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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地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地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 指示，林彪同志10。24 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这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毛泽东主义万岁！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一九六八年元月十二日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我的见证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信主的过程。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 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leifer 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