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右”的观点是对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她为了说服儿子冷静地独立思考，劝导他说：“我一九五九年的经验告诉我，对是非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多看多想，不轻易下结论总会有帮助的。”我的这个剧本写完后，被犯人们传阅，有的犯人把剧本完全抄下来。所以不久三大队犯人中就有了三个这个电影剧本的手抄本。卢国安非常喜欢这个剧本，每次我写完几页后，他就帮助我把稿纸藏在屋顶的木板后面。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春天，外面造反派的声势越来越大，路过建新农场的汽车上都贴满了造反派的标语“打倒杨大易（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报纸上登出很多造反派批判杨大易的文章。一篇文章说杨大易反对文化革命，极力主张复旧。杨大易在批判造反派，鼓励恢复“走资派”名誉时说：“凤是凤，鸡是鸡，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复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里的凤凰显然是指共产党的老干部，而鸡却是指文化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造反派。不少登在报上的造反派的文章集中批判杨大易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和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把很多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气氛对我这个剧本非常不利，因为剧中有很多保守派批评左派和毛泽东本人的内容。一旦这个剧本落到干部手中，我完全可能被加刑。卢国安又帮助我把几个手抄本收集起来带到监房外自由犯曾爱斌那里藏起来。卢国安做完这件事不久，干部们果然风闻到这个剧本，他们组织了一次大搜查，我们的行李和监房都被彻底搜查一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不久杨师傅的妻子（也是个造反派）利用探亲看望他的机会在三大队住了一天。除他们在干部监视下见了两次面外，他妻子还通过自由犯曾爱武转给杨师傅很多造反派的小报。一九七四年春夏，造反派又有了自己出版报纸的权利。那是一份名为“工联”的报纸，大约每月出版四期，每期都刊登着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消息。特别是很多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赶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刚平反的“战友”。还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和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军管当局和保守派迫害造反派的事实。我从这些报道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逼自杀，被活活打死。还有一篇文章是报道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承认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打死和逼死这么多人他要负责任。
我们看到这些报纸后不久，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原来单位（一个建筑公司）就派人开着小汽车来接他们了，他们获得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由于建新农场远离长沙，没有大队的造反派来迎接他们。但那时的中国，小汽车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坐的，“他们是被小汽车接走的”这个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干部十分震惊了。这种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劳改干部们再也不逼我们认罪伏法了，他们显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反革命分子，居然带着红花，坐着这些下层干部没有机会坐的小汽车趾高气扬地走了。那一段，犯人们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干部们没有太多精力和兴趣找我们的麻烦。王师傅根本没有履行他对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马上就卷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复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为自己的预见的准确感到可悲：平反是种任何被迫害者无法抗拒的诱惑，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刀了。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非理性却是与平凡和反迫害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卢国安虽然也为师傅的平反感到高兴，但他更多的是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这个运动一来，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参加演出的机会。原来前一段时期，复旧的气氛占上风时，关教导员在三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组。犯人中多的是艺术人才，有会各种乐器的人，有会唱、会编剧、会演戏的人，还有会玩杂技的人。卢国安的笛子吹得极好，还能打一手好鼓，曾爱斌会玩杂技，他们俩都是这个文艺组的成员。这个文艺组不但在三大队给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队和场部去演出过。一九七三年中国人民已经有四、五年从未看过除样板戏之外的演出，因此这个文艺组的节目很受犯人、干部和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在场部演出的那天，很多农场周围的老百姓都走十几里路来看。卢国安是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子，进牢门时才十五岁，那时也才二十多岁，皮肤白白的，圆圆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笑时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细细密密的雪白的牙齿。每次演出，他化了妆后在台上特别引女孩子们的注目。卢国安是个向女孩子“射媚眼”的“专家”。每次有女孩子从犯人们身边走过（这是犯人极少碰到的事），卢国安总是不知不觉之间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远了，他可以告诉我们她的面容的每个细部，她的每个细小的举止。当然，他演出时，女孩子对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录在他的眼睛里，绝不会放过的。
那次场部演出后不久，卢国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医生开一个条子证明确有病才能在家里休息。卢国安也没有病假条，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队的何指导员在监房里查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没有病假条，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枪指着我，我也不能出工。”卢国安躺在床上翻了个身。何指导员把眼一瞪：“你又跟我来横的呀！”他知道卢国安顶撞干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卢国安劳动效率极高，所以何指导员嘴巴虽硬。但看得出还是喜欢卢国安。”何指导员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饼，骨头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导员搬出一张凳子，慢慢点燃一只烟，摆出一付慢慢与卢国安讲理的架势，似乎卢国安不出工，他就坐下来陪到底。卢国安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还在硬，“你把我捆起来拖到田里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没有用！”何指导员最后终于让了步，让卢国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导员刚出监房门，卢国安就找到李医生，要在李医生去场部医院取药时与他一块去场部。自从这次病假后，卢国安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请一次病假。他是个从不生病的人，身体结实健壮，杨师傅有几次早上最早起来开玩笑，掀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被子检查谁的鸡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卢国安第一（早上男人憋着尿，阴茎常常是硬的）。两个月后，一天夜里，卢国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声说：“师兄，你师弟今天有困难，你一定帮个忙。”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给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分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手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分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关了。我们跑到干部的办公室去要干部开门。值班干部半天不理睬我们。卢国安发火了，大声喊起来：“这里的人都死了呀！”那值班干部忽地一下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怕是要响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为邓小平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报纸和广播把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卢国安本来就肚子饿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这项“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应道：“以前说我们是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邓小平在台上时，说我们是造反派一伙的，邓小平下台，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台上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林彪垮台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别动队，你们也太抬高我们的身份了，我有资格与邓小平为伍，就不会在这里饿着肚子求你们开牢门了。”那位干部虽给我们开了门，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队开会批判卢国安，宣布他戴手铐反省，罪名是“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为走资派邓小平扬幡招魂，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那次大会前趁我们出工时，搜查了卢国安的床，发现他从报纸上摘抄了许多被批判的邓小平的话，例如“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是积重难返”，“有些没有本事的干部，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卢国安没有上完小学，所以他一直在我帮助下学识字、写字，这些抄录的邓小平的话一方面是他写字的练习，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喜欢邓小平那些右的观点。当时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邓小平这些观点比江青、毛泽东的那些大话空话平实得多。而这些卢国安抄录的“邓小平语录”却成了他支持“右倾翻案风”、为邓小平“扬幡招魂”的证据。卢国安戴铐反省的日子里，我成了帮助他吃饭，解手的人。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欢《伏尔加船夫曲》、《鸽子》。卢国安一个星期后被取掉了铐子。不久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干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们却暗自高兴。记得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钟师傅与卢国安一块跑进我们号子，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毛老头死了！”号子里的反革命犯们都喜形于色。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这次我们这些反革命在干部们的讲话中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卢国安听刘大队长作报告时气得直咬牙，轻声对我说：“昨天我们还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今天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了，反正是他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永远是对的。”四人帮一垮台，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师傅和杨师傅一派的大头头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都在为王师傅和杨师傅祝福，希望他们不要再进行劳改队。卢国安刑期快满时被无罪释放了，他是因为在人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