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甚至是无害的知足的情况，我们就会
看到，只有当他们的漠不关心仅仅是对改善外部环境而言，而
且努力在求取精神价值上的永久进步，或至少有裨益他人的
无私热情时，知足的情况才赢得我们的赞许。一个毫无抱负，
不想使任何别人幸福，不想促进自己国家或邻人的福利，或
是改进自己精神上的美德的知足的人，或是知足的家庭，既
不会引起我们的赞美，也不会得到我们的赞同。我们理所当
然地把这种知足归于单纯的懦弱和无志气。我们所赞同的满
足，是在没有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情况下愉快地工作的能力，
是对不同的想望对象的相对价值作出的正确评价，以及当二
者不可得兼时舍小取大的意愿。然而这些对积极从事改进自
己或他人命运的人说来是自然具有的优点。不断地对照着困
难衡量自己能力的人，懂得什么困难是他所不能克服的，懂
得什么困难他虽然可能克服但是得不偿失。其全部思想和活
动为实际可行而且有益的事业所需要并习惯地将它们运用于
这种事业的人，就是比所有其他的人最少可能让自己的思想
在不值得得到或是对他来说不值得得到的东西上滋长不满情
绪的人。因此，积极的、自助的性格不仅是本质上最好的，而
且是最有可能得到相反的性格中一切真正好的或可想望的东
西。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奋斗的、进取的性格，只是由于它通
常把精力消耗在极为次要的对象上而受到批评指责。本质上
它是人类普遍进步的最好希望的基础。人们敏锐地观察到，每
当事情发生差错时，法国人的习惯冲动是说“不要着急”，英
国人则说“多么丢脸”。当事情出错而认为是丢脸——急忙作
出结论说坏事本来能够并应当避免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使
世界变得更好尽最大努力的人。如果愿望摆得较低，不超出
物质享受和夸示财富，则精力发挥的直接结果将不外是把人
力不断用于物质对象。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为智力上和社
会上的最大成就创造机会和准备好机械设备。有了旺盛的精
力，有人将应用它，并越来越多地用来不仅仅完善外部环境，
而且也用来完善人的内在本性。不活动、无志向、无愿望，对
改进说来是比用错精力更为致命的障碍。当这种情况存在于
群众中时，少数强有力的人的极可怕的错误领导才成为可能。
使人类大多数人停留在野蛮或半野蛮状态的主要就是这种情
况。原来，不容怀疑的是，消极被动的性格类型是独夫的统
治或少数几个人的统治所喜爱的，而积极自助的性格类型则
是多数人的统治所喜爱的。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被
统治者的默从而不是除了他们所能强迫去做的以外的任何活
动。服从命令是一切政府对完全不参加政府的人们当做自然
法则谆谆教诲的。上级的意志，以及作为上级意志的法律，是
必须服从的。但在其余行动中具有意志或气魄或内心活动的
动力的人们，决不是统治者手中单纯工具或材料。在他们显
示这些特质时，不是得到专制君主的鼓励，而是必须为之求
得专制君主的宽恕。即使当不负责任的统治者尚未足够意识
到来自臣民的精神活动的危险想要加以压制时，统治者的地
位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人们的努力因它本身的显然软弱无力
而受到限制比任何积极的阻碍对它的限制更大。在服从他人
意志和自助及自治的美德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对立。对立的
程度视束缚大小而定。统治者们控制其臣民的自由机构的程
度，或代之以替臣民管理其事务的程度各有不同。但这种不
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原则上的不同；最好的专制君主
往往趋于将其臣民的自由机构束缚起来的极端。坏的专制君
主，当他的个人纵欲得到满足的时候，有时可能愿意让人民
自行其事；不过好的专制君主坚持为臣民做好事，使臣民按
照比他们自己所知道的更好的方式各尽其职。将法国制造业
一切主要部门限制在固定工序的规则就是伟大的科贝尔作
出的。
如果个人感到他自己除自然法则或他参与规定的社会授
权外不受任何其他的外部限制，而且如果他认为这种授权是
错误的，他可以公开表示异议，并积极努力谋取将它改变，在
这种地方人的能力的状态是很不同的。当然，在一个多少是
得人心的政府下，即使是不享有充分公民权的人也可行使这
种自由。但是当任何一个人都立足于平等的基础上，不须感
到他的成功有赖于他在自己并非其中之一的一群人的感情和
品质上所能造成的印象时，这对他的自助和自己依靠自己来
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格外鼓励。被排除在政体之外，不得不
从门外向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恳求，而不是到里面去进行商谈，
对个人来说是很令人沮丧的，对一个阶级来说是尤其会感到
沮丧的。自由对性格的最大鼓舞效果，只有当受到影响的人
成为，或者指望着成为和别人一样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时才
能得到。甚至比这个感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有时要求公民
在一段时间内轮流行使某种社会职务所能得到的性格上的实
际锻炼。人们未充分考虑到，在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
是对他们的想法或是对他们的感情所给予的伟大感是多么少
呵。他们做的是日常工作；他们的劳动不是出于热爱，而是
出于最基本的个人利益即满足每天的需要；无论是所作的事，
或是做这事的方法，都不会把他们的精神引导到超出个人以
外的思想或感情；若是能得到有教益的书，也没有促使他去
读的因素；并且在多数情形下个人接触不到在教养上超过自
己的人。给他们一些有益公众的事情做，就多少可以弥补所
有这些缺陷。如果情况允许分派给他相当多的公共义务，就
会使他成为有教养的人。尽管古代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存
在着缺点，但是古雅典的陪审员和公民会议的实践将普通雅
典公民的智力水平提高到远远超过古代或现代任何其他群众
曾有过的事例。这一点的证据在我们伟大的希腊历史家的记
载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伟大演说家们认
为最适于有效地影响他们的理解力和意志的那些杰出的演说
就够了。中等阶级较低阶层的英国人，由于他们负有担任陪
审员和教区职务的责任，于是产生了性质与此相同的好处，尽
管在程度上远逊于古雅典人。这种好处虽然不能和每个雅典
公民从雅典的民主制度得到的公共教育相比，享受这种好处
的人不那么多，也不是那样连续不断，也不引导他们达到那
么多样性的高尚想法，但仍然使他们在思想的广度和能力的
发展上变成同那些一生中只是拿笔杆子或站柜台售货的人们
完全不同的人。更为有益的是普通公民参加公共职务（即使
这种情况不多）所得到的道德方面的教育。当从事这种工作
时，要求他衡量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遇有相冲突的权利要
求，应以和他个人偏爱不同的原则为指导；到处适用以共同
福利为其存在理由的原则和准则；并且他常看到在同一工作
中和他共事的人们比他更熟悉这些观念和实际运用，他们的
研究将帮助他明白道理，并鼓舞他对普遍利益的感情。使他
感到自己是公众的一分子，凡是为公众的利益的事情也是为
了他的利益。没有这种培养公共精神的学校，几乎就不会感
到，不处在显赫社会地位的普通人，除了遵守法律和服从政
府以外，还对社会负有义务。不会有和公众同一化的无私的
感情。每种思想或感情，无论是关于利益还是关于责任，都
被吸收到个人和家庭之中。个人从不想到任何集体的利益，不
想到和别人共同寻求的任何目的，而只是和别人竞争，并在
某种程度上以邻为壑。邻人既不是同盟者或同事，因为他从
来没有为共同利益从事任何共同事业，所以只是一个敌手。因
此甚至私人道德也受损害，而公共道德实际上已不存在。假
若这就是普遍和唯一可能的事态的话，立法者或道德家的最
大愿望也就只能是使社会中大多数人成为一群无害地并排在
一起啃着青草的羊罢了。
经过上述各种考虑，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
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
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这种参加的范围大小应到处和社
会一般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容许所有的人在国
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的。但是既然在面积和
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
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
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第四章 在何种社会条件下不能
采用代议制政府
我们已经在代议制政府中看到最完善政体的理想类型，
因此就人类的任何一部分来说，其一般进步程度愈高，就愈
适于采用这种类型。他们的发展程度越低，一般说来，这种
政府形式对他们就越不适合。尽管这一点并不是普遍地正确
的，因为一国人民对代议制政府的适应性，与其说决定于他
们在人类的一般尺度上所占的位置，不如说决定于他们具备
某些特殊的必要的条件的程度。然而，这些必要的条件和他
们一般进步程度如此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任何不一致是例
外而不是法则。让我们考察一下在下降的系列中到达哪一点
上代议制政府就完全是不可容许的，或者由于它本身不适合，
或者由于某种另外的制度特别适合。
首先，代议制政府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在它不能持久
存在的场合，即它完不成第一章中列举的三个基本条件的场
合，都一定是不适合的。这些条件是：（１）人民必须愿意接
受它；（２）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保存它所必要的事情；
（３）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履行它加给他们的义务和职能。
人民接受代议制政府的意愿，只有当一个开明的统治者，
或是取得了统治这个国家权力的一个或数个外国，打算作为
恩赐提供这种制度时，才成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对各个改革
家们来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不相干的，因为，如果除了说这个
国家的舆论还不在他们一边以外对他们的事业提不出其他的
反对意见的话，他们就可以立即和恰当地回答说把舆论拉到
他们一边正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当舆论真正与之相反时，
舆论所反对的通常是变化，而不是代议制政府本身。相反的
例子的确不是不曾有过的。宗教上对限制特定家族的统治者
的权力表示反感的事是有过的。但是，一般说来，消极服从
的原则仅仅意味着服从现有权力的意志，不管是君主的还是
人民的。在毕竟可能作出引进代议制政府的尝试的情况下，对
之漠不关心，不能理解它的方法和要求，而不是断然的反对，
则是可以料想到的障碍。然而这些障碍和实际的反对是同样
严重的，并且可能是同样不容易消除的。在多数情况下，改
变积极的感情的方向，较之在原来消极的状态中形成积极的
感情更容易些。当一国人民对代议制政体缺乏足够的估价和
爱慕时，他们就几乎没有希望保持住这种政体。在每一个国
家，行政是政府行使直接权力的部门，并且是直接和公众打
交道的；个人的希望和恐惧主要地是指向它的，政府的好处，
以及政府的恐怖和威信，也都是主要通过它表现在公众眼里
的。所以，除非负责制约行政的各政府机关得到这个国家的
有效的舆论和感情的支持，行政总是有办法把它们撇在一边，
或者迫使它们屈服，并且有把握可以获得对它的这种行为的
支持。代议制度的永久性必然有赖于人民在它遭到危险时随
时准备为它而斗争。如果过低估计这一点，代议制就根本难
于站住脚，即使能站住，一旦政府首脑或任何能集合力量搞
一次突然袭击的政党领袖愿意为取得绝对权力冒些微风险的
话，也几乎肯定会被推翻。
以上这些考虑是有关代议制政府遭到失败的头两个原因
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缺乏履行代议制政体中属于他们的
职责的意志或能力。当没有人或只有一小部分人对国家一般
事务感到为形成公共舆论所必要的那种程度的兴趣时，选民
将很少不把选举权用来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或他们所在地区
的利益，或是某个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他们所依附或依赖
的人——的利益服务。在这样一种公共感情的状态下，控制
着代议团体的一群人多半就会完全用它作为为自己谋出路的
手段。如果行政的力量弱，国家就会因单纯的争夺职位而趋
于混乱；如果行政的力量强，它就用分赃来安抚代表或其中
能制造麻烦的人的便宜代价使自己变成专制政府；而全国代
表制所产生的唯一结果就是，除真正进行统治的那些人以外，
多了一个由公众供养的议会，而且凡牵涉到议会一部分人的
弊端就根本得不到消除。然而如果弊病到此为止，为了作为
代表制，即使是名义上的代表制的自然的、虽则不是确定不
变的伴随物的公开和自由讨论，这种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例
如，在近代希腊王国，无可怀疑，构成代议制议会主要部分
的猎取官职的人们，尽管他们对好的政府很少或没有直接贡
献，甚至也没有怎么缓和行政的专横权力，但是却保持住民
权观念，并大大有助于存在于那个国家的真正的出版自由。不
过，这种好处完全有赖于和这个人民团体同时存在的一个世
袭君主。如果不是竞相博得主要统治者的欢心，而是由这些
自私而贪鄙的派系去角逐那个主要职位，它们就肯定会象西
班牙属美洲那样使国家处于长期的革命和内战状态之中。一
个接一个的政治冒险家将交替着实行甚至不是合法的而是属
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