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聊斋志异- 第35部分

诗与小说不同，与传奇志怪小说尤不同，大都是缘事而发，实有所指。
作者的诗作也是如此。《廷尉门》故用“童谣体”，写得比较隐晦，更表明
它所写的是当时当地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纯系虚构。那么，从《廷尉门》
这首诗，我们不难窥知作者同一时期写的、思想内容又相一致的小说《红玉》
的创作的底蕴。篇中豪绅欺凌穷书生的情节，固然并非实录，但也不是没有
现实依据，所依的恐怕就是《廷尉门》诗所讽咏的现实。即使不能说是唯一
的依据，至少可以说是主要的依据，而且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
可以想象到，这种强梁肆虐，“官宰悠悠”，公道不彰的现象，他曾经耳闻
目睹，义愤慎膺，发而为诗；意犹未释，他就又移之于他正热衷从事的《聊


斋志异》的创作中，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创造了这篇借以抒
发孤愤的狐女红玉的故事。

（三）

《红玉》也像《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一样，并不单纯地暴露社会上
丑恶庸俗现象，它着重表现的是与恶势力的抗争，使恶人受到惩治，使善良
的受害者得到救助。篇末的“异史氏曰”一段，开头就说：“其子贤，其父
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这几句话，不能抽
象地以果报思想视之，联系作品来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内容和题旨：
“人侠”惩恶，杀死为非作歹的豪绅，给滥官以警告；“狐侠”救助良善，
为遭到家破人亡之惨祸的穷书生重整家业，并日益兴旺。官府黑暗，公道不
彰，作者愤而寄希望于来去无踪的“人侠”和异类幻化的狐女，让他们出现
于人世间除暴安良，虽不实际，但也毕竟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

“人侠”惩恶一段，从文章的角度讲，可以说写得最有生气。在冯相如
“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日夜哀思，无可奈何之际，侠士突如其来，劈头
就问：“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令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确
如但明伦所评：“用笔亦有神龙夭矫，不可挟制之势。”当冯相如告以苦衷，
问他能否为之抚育幼儿，侠士回答：“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荐代
为诛杀恶人，并不留姓名，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言
词慷慨，一派豪气。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举杀死豪绅父子多人，更令读者
感到十分痛快。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却未免有因袭之嫌。唐人传奇中最
先出现虬髯客的形象，明代传奇剧中就不断有作者袭用。《聊斋志异》的作
者在这里也借来表现为平民诛恶的愿望，与以往小说、戏曲中虬髯侠士的助
正抑邪，意义有所不同，可以说更富有人民性，然而在艺术上终落旧套，使
读者有雷同之感。

红玉为冯相如重整家业的一段，虽明写其为狐女，让她自言“妾实狐也”，
其实倒是写得非常实际。她在冯家，“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荷镵诛
茅，牵萝补屋”，无异常人。尽管也说她“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
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似乎意在微示其为非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让她说出“妾
实狐”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丽、非常有心计、又很能吃
苦耐劳的农家妇。

正因为比较平实，所以红玉的形象更显得和易可亲。穷书生冯相如相继
失母丧妻，和父亲两个人“井臼自操之”，红玉主动来投，“与订永好”。
这与《聊斋》中其他的花妖狐魅的行为，除了在不受封建礼教和闺戒的束缚、
主动与男子自由爱悦这一基本点上相同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对穷书生的同情
心。所以，当受到鲠直的冯翁的训斥后，她虽然掉下了眼泪，却不怨恨冯翁，
也不为冯相如软弱而迁怒于他，她自分两人不能白首，决然忍情离去时，还
为冯相如谋划娶一个“佳偶”，使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固然，在两性关系
中，爱是相互的，爱情要用爱情来获得，但是，红玉对冯相如的爱，似乎并
不要求报偿，即使不能与所爱者相爱，也不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也要使所
爱者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受到斥逐离去之后，到冯相如遭到豪绅的欺凌，
父亲、妻子都死去，他“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食饮”，生活濒临绝境的


时候，她自动再来冯家，为之重创家道，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情了。

不要认为作者写狐鬼故事，狐女红玉的形象是凭艺术想象而虚构的，因
而其性格与现实的人不同，被迫离去没有实际的困难和不幸，自然可以不介
意。诚然其中也有这种因素，但如果据此而否认红玉形象也有现实生活的基
础，那就不正确了。在现实社会中，就有着这样的善良的妇女，她们的感情
是赤诚而深沉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被所爱者遗弃，也只是默默
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为对方尽心，关切对方的遭遇，当对方遭到困
难和不幸时，更会挺身回护、救助。过去有，现在也有，劳动妇女中尤多。
这种美德，应当说是人类两性关系中丰满、文明、高尚的表现。狐女红玉的
形象，正是反映了这种人的美德。

作者对红玉的形象是喜爱的。以她的名字作为这篇小说的篇名，便表明
了这一点。但是，作者从小说的命意出发，将助善和惩恶分别表现，使红玉
和虬髯侠士如“两山并峙”（借用但明伦评语），谓“狐亦侠也”，并没有
对红玉的性格作出确切的铨释；把红玉比作古时救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
也不完全准确，只是着眼于行迹的近似，而忽略了性格、人品的内涵性质的
差异。这表明作者直观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美的素质，却还没有能深切
地理解它，用确切的语言说明它。

（四）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中云：“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
便是呆汉。”这位先生曾批《聊斋》，自谓“多有会心别解”，能抓着作者
痛痒处”，所以敢作如此不谦恭之语。不过他说得也有道理。

作文章看，《红玉》这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结撰故事上所表现出
的匠心与工力。

这篇小说人物出现的较多，头绪也较多，五个部分几乎都可以单独演绎
成篇，但作者密针细线，使之榫卯密合，前后呼应，浑成一体，不露牵强的
痕迹，而又层层波澜，扣人心弦。

首先是前后钩连，彼此相照应。红玉被迫离去，预为冯相如筹划娶卫氏
女为妻，这就从第一段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段；卫氏女容颜艳丽，那么使豪
绅宋御史见而“艳之”，思欲占有，制造了一幕惨剧，也就有迹可寻，并不
牵强。侠士惩恶一段，虽侠士来得突兀，但前段之末已交代冯相如仇恨满腔，
“每思要路刺杀宋，而虑其扈从繁，儿又无抚”，正在犹豫中，本段接写侠
士来吊，劈头便问冯相如何以不思报仇，前呼后应，事虽突然，而文理却相
当紧凑。并且这一段写侠士不愿承担为冯相如抚育幼儿的任务，说是“此妇
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这就又为红玉再来冯家经理家事作了伏笔，使末段
情节成了意料中的必然。

其次是用笔密而不漏，丝丝入扣。小说开头即点明冯翁“年近六旬，性
方鲠”，后面写他训斥冯相如和红玉私自结合，之后又写他闻豪绅欲以财贿
占有其儿媳，非常气愤，“指天画地，诟骂万端”，被殴伤后“忿不食，呕
血寻毙”，都是从“性方鲠”三字演绎出来，保持了其性格的一致性，又成
为情节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契机，譬如说，如果他不训斥冯相如和红玉，或者
不大骂豪绅，下面的情节便须改变了。再如小说写冯相如娶卫氏女，“逾二


年，举一男”，下面的各段情节，便处处写到这个孩子，无一遗漏，在豪绅
行凶抢人时，“女闻之，弃儿于床”；冯家父子伤残，“儿呱呱啼室中”；
冯相如气不过，也是“抱子兴词”；他想刺杀豪绅，又虑及“儿无所托”；
侠士去诛杀豪绅，他“惧祸及，抱子亡去”，自己被衙役捉住时，“儿啼愈
嗔，群夺儿抛弃之”。。最后，红玉再来时，挽一小儿，嬉笑胯下”。这样，
小说的整个情节就有了内在的联贯性，毫无松散、游离之病。

第三是情节有转折，有起伏，层层生波澜。冯相如家贫丧耦，忽来红玉
“与订永好”，旋被冯翁发现，红玉又被迫离去，第一段就有这样一个小的
起伏。冯相如娶了卫氏女，“琴瑟甚笃”，不料却遭到豪绅的欺凌，父死妻
亡，幸福生活化为惨剧，这是全篇的大转折、大起伏、大波澜。忽有侠士到
来，杀死豪绅父子，陡然一起，大快人心，然而却不是急转直下，接踵而来
的是冯相如被官府追捕到，丢失了幼儿，直使惨祸达到“几于灭门”的地步，
令读者心情又为之一跌。末段红玉重来，自然是曲终奏雅，以大欢喜终结全
篇，但还是又加了小小的人为的波澜：红玉故意地说“奴欲去”，吓得冯相
如“裸跪床头，涕不能仰”。情节曲折前进，有小波澜，也有大起大落，几
乎步步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非常引人入胜。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马瑞芳
凄婉哀艳扑朔迷离
——《公孙九娘》分析

《公孙九娘》在《聊斋志异》491　篇作品中，是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
个爱情故事。然而，既不像《婴宁》、《小翠》，数语解颐，如一幕轻喜剧，
令人读而忘忧；也不像《晚霞》、《香玉》、《翩翩》，诗情馥郁，似一首
抒情诗，一支小夜曲；更不像《聂小倩》、《伍秋月》、《鸦头》，虽然爱
情充满波折，结局却皆大欢喜。《公孙九娘》以清初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被
镇压开篇，以男女主人公的生离死别结尾，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

《公孙九娘》是《聊斋志异》爱情故事中（甚至也可以算是全书中）反
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最为突出的篇章，也是悲剧形象塑造得尤其成功的篇
章。蒲松龄借一个昙花一现、遗恨终生的爱情故事，寄托他的心头恨、块磊
愁。为了寓人民的深仇大恨于男女悲欢离合中，他殚情竭虑，巧为构思，使
得《公孙九娘》独立物表，秀出天外，成为《聊斋志异》中思想艺术俱佳的
杰作。

时代悲剧的折光

清室入主中原后，汉族人民的反抗此伏彼起。顺治十八年，山东栖霞于
乐吾（即于七）举兵抗清，占据了岠嵎山，遐迩震动，波及八个县城。清廷
发兵剿伐，所到之处，不问皂白，见人便杀。起义军及无辜百姓，遭杀者不
计其数。蒲松龄在《公孙九娘》的开头，这样写道：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

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

南郊。

于七一案，使清廷得到了清剿口实，借机将许多虽未参加起义，但对清
廷心怀贰心的官吏、读书人，残加诛灭。莱阳进士、大诗人宋琬也被诬陷，
下狱三年。在这场围剿中，无数善良百姓，成了牺牲品。对于这场惨剧，蒲
松龄只用了八个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便画出了一幅阴森恐怖、惨
不忍睹的图画。这是对满清统治者的愤怒控诉，字挟风雷，声如金石。

但是，他不能照此写下去。因为严酷的文网在威慑着他。

顺治末年，浙江吴县人庄廷■修撰《明史》，书中有指斥清人的语言。
康熙二年，为人告发。已故的庄廷■被开棺戮尸。为《明史》一书作序、参
校、买书卖书者，刻字人及地方官，皆被处斩，家属充军。这一诛杀七十余
人的大案，是向汉族知识分子“杀一儆百”。直言披露清兵罪恶，是取祸之
道。蒲松龄写了“碧血”、“白骨”之后，赶紧宕开一笔，写道：“上官慈
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多么慈悲呵！虽然杀了人，却施舍
给棺材！杀人之多，使济南全城棺材铺的木材都用光了。这“捐给棺木”，
是猫哭老鼠的慈悲，是刽子手的恩典，是鳄鱼的眼泪。这里用的是明颂暗刺，
皮里阳秋的艺术手段。

“于七一案”这一段，仅仅70　个字，就把一个黑暗时代的典型环境交待
了出来。这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还能指望有什么个


人幸福，有什么欢悦美满的爱情？

这是公孙九娘爱情悲剧的根源。公孙九娘的爱情悲剧是时代社会悲剧的
折光。

作为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公孙九娘出场何其迟也！她是在全文写了三分
之一后，才姗姗而来。人们称赞《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出场。在百二十回
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卧龙先生也是在三分之一篇幅之后才出场。但他出场
之前，却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水镜先生闪烁其词说卧龙，徐庶走马荐诸
葛，刘备三顾茅庐。“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出茅庐便光彩照人。公孙九娘
出场前，既无伏笔，又无引线，其他人物亦无一语提及她。她是在莱阳生探
视鬼甥时，“遽掩入”，骤然出现在男主角及读者面前的。诸葛亮出场前，
作家极力铺垫。公孙九娘出场前，作家讳莫如深，貌似优劣不同，实际春兰
秋菊各有佳妙。

蒲松龄在公孙九娘出场前写一段莱阳生为甥女主婚的故事。既非闲笔，
亦非赘笔，而是曲径通幽、深化主题的重要一笔，是构成时代悲剧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对公孙九娘的巧妙映衬。

请看，向甥女求婚的朱生，多么执着于朋友之间的友谊。当莱阳生因他
是鬼魂忙躲避时，他披肝沥胆，坦诚地表白衷情：“仆与君文字交，何寡于
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对于爱情，朱生又是何等地宝爱。
他屡次向甥女求婚，屡遭拒绝，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