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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五行”的任何一行，都与其它四行发生“生”或“克”的关系。如以“土”为例，生它的是“火”，它生出来的是“金”；克它的是“木”，它所克的是“水”。这是以“土”为例，标明它与其它四行的关系。其它各行也均如此。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五行思想”（2）
这些模式所表示的关系，表现了古人对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变化的朴素认识与概括。它们虽具有朴素性，但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由“五行”生克构成的模式来看，世界上没有一种事物或力量能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或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占绝对优势；任何一种事物或力量都能生克其它某些事物或力量，但它本身也是被生、被克的。这样，物质世界及其包含的一切组成因素，就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灭、消长的运动之中的。
所以，从古至今想要称霸的意图，大搞霸权主义的行为，都是极为愚蠢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而“不称霸”与“韬光养晦”的思想，则表现了中华民族深刻的传统智慧，使国家大大受益。
第二点：在“五行相生”的关系中，“生”不是绝对的。
例如水能生木，但如水灌得太多，反而会把木淹死。
又如木能生火，但如生得太多，木也被烧尽。这都是“生”直接转化为“非生”的现象。
另外，还有间接的转化，情况可能更复杂。
例如火生土，土被生得很旺之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土因为很旺便胡乱克水，水“被迫反抗”而去克火，这就恰恰断绝了生土的根源；二是土因为很旺而胡乱生金，而金恰恰是火要克的对象。
以上无论是直接转化或间接转化，都说明“生”只在一定的“度”之内表现“生”的功能；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导致种种“非生”的情况了。
第三点：在“五行相克”的关系中，“克”也不是绝对的。
例如土克水，克得过了度，水直接就能反过来把土冲垮；又如金克木，克得多了，金也将受到磨损与消蚀。
这些都是直接转化。另外，“克”也有间接转化。例如水能克火，但火能生出土来克水；水可以克火，但火可以克金，从而影响到金的生水作用。在“克”的关系中，还有一种转化更发人深思。例如火克金，金反而因火的冶炼而成器；土克水，水反而因土的遏制而成为大大有用的江河湖池；金克木，木却因被削刻而成为栋梁之材，或是精制的器具和种种木雕艺术。
这都说明“克”有时反而会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总之，人们通过对“五行生克”这一哲理的把握和探索，可以吸取多种有益的思维经验：
一、任何一种事物都与其它多种事物发生联系与作用。在“五行”模式中，任何“一行”都与其它“四行”存在或生、或克的关系，这说明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必须全方位，不可限于片面与局部；
二、看待事物之间的生克关系要用辩证思维，不要绝对化；
三、把握和发挥生克作用要有适当的“度”，过度就会有反作用；
四、观察事物生克变化要有预见性，尤其要充分估计种种间接后果；
五、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全面深入反映事物联系的基础上，调动有利因素，消减不利因素，促成事物的积极变化。
这就是“五行制衡”，也就是使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多种环节尽可能形成良性互动。这些思维经验，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重要组成和表现。在今天，我们只要善于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仍然有助于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观察、分析、处理和解决。
2004年4月8日
于中华文化学院萃园
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1）
冯之浚
冯之浚：1937年生，回族，北京市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理论体系。将要处理的重大关系概括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核心是“统筹”。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从来就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协调自然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这就是崇拜自然的阶段。当人类历史进入17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以求得人同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
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凸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这是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必然结果。
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范式”（paradigm）理论来探讨发展模式问题。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Thomas Samua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库恩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提出，科学首先是在“范式”的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及其运行机制和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我们借鉴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可以探索和总结出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另一种是循环经济范式。
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2）
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是“科学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又兴起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随着人均GDP达到某个程度，环境问题会迎刃而解；还有环境资源交易系统的“最大、最小”理论，等等。
庇古税：又称排污费（ Pigovian Taxes）。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C•；Pigou）提出，他在对由污染等因素产生的外部性进行分析时，建议对污染者征税，以弥补排污者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庇古税税额的大小，就等于这一差距。通过征税使排污者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库兹涅茨（ Kuznets1995）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这一收入不平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其直白政策含义是“先污染后治理”（pollution first； and control pollution later）。
GDP：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指标。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是国内生产总值；对一个地区来说，它是地区生产总值。GDP是在全球范围内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通用标准。
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可用资源逐渐从稀缺走向枯竭的现状，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理论上探索能够解决目前困境的途径已经十分迫切，走出末端治理范式危机的时机已经成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这是循环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从稀缺走向枯竭，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末端治理范式，逐渐为循环经济范式所替代。我们称这种替代为范式革命，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通过比较两种范式，我们发现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
第一；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
末端治理范式的生态伦理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伦理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最高目标，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且是唯一的，其它物种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
循环经济范式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只是自然的享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
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维护和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