠县和杜县的地方行政长官要拘捕他们，随从出示了皇家的用物，方才得以宽免。
汉武帝曾经夜行柏谷，投宿到一户民家。问主人：有什么喝的吗？主人回答：这儿没什么喝的，只有尿！
主人疑心他们是一伙盗贼，召集邻近少年准备以武力攻杀。女主人看到汉武帝相貌不一般，劝阻丈夫说：看这客人，不是平常人。而且他们是有防备的，不要轻举妄动。丈夫不听，她只得用酒灌醉了丈夫，把他捆绑起来，解散了约集的少年，又杀鸡做饭招待汉武帝一行。
第二天，汉武帝回宫后，召见女主人，赐金千斤，并拜他的丈夫作羽林郎。
汉武帝为了游猎方便，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了12处休息更衣之处。他有时还投宿长杨宫、五柞宫。长杨宫址，在今天陕西周至境内。汉武帝因为道远劳苦，又有农田，往来妨害农事，致使民间怨愤，让大臣筹划将秦阿房宫遗址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大片良田归入上林苑，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向南直抵南山。这样一来，鄠、杜两个县原有的农耕积累都将被扫荡一空，居民只能搬到邻近的各县重新开垦荒地。
东方朔进谏说：这一地方，是“天下陆海之地”，当年秦国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兼并六国，就是以这样的地方作为基本根据地的。这里的良田，号称“土膏”，每亩的地价高达一金。如果规划入皇家禁苑，国家得不到农业税收，农民也失去了养家的基本。为了扩大园林，毁坏老百姓的墓地和住宅，使万民悲痛，实在是很不合适的。而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骑着快马，驾着飞车，纵横往来，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也难以设想。东方朔列举历史上殷纣王、楚灵王、秦二世等昏暴的帝王曾经为了自己的享乐不顾百姓的危难，致使国家颠覆的教训，警告汉武帝。汉武帝并没有因为东方朔提出反对意见而震怒。他提升了东方朔的官职，赏赐他黄金百斤。但是却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依旧按照原计划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
唐代诗人钱起有《汉武出猎》诗，说到了汉武帝微行游猎的故事：
汉家无事乐时邕，羽猎年年出九重。
玉帛不朝金阙路，旌旗长绕彩霞峰。
且贪原兽轻黄屋，宁畏渔人犯白龙。
薄暮方归长乐观，垂杨几处绿烟浓。
“渔人犯白龙”，是说尊贵者处在卑微状况则不免危险的情形。《说苑·正谏》说，吴王要同平民一同饮酒，伍子胥劝谏说，这是不可以的。过去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上诉天帝。天帝问道：当时你是怎样的情形呢？白龙回答：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说：鱼，固人之所射也。如果是这样，豫且又有什么罪过呢？“黄屋”，是指帝王居处的宫室，在这里有可能也暗含陈皇后阿娇故事中“金屋”的意思。
汉武帝行猎，真的如同后来有些人批评的，只具有游乐的性质吗？
也许他在政治形势尚不适宜施展个人主张的情况下，采取了这样一种韬晦的策略；也许他想通过这种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运动，释放自己充溢于胸的豪壮之情；也许他是要借取这样的类似军事演习的游戏，体验即将来临的战争生活。
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驰逐野兽。司马相如曾经上疏劝阻说，今陛下喜欢亲临险阻，射杀猛兽，如果一旦遭遇意外，纵然勇力超群，也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枯木朽株，尽为难矣”。野地里一棵枯朽的树木，都可以导致意外的发生。汉武帝对司马相如提的意见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终止了游猎的爱好。不管怎么说，驰射的锻炼是一种富有刺激性诱惑的苦行经历，这种实践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汉武帝的意志磨砺、精神锤炼和性格养成，一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部分武帝的文治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书·武帝纪》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武帝的画像，眉间似乎外溢出一种英武之气。然而，我们从他的目光中除了感受到一种刚毅果敢之外，还可以体会到一种文思的智慧。
汉武帝虽然得到“武”的谥号，但是他的历史贡献除了武功之外，也包括文治的成就。
特别有意思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武帝纪》一篇最后的赞语中，只肯定了汉武帝的文治，对他的武功甚至只字不提。他写道：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提高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的文化地位。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设立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所颁布的法令通告，焕然而多有文采。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于是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一点儿也不过分啊！
班固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不著一字，这似乎也是一种批评吧。
受到班固高度赞赏的，是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功绩。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基本形成。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五笔》写道，史家往往批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然而他“实有大功于名教”。也就是说，对以儒学为总方向的教化，因汉武帝的努力得以有显著的推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依然压抑儒学，“帝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士，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洪迈说，汉武帝请有见识的儒学之士参与高层政治决策，又创立新的学制，奖励学术，使得儒学获得延续、改良和发展、普及的良好条件。现今人们知道儒学的基本道理，正是由于汉武帝当时的文化举措。史书称赞他“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其实并没有能够充分表彰他的文化功绩。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大量起用文学儒者，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有人经常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汉武帝，或者当时任何一位思想界人士，都没有说过“独尊儒术”这样的话。记述西汉历史的文献中，也看不到“独尊儒术”这样的文字。“独尊儒术”这种表述方式，出现得相当晚，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
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应该说符合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儒学原则和法家等学说的巧妙结合。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咨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
第一部分太学的兴立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自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原本私人收徒的博士确定为国家正式的教职，其私学形式于是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100人，汉宣帝时增加到200人，汉元帝时增加到1000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3000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时期，太学生人数已经多至3万人，形成了“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东汉时的太学，已经形成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最高执政集团和整个官僚政体已经不能不重视太学中发出的声音。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第一部分儒学领袖董仲舒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1506），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1667）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
董仲舒出身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他专心学业，据说“三年不窥园”，宅中庭园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未曾分心。他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儒学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在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见识卓越，言辞得体，为汉武帝所看重。
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国相。江都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然而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治国，得到江都王的尊重。
董仲舒在家中闲居时，得知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殿都发生了火灾，于是借此宣传灾异学说，对现实行政自然免不了批评。草稿尚未完成，主父偃正好前来探访，出于嫉恨之心，偷走了草稿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为此召见群儒，把董仲舒的文字给各位儒生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