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维克多·雨果和乔治·桑之属于浪漫主义，却是文学史上的定评。
《聊斋志异》的491 篇作品中，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1）完全叙述人
间故事，绝无怪异者，如《商三官》、《田七郎》、《口技》之类；（2）虽
然有狐鬼梦兆之类的穿插或附笔，但省去这些怪异情节，与故事的演述并无
损害者，如《江城》、《恒娘》、《吕无病》之类；（3）虽然叙述神鬼妖异，
但实质上是讽喻社会生活，完全可以当作是写人间生活者，如《席方平》、
《促织》、《劳山道士》之类；（4）叙写神仙狐鬼故事，“多具人情，和易
可亲，忘为异类”，艺术感染力极强者，如《阿绣》、《宦娘》、《嫦娥》
之类。（5）描写神怪故事，或取自传统小说，或虚构以衒露才华者，如《凤
阳士人》、《续黄粱》、《绛妃》之类；（6）其他滑稽怪异的谈片或哲理小
品之属，如《快刀》、《棋鬼》、《钱流》之类。以上六类作品，除了五类
数量较少外，其他大致篇目相等。为神怪而神怪的大概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左右。虽然全部描写人间生活、不杂怪异的第一类不过70 篇左右，大量的篇
目是属于二、三、四类的；但由于它们虽“变幻”而“偶见鹘突”，其基调
却是“入人间”、“具人情”的，是社会生活的写真，倒比那些驰骋理想而
虚伪造作的写人间故事的作品更能够显露社会关系的真实。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分野，不仅只在于作品所绘写的对象
和所采取的题材，而是在于是否艺术地揭示了社会关系的真实，即合于客观
规律的生活过程的运动形态。没有崇高的理想所武装起来的洞察力，是不能
达到高度真实的。当达到高度真实时，即达到对生活过程的深刻理解和艺术
概括时，现实主义乃能达到如恩格斯所要求的“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
真实地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完善境地。显然，这样高的要求是不
能苛求于古人的。不论中国或外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黎明期以前，除了个
别现象——而且大都是经过人民群众智慧长期积累和不断丰富的结果——
外，最优秀的艺术作品大都还只是个性和类型的生动描绘，或只有艺术典型
的萌芽。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即近代社会的曙光升起时，才有莎士
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列在三巨星中都是相形逊色的）等现实主义巨人，
给人类提供出了光辉灿烂的艺术典型。涵蓄积蕴了三百年之久，直到19 世
纪，才成批地出现了代表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大
师，乃至产生了迄今尚无人能超越的、被恩格斯称颂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
利”的巴尔扎克这样的巨匠。在我国，也只有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茁壮、
封建社会崩溃的征兆开始显露的18 世纪中叶，才出现了曹雪芹这样的天才。
此后将近两百年，这才诞生了伟大的鲁迅。在全世界范围内，上面所提的这
些巨星，即使在近代社会，也是文学现象中的凤毛麟角。能够创造出世界性
的不朽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人类认识水平相对
低下的封建社会，历史只可能产生发展还不能成熟的、尚未臻于完美的现实
主义，这也是世界范围的现象。这些未臻完美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他们的
历史时期的艺术尖端，蒲松龄无疑是可以列入这世界文学现象的光荣席次
的。他的艺术方法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
《聊斋志异》所描绘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蒲松龄几乎触及了他那个
时代的社会矛盾的所有方面。粗略地加以归纳，大概可以分为五种题旨：（1）
揭露封建统治机器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人民在悲惨处境下的挣扎
和抗争。自朝廷、封疆大吏、州府县的官吏直到胥吏差役，在野的乡绅豪富，
凡是毒害人民的虎狼蠹贼，无不在他笔锋的扫荡之内；而对人民多少有利的
廉吏清官，剥削不那么残刻的地主则公正地、合于分寸地给以肯定。（2）以
曲折隐晦的笔法，宣泄他的民族思想。这方面的篇幅虽然不多，而且大都是
通过侧面渲染，以有限的笔触完成的，如控诉镇压于七起义的大屠杀的《野
狗》、《公孙九娘》，控诉镇压姜瓖起义的《离乱》，揭露征讨三藩之乱时
军队暴行的《张氏妇》，借嘲弄某中堂的《三朝元老》以附载鞭挞民族投降
分子洪承畴的轶事等等，都是皮里阳秋，用心良苦的。（3）抨击科举制度对
知识分子心灵的残害。这方面不仅揭发了衡文之官的低能和不公，知识分子
所受的精神奴役的深重；还讽刺了不少在这种制度培养下知识分子们的丑
陋、庸俗、贪婪的性格。蒲松龄以其身受的痛苦，对此刻画得十分深刻。（4）
歌颂大胆的恋爱和青年男女的自由婚姻，赞扬忠贞的和美满的爱情，主张性
格和兴趣相投的结合。对朝秦暮楚、始乱终弃、欺贫逐富的现象，以及对他
人美满婚姻的破坏，给以无情的斥责。（5）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农
村中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各种争执。
如亲族间的继承纠纷，兄弟间的析产纠纷，夫妇妻妾之间的家庭纠纷。通过
这些关系，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当时社会生活的风俗画。这五种题旨还经常在
各篇小说所描绘的生活过程中相互渗透，这就使形象格外饱满，多姿多彩地
呈现出社会关系的真实。
蒲松龄是封建社会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代言人。他的观点，他的视野，
是一个质朴而又公正、智慧而富于阅历的农民的观点和视野。他的爱憎，他
的企望和追求，他对现实关系的艺术感兴之所在，他对生活中的诗意的捕捉，
都和他的这个观点和视野有关。连他作品中的消极部分，举例说，如《犬奸》
及其异史氏的判词，《黄九郎》末尾的“笑判”，《伏狐》一篇的荒诞的构
想等等所表现的庸俗、秽亵的恶趣，也无非是反映了旧社会农民的落后的庸
俗的精神状态的一面。
旧社会中，妇姑勃溪、夫妻反目这类家庭纠纷，在农村中是大量的、普
遍发生的现象。艺术家的蒲松龄深深为这些日常的人间风波所困扰。《聊斋
志异》的很多篇目里集中反映或涉及了这些现象。这之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吸
引了蒲松龄的注意，曾多次激情地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从其所使用的浓郁的
色调，透露出作家对这些现象所怀的感慨之深和激动之剧烈。那便是对悍妇
的无可奈何的憎恶和对于父母对待各房子媳的不公平态度的憾恨。
蒲松龄认为家有悍妇，是人生的极大不幸。“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
而且可恨的是，“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江城》评），几至于
“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夜叉国》评），遂使“惧内”成为“天下之通
病”（《马介甫》评）。他对悍妇的残刻阴险，在很多篇目中作了淋漓尽致
的刻画，用以发泄他的憎恶。《江城》一篇，是他的力作之一；同一题材还
翻演成俚曲《禳妒咒》，将女主角的恃爱而娇嗔，由娇嗔而泼悍，而残酷的
发展过程，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反映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之细腻和捕捉人
物性格的卓越才能。值得指出的，是作家对江城性格的形成所作出的社会的
关系的暗示。江城之所以变成悍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无半间屋，南北
流寓，何足匹配”这一贫贱的地位所唤起的一种反拨，一种原先居于屈辱地
位的人对于经常凌驾在他们之上的人们的带有社会意义的朦胧的报复。这点
在俚曲中表露得更为明白。蒲松龄未必在理念上明确地理解到这种社会关系
的内容，但作家的艺术认识却是捉住了它的。
蒲松龄没有去追索或没有认真去追索悍妇之所以成为悍妇的原因，是由
于例如年轻时的娇纵，父母的坏榜样，家庭间的不如意，遇人不淑或别的多
种多样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影响等等。如此常见的悍妇所造成的家庭不幸使他
不胜困惑，他和农村人民经常用以解嘲的说法一样，归之于“前世冤业”。
他为此专题地戏作过《续言》（此文又附入《马介甫》一篇的评语
里）和《疏》，实则这两篇戏作也只是描画出悍妇和懦夫的形象而
已。但是，他的智性所达不到或未尝蓄意去达到的东西，如在《江城》和《禳
妒咒》中所表现的那样，却在艺术形象中作出了至少是暗示性的解释。
但如果作家是理解了的，作为明确的概念进入作者的艺术认识的东西，
则在艺术表现上就会以鲜明的色泽显露在形象里。这里我们要谈到父母对子
妇待遇的不公平这一也是引起蒲松龄无穷感兴的社会现象。蒲松龄深深懂得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所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也必然会在它的身上取得反
映。《镜听》中所形象地揭露出来的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于家庭骨肉
之间，便是明证。蒲松龄在评语里感慨系之地写道：“贫穷则父母不子，有
以也哉！。。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作家是感同身受地把自己的激
情投入这个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女人的形象中去的。
蒲松龄十分关注伦理问题，这是他的时代的宗法制度的存在和意识使然
的。《聊斋志异》中好几篇有关伦理问题的作品，都被他翻演成为俚曲。除
了上述《江城》翻造为《禳妒咒》以外，还有翻演《珊瑚》本事的描写婆母
虐待媳妇的《妇姑曲》，翻演《张诚》本事的描写后母虐待前妻生子和兄弟
友爱的《慈悲曲》，翻演《仇大娘》本事描写出阁的女儿发愤为异母兄弟重
整家业的《翻魇殃》等。将同一题材的两种作品加以比较，一般说，在俗文
学中，要比在古文小说中笔墨酣畅些，但形象却反显得比较支离芜杂，反不
及凝炼典雅的古文小说那样蕴藉和耐人寻味。这当然是和他的学养有关的。
作为艺术方法之形式的表现方法，特别容易受作家的表述能力、习惯，即他
的素养的影响。这也说明，作家的艺术认识，虽然决定着他的表现方法，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制约。统一体的对立面都不免有这种情况，这是
不仅艺术方法为然的。
1980 年9 月7—10 日于上海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2 辑，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刘烈茂
论《聊斋志异》的艺术构思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作品。它虽然是用文言文写成，
却深受群众欢迎，三百年来一直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就值得我们探究其中
的道理。本文打算从艺术构思的角度，说点粗浅的看法。谈艺术构思，作者
本人最有资格。遗憾的是，蒲松龄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文章。为了学习他
创作聊斋故事的艺术经验，只好从读者的角度去揣摩、分析和研究。《聊斋
志异》的文体多种多样，大体上可分为史传式、志怪式、杂记特写式三种，
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史传式小说成就最高，应作为分析的重点。
一大胆虚构鞭挞入里
读《聊斋志异》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尽是狐鬼精魅的故事，与现实生活
无关。其实不然，蒲松龄满怀孤愤创作聊斋故事，现实性很强。即使采取超
现实的故事形式，也莫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问题在于反映现实生
活是否一定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那样去复制生活。《聊斋志异》的创作经
验表明，要深刻反映生活的本质，非得经过一番精心的构思不可。至于用什
么形式，古人已看到文无定法，只要与内容相适应就行了。蒲松龄不仅无意
追求近似生活的表面的逼真，而且有意运用虚构的奇异情节以突出事物的本
质。
《促织》是揭露封建朝廷征收蟋蟀给百姓带来祸害的故事。为了说明故
事的真实性，《促织》的开头首先介绍历史背景，以之告诉读者成名一家的
遭遇决非偶然，它是无数悲剧概括出来的典型故事。
处理这样现实性的题材，照理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情节。可是出乎意料之
外，《促织》仍然出现了成子幻化蟋蟀的情节，使现实故事依然染上奇异的
色彩。
吕瑟《明小史》有一段记载：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
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死。惧，自缢死。
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缢焉。
聂绀弩同志说：“这就几乎是《促织》篇的底本了。”对照这段记载，
更可以看出创作《促织》的蒲松龄生活体验之深和艺术构思之巧。
其一，《促织》把妻子窃视蟋蟀为鸡所啄，改为被九岁的儿子不小心弄
死更为自然，而且这样改动之后，便可以充分地描绘成名夫妇的内心世界。
《促织》写成妻闻知小孩弄死蟋蟀之时，登时吓得“面色灰死”。在她咒骂
之下，小孩更吓得投井自杀。成名回家一听，“如被冰雪”，怒气冲冲地要
找儿子算账，等到在井里捞起儿子的尸体时，就又一变而“化怒为悲”，“抢
呼欲绝”。接着出现的情景是：“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
赖。”老两口有嘴说不出话，有眼流不出泪，悲痛达到顶点。后来发现儿子
有点气息，稍觉宽慰，但是回头看到笼子空空，又不免“气断声吞”，“不
复以儿子为念了”。这一转笔很有分量，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加在成名身上的
压力有多重。空笼子令他想起县太爷凶神恶煞的面孔和县衙差役无情的棍
棒，使他不寒而栗，再也无心过问独生儿子的死活。成名越想越怕，“自昏
达曙，目不交睫。”成子不小心按死一头蟋蟀，本来是极平常的生活小事，
但发生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就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作者描绘成子弄死一头
小小的蟋蟀在家里引起的恐怖真是触目惊心，可以使读者深深地体会到封建
时代小民内心的悲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