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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像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圣人君子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像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资。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像。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