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之安，所以也屡下禁令，企图有所纠正。如顺治十三年有“严衙门蠹役
之禁”，十六年有“申定诬告之罪”，十八年有“定光棍招摇吓骗挟诈官民
以强盗拟罪”，到了康熙朝，也一再重申上述禁令。但这种风气的形成，根
本原因仍在于最高封建统治阶层，因而这种措施，对于病入膏盲的封建躯体
来说，是不会有什么效用的。我们从蒲氏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情况的形象反
映。
（三）
明代中叶以来的小说、戏曲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以批判险恶风气，揭
露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尔虞我诈、局骗群众丑恶的本质为主要内容。如明代的
拟话本中有《张溜儿熟布迷魂阵，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六）、《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乾偿白镪》（《二刻拍案惊奇》卷十
四）。但其情节大多为设美人计，以骗取钱财，尚没有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
揭露。蒲松龄继承了这一传统，再进一步加以发展，把诈骗事件放在一定的
政治环境中加以揭露，其意义大大超过了拟话本相似题材的作品。例如《局
诈》一篇，讲了三个设局骗取财物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写一个副将军“将图
握篆”，以重金行贿，于是得以朝见“天子”，并被委重任。后来晓得上了
当，“又耗万金，始得革职而去”。作者并且在文中特别交代说：“仕途险
恶，显者皆附贵戚之门”，而具体描写中还涉及封建最高统治者——天子，
揭露价值更不同一般。这类作品，在聊斋故事中还有不少，如《小翠》、《黄
九郎》等。
《小翠》描写王太常和王给谏两个大官僚的矛盾。王给谏非常嫉妒王太
常的得宠，千方百计要排陷他，王太常无以为计。幸亏他的儿媳小翠是个狐
仙，暗中护卫门庭，屡助其公爹摆脱困境。而小翠正是利用官场趋炎附势的
恶习作为制服敌人的手段。她给对方造成错觉，以为王太常与权势煊赫的冢
宰相厚，因而王给谏不但不敢伤害他，反而要假意趋奉。后来首相失势罢官，
处境再度困难。一天小翠便把憨痴的丈夫扮作皇帝，故意在王给谏面前经过，
让他去告王太常“谋反”，结果查无实据，王给谏坐诬陷罪，充军云南。这
一事实反映了清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激烈斗争以及诬陷密
告的险恶风气。这种争斗的残酷性，在《黄九郎》中有更充分的描写：
邑有某太史，。。十七岁擢翰林。时秦藩贪暴，而赂通朝士，无有言者。公抗疏劾
其恶，以越俎免。藩升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称，曾邀叛王青盼，因购得旧所往
来札，胁公。公惧，自经。夫人亦投环死。
“贪暴”的秦藩迫某太史，只是因为某太史“曾邀叛王青盼”，而又有来往
信札为其所得，遂使夫妇受害致死。这正是对当时气焰薰天的势要，为了陷
害正直官吏而罗织罪名、打入反叛大案的毒辣手段的有力揭露。
明中叶以来，由于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特别是在人民武装斗争的巨大
冲击下，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也愈演愈烈。比如，统治仅有十七年的崇祯朝，
单宰相就更替了十多人，到了清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更为激烈，也必然趋
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趋尖锐。满洲贵族各集团之间，满汉大地主大官僚之
间，都各有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当时朝廷屡兴大狱，诛杀不已，一些官僚
自然也就产生旦夕祸福的恐惧心理。例如《贾奉雉》里，官至两浙巡抚的贾
奉雉，原也“声名赫奕”，但因“为人鲠峭，不避权贵，朝中大僚，思中伤
之。贾屡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几而祸作矣”，“奉旨充辽阳军”。贾奉雉
无端获罪不禁感叹说：“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蒲氏就是通过这
些故事，形象地再现了清代初年尔虞我诈、排陷密告、世情险恶、旦夕祸福
的政治风气。
（四）
蒲松龄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晚期。从明代中叶以来孕育于封建经
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受到战乱的冲击而有所削弱，但很快又得到长
足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更趋繁荣，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市民利益的思想意识也更加活跃，以致在明代后期，产生了以李贽为代
表的王学左派，在明清之际，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颜元、李
塨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也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这种
进步的时代思潮，不能不对进步的作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汤显祖对李贽的
著作极为倾倒。蒲松龄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一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是
和时代的进步思潮息息相通的。
明清以来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封建礼教展开了程度不等的批判，聊斋
故事中也有不少反对封建礼教的作品，而这种批判则是以肯定与颂扬“情”
来表达的。我们知道，宋元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他们把“饥寒愁怨、饮食男
女、常情隐曲”等人类正常要求当作罪过，加以压抑，而把三纲五常等封建
礼教视为至高无上的“天理”，要人服从。这种“去欲存理”的反动理论，
受到明中叶以来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批判，李贽就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
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邓石阳》）颜元更直接说：“故男
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深受王学左
派和李贽影响的伟大作家汤显祖，更以杜丽娘的动人形象来歌颂这种“真情
至性”，批判腐朽理学。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对蒲松龄是产
生很大影响的，例如汤显祖说：
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
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之所
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隔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
词》）
蒲松龄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
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守，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
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焉。。。（《聊斋志异·香玉》）
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
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聊
斋志异·叶生》）
这种议论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这里两位作家所说的“情”，并不是抽象的
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无论是两性之爱，还是知己之谊，都
是性命交关的问题。他们都以“情”和“理”对立，也就是以“人欲”和“天
理”对立，为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汤显祖从这里出发创
作了《牡丹亭》，蒲松龄更从“情欲”上开掘主题，塑造了许多可以杜丽娘
媲美的人物形象。在蒲松龄笔下，人们只要有了“至情”、“真心”，便可
以生生死死，无往而不胜利，人世间的一切隔阻都会被克服。如《阿宝》中
的孙子楚，出于对阿宝的痴情，忽而离魂，忽而化鸟，总要与情人形影不离。
冯振峦指出：“此于杜丽娘之于柳梦梅，一女悦男，一男悦女，皆以梦感，
俱千古一对痴情。”又如《连城》中写一对“知己”的男女，生不能结合，
幸而死后相聚，因而不愿再生。王渔洋感叹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
后复有此人！”冯镇峦进一步指出：“《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
此固胜之。”这些评论者正确地指出：蒲氏的确受到汤显祖进步思想的巨大
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表现、有所发展。他认为人们的正当情欲，不
但是合理的，而是纯洁的、高尚的、动人的，它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这在
《菱角》、《青娥》、《瑞云》、《青梅》、《阿绣》、《封三娘》、《宦
娘》等篇中都有强烈的表现。
不仅如此，蒲氏还在《素秋》篇中，通过男主人公俞慎对其异类女弟素
秋所说：“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正面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
主张：“情”为“礼”（理）之本，“礼”（理）是受“情”制约的，也就
是受人类生活的正当的要求制约的。“情”是本，“礼”是末。蒲松龄这个
认识，就和王夫之所主张的“人欲即天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相
近似。基于这种认识，蒲松龄为了摆脱“礼”的束缚，更用浪漫主义的夸张
手法，将“情”的作用提到空前未有的地位，它可以超越一切，战胜一切。
例如，只要有了“痴情”“真性”，爱菊者可得菊精为友（《黄英》），爱
牡丹者可娶花仙为妻（《葛巾》），爱鸽者可与鸽神相聚（《鸽异》），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所谓“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
（《葛巾》）。把“情欲”的作用，写得如此巨大而又合情合理，这正是由
于沉重的封建礼教势力反激而来；同时也是在新的经济因素上反映的产物。
蒲松龄作品形象所体现的这种思想，无疑的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具有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影响的显著痕迹。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2 辑，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赵俪生
读《聊斋志异》札记
好多年以前，我就想写一篇题名为《聊斋志异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的文章，并
想继之而写一篇《三言两拍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直到现在，自己还认为这是两个好
的选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很久很久没有能够将这个心愿兑现出来。
近来，偶尔又重读《聊斋》以资消遣。偶有心得，即随手写在一片纸上录为札记。
积两月余，得二三十纸，而《聊斋》全文四百余篇，约当百分之五六。但又感到除去这些
即兴之作外，无意于做出更多的札记来，所以就干脆将这些零星东西串到一起，以作为一
时读书心得的记录。其中主要的，自然是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但又由于《聊斋》一书中，
有些篇章与社会经济无关、主旨仅在“言情”、而文章又特别佳妙者，亦往往掺入一二。
因此，总题就不应该仅限于“社会经济”方面了。所以，最终采取了笼统的读书札记式的
标题法。但又须反转过来表明，虽然标题采取了笼统的提法，而笔者主要的着眼点仍在社
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则是依然遵循原来写作、构思的主旨的。
1966 年深冬大雪中记。
（一）
《公孙九娘》。
我常爱对朋友们说，自己少年时候受了父亲和姐姐们的影响，及早地接
触了《聊斋》，也接受了他（她）们的偏见。父亲最爱《叶生》，经常一读
三叹。姐姐们爱读其中的“双女”故事，如《莲香》、《香玉》等。可是等
到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之后，爱好就发生了变化。从民族思想
的角度，我推崇《公孙九娘》，和一些转弯抹角描述“大兵”、“北兵”的
零星的、极不引人注目的篇章；从描绘带有民主性质的爱情以及文章佳妙方
面，我爱读《婴宁》、《阿纤》以至《凤阳士人》等；而认为像《珠儿》、
《画皮》等则是糟粕性很重的东西。
我尝评论《公孙九娘》是《聊斋》四百篇中的案首。我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它既深刻地同情着于七起义这样一场爆发在康熙年间的农民起义，同
时又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统治者大量屠杀汉族起义者以及许多无辜人民的罪
行。在《聊斋》四百篇中，民族思想流露得如此充沛，揭发暴露如此深刻，
而在收集付印时又未被芟除的，这恐怕是一篇“凤毛麟角”了。第二，通篇
文字遒劲而又凄艳，如仅仅使用“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八个字，就把那场
发生在济南西南郊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惨案完全勾勒出来了；再如描写人鬼结
婚时，作者采取了正面、明确的抒写法，说“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
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到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所占两绝，句
中复有“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一段民族的、纠缠着家族和
自身的深仇大恨，被淋漓尽致、凄艳动人地刻画出来了。第三，在收场方面，
也不同凡格。作者使用了婆娑迷离的收尾法，使故事带了一条“缠绵未尽”
的尾巴，这比较起蒲松龄经常喜爱使用的大团圆、升官、成仙、“丫头老婆
来磕了头又磕头”的收尾办法，又不知道高明了若干倍。
《林四娘》。
这显然是一篇经过蒲松龄二道改写过的故事。前后两故事，所涉地名人
名大体相一致，但神髓不同。一经蒲氏改削，顿化儿女私情为沉痛地追怀故
国的民族凄艳事迹，真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矣。
故事写的故明衡王府宫人林四娘的感情流露：她如何“为亡国之音”；
如何“俯首击节，唱伊、凉之词，其声哀婉；歌已，泣下”；如何使陈宝钥
为之“于邑”；即“家人窃听之，无不流涕”。在她的临别遗诗中，还有着
这样一些句子：什么“谁将故国问青天”；什么“泣望君王化杜鹃”；什么
“汉家箫鼓静烽烟”等。自然，林四娘是个王府的宫人，正如公孙九娘可能
是个中产人家的女儿一样，她们的民族思想中可能带有某些上层社会的色
彩，像对明崇祯帝带有留恋悼惜心情的情节所表现出来的。但蒲松龄在当时
敢于写这些内容，无疑还是具有进步的意义和作用的。
《乱离二则》，及其它。
这部分内容，是印本中所不载的。想来是由于怕触忌讳而芟除了。在影
印手稿中，却保存下来。故事主干无大可取，不过写乱离中骨肉的巧合，正
由于情节太巧了，所以显得不真实，只能当“瞎话”听。但从总体上也传写
了一个板荡的时代，历史上南北朝、北南宋，像这类的骨肉隔离后又重逢的
史事，也是很不少的。
我着眼的，倒是在文内有这么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