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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就从其他犯人家属带来的消息证实，清查“五·一六”运动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人受到严刑拷打。我证实这些消息后的一个多月，有天晚上，三大队干部全部进了监房，宣布开全体犯人大会，有重要的事情，会上刘大队长宣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指示说“禁止打骂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议法西斯式的虐待，请将这一指示直接传达到每个犯人。”这种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惊，因为毛泽东历来站在压迫犯人的劳改干部一边，从来没有支持过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说将干部的行为称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中共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领导人讲过如此同情犯人，指责劳改干部的话。我注意着侯湘风的反应，看到他回头在看我，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我在心里想，这次大概是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残酷，引起民怨沸腾，毛泽东又利用这种不满来打“民意牌”，用这种指示来表示他对被迫害者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了。毛泽东文革中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多次玩弄这种政治手腕。我一边想，一边在听。大会很快结束，刘大队长除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外，没有任何解释，看得出来，大概是上级强令尽快传达到犯人，但他们自己却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长犯人的志气，灭干部的威风”。他们脸上显出种种疑惑不解但却故作镇静的表情，再不象传达其它上级指示那样趾高气扬、高声粗气。
那天犯人大会的气氛是如此奇怪，干部和犯人的动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没有干部的大声训斥声。散会时，犯人拿起他们的小凳子时响声零落，有些犯人离开了坐处，有的还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会是否在没有训斥声时就真的结束了。还有人还坐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懂事的年轻人看去有点飘飘然，脸上似乎喜形于色。年老有经验的人显得比平时更谨慎。他们大概看出干部的情绪有点不对头。他们的判断果然不错，三中队的杨管教突然吹响哨子，高声命令三中队的犯人集合。集合后他厉声道：“反革命分子侯湘风，你得意什么？（大概杨管教看见他对别人微笑）你不要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没有得逞，你这样的托派想兴风作浪也是痴心妄想。”杨管教的话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将侯湘风与林彪比以及他给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将侯湘风称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闪起的仇恨使我发觉，侯湘风的确十分受干部注意。托派是当时当局用来形容共产党内部的政敌以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接近的政敌。刘凤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共产党内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支持苏联赫鲁晓夫的倾向，这大概是他们被杨管教称为托派的原因。杨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风的档案，否则他不会知道侯的“托派”背景。从杨管教咬牙切齿的语气，我可以感觉当局对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有关的政敌特别仇恨。从杨管教的这次发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风对毛泽东指示背后的复杂比他懂得多，而他却因为不了解上层的政治而感到困惑。这大概是他对侯湘风参加大会时那种与他人交流眼神时表现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我想起老刘的话：“政治斗争就是‘棋高一着’。”看样子侯湘风这类政治犯就是比压迫他的杨管教“棋高一着”。要是老刘活到今天，又不知会想出多少政治“高着”。这次杨管教训斥侯湘风之后，我间接地从官方证实侯湘风是与刘凤祥同一个案子的。悬在我心中关于刘凤祥案子的种种疑问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特别在老刘被杀两三年后，我想起“劳动党”一案中只有刘凤祥是与“省无联”一块被判刑。那是刘的第一次被判刑。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从我对老刘的了解，他一定是这一伙人中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他第一次被判刑时当局根本不知道他与“劳动党”（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有关呢（判决书中根本未提“劳动党”的事，只有他与“省无联”的关系）？为什么当局那时把这个领袖人物放过了，而后来又在一打三反中判他死刑呢？我决心要找机会问问侯湘风。一天傍晚，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我看到侯湘风在走廊里坐在他的小凳子上拉胡琴，他拉的是“春江花月夜”。这曲子本来并不凄惨，但被他拉出来却变成了一种凄婉动人的曲子。我在他身边一个上面有盖可作凳子的犯人的洗脸桶上坐下来，静静地听他的演奏。我低声问他：“和老刘一块被判刑的有几个人？”“四个，雷特超，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前是省公安厅的一个中级干部，另外两个是一九五七年的学生右派。他们在新生开关厂劳教时是好朋友。”侯湘风在认真拉他的“春江花月夜”，目光似乎在凝视着前方什么地方，一边低声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被判的呢？”我回头看看侯湘风背后的窗子，确定走廊边的监房里上下两层床上靠窗子都没有犯人。没有其他人能听见我们的对话。“我被判过两次刑，第一次是老刘被杀后不久，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宣判那天却又突然被宣布取消宣判大会，我又在六栋里被关了两年，然后被判十五年到这里来了。”我想起了在六栋里时听见高音喇叭宣布开宣判大会，后来又宣布取消那个宣判大会的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想开个玩笑，使气氛轻松点，但我们都笑不起来。“老刘被从建新农场转到六栋里马上被上了脚镣，他拼命敲门、撞门，大叫冤枉，当然没有人理他。”侯湘风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我一边听，耳边响起了一九七零年六栋里的叮当作响的脚镣声——那个“红色”恐怖多么令人心寒。“什么地方出的须须呢？（黑话：事情怎么败露的呢？）”我问。“你知道张家政吗？”他不回答却反问我。“当然。”
“雷特超曾插手‘湘江风雷’，我们的一些人也控制了不少造反派出版的小报。雷特超被当局注意是由于与张家政和一个‘零零七’密件有关。”他的“春江花月夜”有点不太平滑了，他的眼睛在注意在操坪里走过的犯人。有干部从围墙的大门进来，政治学习就要开始了，我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监房去。心里在默念着那个数字：“零零七密件，零零七密件。”这数字我似乎听见过，但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和从谁那里听来的。不久我被调到农药组。这个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给棉花打农药属于比其它下田的工作轻松得多的活。农药组只有两个年轻人，除了我之外，是一个叫邓生的。我们俩各负责使用一台二冲程汽油机带动的喷药机械。因为背这种机器很要体力，也需要机械知识，所以有文化的年轻人被指定使用它们。其他老头子都是使用简单的手动农药机，那种机器有点像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用手打气，容积小，重量轻。那时，中国刚开始自己大批制造这种二冲程小汽油机，质量不好，经常出毛病。为了让使用这种机器的犯人掌握修理汽油机的技能，建新农场在五大队办了个学习班，把这些使用汽油机的犯人集中在那里，互相交流经验和学习。我和邓祥生单独去的五大队。没有干部跟随我们。那时干部已经肯定我们没有逃跑思想，所以让我们当了三天“自由犯”。我自到三大队来，那是第一回尝“自由犯”的味道。走在通岳阳城的公路上，没有干部跟着，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稻，时常可以碰到路过建新农场的农民，简直像已不在劳改队一样。但我们衣服上的劳改字，剃光的头，仍然是劳改的标志。
到五大队报道后，我们与其他队来的犯人住在五大队的礼堂里。白天学习拆开汽油机，维修和排除故障，夜里没有人管我们（有两个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大队的犯人，叫郭先标。他自称“久闻”我的“大名”，他也是因为“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坐牢的。我细问他为何事坐牢，他神秘地反问我“你知道零零七密件吗？”我当然大吃一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夜里，我与郭先标谈到深夜，终于大致了解到“零零七密件”是怎么回事。
郭是长沙铝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下令共产党组织停止活动，允许老百姓自行组织政治组织时，市民多次冲击省委、市委、军区，要搜查当局把一些市民打成反革命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意外地支持这些“造反派”。郭发觉周恩来和很多老干部对此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政府的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北京造反派开了个“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的大会，而保守派和“联动”却游行支持刘少奇，高呼“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这个会后不久，郭经过湖南军区大门外的大街时突然看见一张便条一样的纸从一辆驶进省军区的摩托车上掉下来，他捡起这个纸条，仔细一看，竟是周恩来的一个手令“拟于一九六七年元旦全国统一行动发动军事政变，手令周恩来。”他马上找到了当时“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张家政，把他带到家里，取出他藏在蚊帐上的“手令”。张家政一看，大惊失色，马上召来“湘江风雷”总部紧急会议，于是以“湘江风雷”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一号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所有“湘江风雷”的成员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随时准备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七年元旦并没有发生右的军事政变，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向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夺权。但到二月初，却发生了一次真的右派政变，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军人在周恩来支持下围攻江青，最后使毛泽东同意在全国拘捕造反派组织的首领。张家政也坐了牢。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宣布为这些二月份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张家政从牢里一出来，就找郭，要郭将那个周恩来的“手令”给他，郭那时已找不到这个“手令”，张立刻就把郭软禁起来。张在“湘江风雷”内部调查这个“手令”的去向，这个过程郭也不清楚，但这个过程中，郭发觉他有了一个同房，也是被张家政软禁的人。在我再三追问下，郭说此人有劳教前科，因为关押他的人曾骂他“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劳教了一次还不知道厉害”。那天夜里我左思右想，记起侯湘风提到雷特超的活动被人发觉与“零零七”有关，我几乎可以肯定，郭提到的这个人有百分之九十就是雷特超。第二天夜里我再三追问，周恩来的“手令”是真是假，郭却支吾其词。我问他：“是省军区伪造的这个手令吗？”“可能。”“是你自己伪造的这个手令吗？”“他们（指当局）就是说我伪造这个‘手令’，而判我刑的。”“你到底伪造没有呢？”“”“伪造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们说我企图借此到北京去一趟。”我问去问来，问不出结果。那夜我脑子里一串问号。如果郭真的伪造这个“手令”，那他还真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起码看出一九六六年底有右派政变的可能就不容易。但郭看起来却不像个很有知识的人。不管那个手令是真是假，张家政肯定是把它当真，或故意把它当真，并利用这件事玩政治游戏，至少是向中央文革表示了他的忠诚。
三天学习后，我回到了三大队。那年冬天，三大队大兴土木，扩建监房，修筑水渠，我又被调去“基建组”，做瓦工，修筑房子。基建组的犯人有一部分是“大工”，其中又分“师傅”和“徒弟”。“大工”是拿“砌刀”的技工，而小工是大工的帮手，做挑砖，挑灰的粗工。给我做小工的，是个叫郭中柱的个子不高的人。圆圆的脸，全身上下都是劳改服，棉袄的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