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背后的讲坛-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 第15部分

　　卢梭就是属于这少数人之列的。他不是一直想避开社交界的喧扰吗？他不是在上流社会中总有一种梭捆绑的感觉吗？他的所有学说的核心不就是解放心灵吗？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一种别人强加于他却又是他本人努力寻找的生存方式呢？于是，就在孤独向他频频招手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孤独的妙处、孤独的美感，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孤独。

　　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像卢梭这样的人要想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离群索居与由此而诞生的孤独是他唯一的选择。而卢梭的难能可贵就在于他不仅承受了孤独，而且还充分地体验和享受了这份孤独。因此，孤独状态在卢梭那里又变成了一种宁静的思考，变成了一种玲珑剔透的结晶体。他的思想在这种结晶体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许多思考都是在这种孤独状态中咀嚼、玩味并使它们升华起来的。

　　在“散步之三”中，卢梭简略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在思考了自己的天性、丢开上流社会的动因、离群索居的原因以及最终选择了“感情这个东西”之后，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我过去太看重人们的那些荒谬的评判，太看重这个短暂人生中的小事件。人生无非是一种受考验的状态。这些考验是哪一类型，这并不重要，只要从中得出它们应得的结果就行。我还由此看出，考验越是巨大、严峻、繁复，对于善于承受考验的人就越有好处。无论多么强烈的痛苦，对于任何一个能够看出这痛苦给人带来非同一般的裨益的人，都会丧失效力。而确信能够得到这种裨益，就是我曾在默思中得到的主要收获。”那么，这种裨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卢梭认为是“恒心、温存、安分知命、廉洁、正义感”等等，正是每日沉浸于这样一种探究中，他在晚年才发现了人生的许多真谛，这些真谛又返过来陶冶了卢梭那本来就十分高尚的情操，以至于到这时候他才敢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虽然我没有变得更好　（那是不可能的），但我至少比人世时更具备德行了。”

　　在“散步之四”中，卢梭从回忆他那次在《忏悔录》中详细记载的撒谎从而导致了一个善良、无辜的姑娘受害人手，详细地分析了真话与谎言。在他看来，“凡是与真理相违背，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有损于正义的事情，都是撒谎。”并以这样一种尺度为依据，划分出了两种“真实人”：一是上流社会所谓的真实人，一是“我”称为真实人。前者“对任何无需他付出代价的真理是忠实的，但决不会越雷池一步”；后者则“在必须为真理作出牺牲时，才那样忠实地为之效力”。除此之外，卢梭还回答了一个人应该在什么时候、怎样对人讲真话、有没有并无恶意骗人的情况，不说真话和说假话是不是相同的两码事，有害的撒谎与好心的撒谎之间的明确界限在哪里，《忏悔录》中合理的想像算不算撒谎，自己以前的撒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里，卢梭把他的思考推到了极致。

　　在“散步之五”中，卢梭在叙述了他在圣皮埃尔岛上的难忘经历后，接着思考了一个“存在”的问题。卢梭认为：排除异念而感到自身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满足和宁静的珍贵情感。它足以使每个善于排除世俗和肉欲的杂念的人感到自身存在的珍贵和甜美”。而许多人由于受到各种情欲的不断纠缠，他们在一生中很少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在卢梭看来，这样一种境界的出现并非就是生命的板滞和僵硬，另一方面，绝对的安息和过分的激动又往往会使这种境界的出现化为泡影。他认为这种境界的产生必须伴有“一种均匀而适度的内心活动”，而“没有内心活动，生命就不过是麻木的东西”。情绪过于激烈，生命就会被惊醒，它败坏了遐想的魅力，也使自己重新充满了各种欲望；但是如果过于沉静就会“令人生悲，出现死亡的阴影，因此就需借助于一种令人快乐的想像力”。

　　这篇“散步之五”常常被人认为是卢梭式的存在主义的标志，而其中又充满了许多神秘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卢梭的感觉与思考的所得给人留下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显然，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态就是审美的存在状态。只有在这种存在中，自己才能倾听到自己的声音，发现自然的美妙，感受到人生的乐趣，并使自己能真正与自然界的万物融为一体。多少年来，卢梭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融化感”似的境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也存在着，却只是世俗地存在着，或者说，他们存在于世的只是一付可怜的行尸走肉，而真正的自我却被他们毫不可惜地抛弃了。于是，在芸芸众生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现在人所谓的“存在的被遗忘”状态。

　　在“散步之六”中，卢梭以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谈起，思考了行善与义务、施恩与受惠，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从来不曾真正适合于社交活动——那里面充满制约、义务和责任；我那落拓不羁的天性使我无法接受任何一个愿与人类相处的人所必须接受的屈从。只要我自由行动，我总是善良的，我会尽力做好事；可是，我一感到强我所愿，不管是来自必要性还是人为的，我马上就会起来反抗。”

　　在“散步之七”中，卢梭回顾了他爱上植物学的原因。当他以一种奇怪的冲动投入文学生涯后，他感到了脑力劳动的疲惫和对那倒霉的功名的厌烦，同时，他那些甜蜜的遐想也变得缺乏生气索然无味了。后来，他迷上了植物学，他发现“植物学是悠闲而懒散的孤独者最适于作的研究：一把尖刀，一个放大镜，就是他的观察所需的全部工具了”。而且，只有在花卉、草原、树荫、小溪、丛林中，他那被丑陋的东西污染了的想像才能得到净化，高傲的情思才能涌入心怀。

　　在“散步之八”中，当卢梭想起那些人迫害他的情景时，心中又不免隐隐作痛了，然后他便思考了他曾经思考过的“自尊”与“自爱”。卢梭认为，无论就其性质或效果来说，自尊心与自爱心都是迥然不同的。自爱心是一种自然感情，它使所有的动物都注意自我保存。在人类中，由于自爱心又加上理性的指导，为怜悯之心所节制，从而产生了人道与美德。自尊心则是一种相对的、人为的，而且是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会形成的感情。它使每一个人都重视自己甚于他人，它促使人类在彼此的关系中作出种种的恶。它是虚荣心的真正根源。在此基础上，卢梭分析了自己的这两种感情：“我从来都不过分迁就自尊心，可是自从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尤其是当了作家以后，这种矫揉造作的情绪便膨胀起来了。我的自尊也许比别人要少，但也是够惊人的。”当卢梭意识到这种自尊心正是他痛苦的根源后，他反省了自己，也调整了自己，他切断了让自尊膨胀起来的一切联系，把那颗自尊之心重新净化成了自爱自重之心。

　　在“散步之九”中，达朗贝为别人写的一篇悼词引起了卢梭的深思，他敏感地意识到即使是在这篇悼词中，也暗藏着对他的指责。因为确实是卢梭自己把他的亲生子一个一个地送进了育婴堂，这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卢梭憎恨孩子”的结论呢？对此，卢梭作了回答：“我是害怕比这还要糟糕一千倍、而通过任何别的途径又都无法回避的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才使我决定这个把他们送走的方法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觉得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最可靠的教育就是育婴堂的教育”。如果因为卢梭的这个举动就困此得出卢梭憎恨孩子的结论，那么，《爱弥儿》中所表现出来的那颗深沉、慈祥、博大的父爱之心又如何解释呢？

　　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上所述的精湛的思考。这些思考有些是他早就思考过的，但是却似乎总是没有想透。而现在，当他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当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心灵的自由散步，当他终于明白了独处的乐趣，当他具有了一种审美的人生姿态之后，那些原来含混、模糊的思考才有了清晰的显影的可能，而那种美妙的、不可多得的孤独状态就是使那些清晰的思考得以固定的定影液。只有在那种透明的孤独的灼照之下，所有的思考才显得那么自然，仿佛水到渠成；那么透彻，仿佛清可鉴人；那么幽深，仿佛思考已被推到了极致，一切问题在这里都获得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终于，卢梭在他最后的隐居岁月里，在他为自己而作的《遐想录》中，走出了别人为他设制同时也是自己为自己设制的迷雾和阴霾，进入了一个豁亮、崭新的审美世界，从而，他也因此完成了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超越了原来的自己，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返朴归真。

　　一个原来就纯洁、经历了遍布的污浊之后依然还是纯洁的灵魂已经开始起飞了。

　　在卢梭的感召下

　　伏尔泰与卢梭，他们俩都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战线、文化战线、文学领域中冲杀出来的一代巨人，他们都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两个人又是何等的不同啊！即使从最表面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明显的区别。

　　伏尔泰出身贵族，卢梭出身平民；伏尔泰一生富裕，卢梭一生贫穷；伏尔泰活得洒脱不羁，卢梭总是疑心重重；伏尔泰是一个无神论者，卢梭是一个有神论者和渎神者；伏尔泰二度入狱最后却荣归故里，卢梭总是漂泊、流浪直至逃亡最后仍然晚景凄凉；伏尔泰荣归故里后，妇女们趁他经过时，偷偷从他的皮衣下拔下几根毛当作圣物保存；卢梭重返巴黎后，走在街上的他却被经过的车辆有意地溅了一身泥……

　　伏尔泰比较保守，卢梭更为激进；伏尔泰为文明同愚昧作战，卢梭直言不讳地谴责文明，伏尔泰始终用他那嘲讽的眼睛审视丑恶，卢梭始终用他那多情的双眸注视世界；伏尔泰爱笑，卢梭却喜欢哭；伏尔泰总像一个睿智的老人，卢梭总像一个纯真的孩子；伏尔泰往往面向外部世界，卢梭常常退回心灵宇宙；伏尔泰向社会叫板，卢梭与自然调情；伏尔泰热烈奔放似火，卢梭感伤沉静如水；伏尔泰一生在搞破坏，卢梭则毕生在进行建设……

　　这就是他们由争吵到最后反目成仇的原因吗？似乎是，又似乎不全是。在大的阵线上，他们无疑是战友；在小的战斗中，他们却没有并肩走到一起。虽然他们各自都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同时也是时代赋予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是他们的不和终究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不过，不和并没有影响他们各自的文学成就，他们都在文学的殿堂里留下了辉煌的杰作。伏尔泰在他的作品中用正义的理性之剑无情地扯碎了蒙在政府与教会身上的遮羞布，用嘲讽的姿态、文体、语调否定了一切丑恶的东西，以自己的才华和机智建立了一个只属于他本人的文学世界。然而，与此同时，伏尔泰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在许多时候又是暧昧的，矛盾的。他的那个时代享有的“悲剧诗人”与“史诗诗人”的光荣称号足以表明他并没有同新古典主义完全决裂，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为新古典主义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

　　而卢梭则不同。他的文学主张、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表现在文学中的那种情调全都是崭新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自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感情的涌动、激情的力量、对大自然的人间情怀、朴素而忧郁的色彩、浪漫而感伤的基调……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卢梭的文学风格和精神风貌，流荡、覆盖了卢梭以后的文学天空。

　　因此，尽管伏尔泰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伟大的文学家，但他的文学世界却是封闭的，它只在那个时代有意义，却并不能开创文学的一代新风；而卢梭的文学世界则以一种清新、明亮的格调向未来的文学发出了召唤，为未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

　　勃兰兑斯在谈到这两位作家里说：“伏尔泰对一般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而卢梭却对有写作才能的、对作家影响特别大。这两位伟大的人物交替地对后代发生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一代……”

　　这种分析是准确的。而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欧洲许多作家身上，我们不是都能找到卢梭的影子吗？因为有了卢梭，我们才在圣皮埃尔的《保尔与微吉妮》中看到了纯洁的恋情、迷人的自然风光，才在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中看到了流动的音乐感，才有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看到了感情的汹涌澎湃，才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看到了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还有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雪莱、拜伦，以至二十世纪中国的巴金……

　　卢梭死了，但是卢梭精神却在欧洲和欧洲以外许多国家的作家和读者那里安家落户了。于是，在世界的第一个角落，我们都会看到真善美的精灵在自由的天空中飘舞，都会听到庄严绚丽的和谐之音在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前轻盈地颤动。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只要文学不死，卢梭精神必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