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又大又厚的本子来看，有时还在那本子上写些东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告诉我，那是他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是一种固体比重仪的设计。老余在另一个号子里时完成了这本著作。老余的固体比重仪是一个形状像对数曲线的容器，其中盛着液体。人们只要将被测的固体投入这个容器，就能立刻从刻度上读出它的比重来。就像人们用液体比重仪测液体的比重一样。从老余对那本书的态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并对其抱以厚望。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径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修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径流系数，不计算最大径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我正在认真听老余的讲解，门锁大响，那响声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往常开门前，总有一些脚步声。一位军人大声呵斥道：“出来，快，不准拿任何东西！”两排监房间的走廊里是其它号子里的犯人，他们也被同时赶出号子。每个号子门口都是军人，走廊的一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站在走廊里，军人们走进号子，接着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声音，原来军人在突击搜查号子。后来我才知道，每一年或两年，有一次这样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违禁物品，对政治犯主要是企图发现反对当局的文字，以作为罪证。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号子，号子里就像遭了一次抢劫一样，衣服被子被丢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过，老余那些装猪油的瓶子不见了。后来我们听说一打三反运动后，六栋里加强对犯人的管理，猪油也不准家属送了。
“我的书呢？”一听老余的那凄惨声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见了。老余马上开始用双拳捶门。一个军人走过来怒声喝道：“什么事？”“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见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几年来的心血呀，那是本技术书，除了水利工程专业，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呀！”
那军人冷笑一声：“你还想搞‘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呀？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改造你的反动世界观吧！你所有时间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对你、对社会毫无用处！”他啪地一声扣上了号子门的小圆孔上的木盖。宾师傅小声说：“秀才撞上兵，有理讲不清！”老余却扒在门上嚎啕大哭起来。
宾师傅和老余都从来不知道劳改队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喜欢听我讲在建新农场三个月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建新农场是什么样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么工作，吃什么。我又告诉他们，我在劳改队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恋刘少奇。文革前刘少奇当政的时代，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时犯人的零用钱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个大队有小卖部，犯人可以自己买东西。而现在却只能通过干部买东西，小卖部也撤销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刘少奇有什么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锋。根本就不懂管理国家，他居然还说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农业，但如果让私人管理，机械化一定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村。”我忙问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过波及吗？”“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原因就是我关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时，托我在海外的朋友发过贺电。”他告诉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台湾，一听到有人在讲与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事，马上走开躲得远远的。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讲起，他们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同学，抗战胜利后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对二次大战后共产党阵营的发展深感忧虑。”我告诉我的同学，当年如果日本人与德国人密切配合进攻苏联而不进攻中国，德国人也向东打，而不向西打，那苏联就会被消灭，整个世界就再不会受共产党威胁了！”他的口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的话听得出，他是宁愿希特勒称霸世界，也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发展。老余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说共产党赤祸可怕，今天看起来，实在比当年想象的还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斯大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各治半边天下，我们也不会像今天这么惨！”
老余有时也学究气得有点过分。他会为“蚊子是否能闻到人肉的气味而追寻人的踪迹”而想半天。经过好多天的观察，他终于得出结论，“蚊子是能闻到人的肉香气而跟踪而至的。”当他大声将他的研究结果告诉我和宾师傅时，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他花了三个晚上给我们讲他在北边一大号里从一个判死刑的政治犯口里听来的隔壁新生绸厂（劳改工厂）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叫刘家进，他是一个地下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个机械技工，判刑后被送到新生绸厂做纺织机的保全工，专门负责修理、保养和改进纺织机器。女主人公叫王白兰，是五十年代长沙一个“黑社会”圈子的歌手。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时代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一九四九年后，长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与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只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与这类议论。
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男犯们都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于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于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于“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后，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后的第二天，白兰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它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不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后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相告诉白兰。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于，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后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白兰最后告诉家进，三天后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后，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后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后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后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黄文哲之死一九七一年夏忙季节过后，是犯人们望眼欲穿的一个短暂的农闲季节。炎夏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水稻田里的水温中午时分还有点烫脚。刚插下的水稻渐渐加深了绿色。一天早晨我所在中队的汤指导员走进监房的铁门吹响集合哨后宣布今天不出工，“政府今天对犯人进行分编分管。”
分编分管：犯人换环境
很多天后，我才明白所谓分编分管是将反革命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分开来管理。七大队新调来我所在的三大队的姚宝，他的全名叫姚希贤，告诉我，三大队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专关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大队和二大队成了专关历史反革命的大队。四、五两个大队也是专关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七大队的反革命犯大多转到我们三大队来了，而三大队的刑事犯也转到七大队去了。一位老犯人告诉我，分编分管是文化革命前劳改队的规矩，文化革命后，这个规矩就被搞乱了。
从七大队转到三大队我这个小组来的现行反革命犯有三位，姚宝是一个，另外两个叫戴雷和曹国。一两周后，我逐渐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一些情况。姚宝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三姨太的儿子，他操机械流子的职业，在江湖上游荡，精通焊工和钳工技术，经常接地下私人企业的机械活做，或承包一些国营工厂内朋友转包给他的机械活。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攻击污蔑”。戴雷的小名叫“驴子”，这不但因为他个子矮小，而且因为他体力极好，往往能像驴子一样挑起二百多斤的担子。曹国正好相反，个子高大，但却从不做重活。他从不说话，冬天干部发给他白棉衣棉被他拒绝接受，丢在一边，而且拒绝干活。大概是因为他罪名本来不重，加上他从不说话，行为反常，干部在推搡他几次强迫他干活失败后，终于听之任之。他高兴时干点轻活，不高兴时蹲在一边看别人看活。戴雷最了解曹国，总是不声不响地关照他。他们两人都是犯写反革命标语罪。
姚宝是个棋迷，他有一付塑料象棋，每天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总要找人下棋。他们对手之一是我们小组隔壁的另一个小组的黄文哲。黄文哲也是从七队来的“现行反革命”。高高瘦瘦，看去十分老练。那些天，汤指导员在中队犯人大会上训话时，鼓着他那对大眼珠说：“这次分编分管后，很多犯人换了环境，这是你们改过自新的新起点。不管你以前表现多么坏，现在都可以重新做起，靠拢政府，立功赎罪，争取减刑。”不少犯人“递条子”
近一年的劳改经验告诉我，所谓“靠拢政府”就是向干部打“小报告”。犯人们给这种行为取了很多名字，如“KGB”、“递条子”、“滔老倌”等等。但由于干部对犯人的情报有极大的需求，所以不少犯人暗中从事这类克格勃的活动。其主要方式就是“递条子”。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递条子”是怎么回事。在一些老犯人指点下，我慢慢发现每天干部进监房和监视犯人劳动时，总有人趁其他人不注意靠近干部“递条子”，即送交情报。其他犯人了解“条子”的内容和唯一途径是通过干部。当干部批判某个犯人并指控他犯了监规时，被批判者才会知道，他被人“递了条子”。
汤指导员在十月份的另一次犯人大会上，果然有了新的斩获。他对着话筒恶声恶气道：“五组黄文哲所在的组，有些家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至今还在盼修（苏联修正主义），盼蒋（蒋介石），盼美（美帝国主义）的复辟。有人宣扬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毒素。在犯人中讲“封神榜”、“西游记”，把个五组搞得乌烟瘴气。五组组长李早平也与反改造份子同流合污，把伙房多发给他们的一钵饭私下分吃了，好大的狗胆！”坐在四中队监房大坪里的犯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训话。我心中暗骂，这又是哪个想减刑的家伙递了条子。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听到隔壁五组开斗争会的喧闹声。被斗争的是一个叫杨国昌的犯人，罪名是他有“三盼思想”。斗争会由学习组长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