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要小5 岁。
5 月16日，犹太区终于落到了朱埃根。斯特鲁波将军的瓦芬—SS部队的手中。
他是在密集的扫射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之一。大多数居民，6 万多人死于子弹、炮
弹、刺刀下，或被倒塌的楼房压死。剩下的3 万人，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扎
布朗斯基混在里面。大多数人都转移到特莱布林卡并且死掉了。
但是，在那非常时期，一个偶然的情况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载着扎布朗斯
基的火车车头坏了，他们的车厢被挂在另一列车上，然后，被拉到奥什维茨。
虽然注定是要死的，但他却被留下了。当他说出自己是首饰匠时，德国人就让
他识别和挑选小件珠宝首饰，这些都是从新来的犹太人囚徒中搜出来的。后来有一
天，他被挑到集中营医院，落到一个被叫做“安琪”的人手里，这是一个经常面带
笑容的人，一直从事犹太青年青春期生殖器的活人试验。正是在他的手术台上，连
麻药都没有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被阉割了。
他把40个宝石中最后一个的金饰抠下来，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漏下的。他数
了数又秤了秤，一共40个，平均为半克拉，多数都少于半克拉，可以做订婚戒指，
一共值12000 英镑。他可以通过哈顿花园将它们卖掉，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而
且是现金交易。他认识那些经纪人。接着，他把那些金件底座等砸成一堆乱七八糟
的东西，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了。
1944年末，在奥什维茨集中营活下来的人被迫向西走。扎布朗斯基在柏根伯尔
森被挡住了。在那里死的人更多了，只有一小部分活了下来。最后，英国军队把他
们解放了。
经过精心治疗后，扎布朗斯基被送到英国，由一名北伦敦犹太人作保，住了一
段时间后，成了一家珠宝匠的学徒。60年代初，他离开师傅自己开了一个珠宝店，
先是在伦敦东区，10年以后迁到现址，在伦敦西区也算是较兴隆的一家。
在东区的时候，他便在码头上开始与海员做宝石交易——锡兰的祖母绿、非洲
的钻石、印度的红宝石和澳大利亚的乳宝石。到80年代中期，他成了富翁，无论在
生意上，还是在合法或非法交易上，他都是专家和伦敦最大的销赃人。他在格林金
匠街有一处大分销店。他已成了宝石界的大亨。
当他把那些镶在钻石上的白金撬下来并砸成一个金块后，便把它们装到包里。
他看桑迪拉下班了，便关了店门，整理一下办公室，带着四块大钻石走了。在回家
的路上，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外面的一个地方打了个电话，那
是一个叫做尼几伦的小村庄。他回到家后，又给英国航空公司打电话订了一张翌日
去布鲁塞尔的机票。
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排早已废弃不用的码头。在80年代初，按照一个发展规
划在这里建起一些新大楼。但在新楼之间的空场上，却堆弃着一大片乱七八糟的碎
石和瓦块，砖石瓦砾之间杂草丛生。曾经计划在上面盖起新住宅、商店和立体停车
场，但要成为现实可能还要等到猴年马月。
在温暖的季节里，有一些酒鬼在这一带支起帐篷；而南伦敦那些扒手小偷想要
销毁什么证据的话，也拿到这里来烧掉。
1 月6 日，星期二，已是晚上很晚了。吉姆。劳令斯摸着黑在这片垃圾上绊绊
磕磕地走着。没有人监视他。如果有人的话，就会看到他手里提着两加仑的汽油桶，
另一只手拎着漂亮的手工制的牛皮文件箱。
在星期三上午，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顺利地通过了希思罗机场。他穿着厚厚的
大衣，戴着软帽，拎着包，嘴上叼着一只树根做的大烟斗，汇人从伦敦到布鲁塞尔
去办事的旅客之中。
在飞机上，一位空中小姐躬下身来小声地说：“先生，请您在机舱内不要点着
烟斗。”
扎布朗斯基道了声歉，便把烟斗装进口袋里。他并不介意。他不吸烟；就是点
着了，他也不吸。那烟斗抽不动。里面装四颗58面的钻石，上面塞实了烟草，怎么
能抽得动呢？
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他租了一辆车开上向北的公路，从扎文特姆到麦哲伦，
向右朝东北方的利尔和尼几伦开去。
比利时的宝石加工业大都集中在安特卫普，中心地点是佩利卡大街一带。在这
里，大商号都有自己的陈列橱窗和加工车间。与其他加工业一样，宝石工业也需要
一些零散的供应商、个体工匠来加工一些小件活或承担一些分包活，如加工配饰、
清理和重新磨制等。
一些个体工匠住在安特卫普，跟犹太人住在一起，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来自东欧。
在安特卫普以东有一个地区叫坎普恩，那里有一些散散落落的村庄，每个村庄都很
清洁整齐，村庄里有一些小店铺为安特卫普的宝石业加工零活儿。在坎普恩中心有
个小村叫尼几伦，正处于连通利尔和海伦塔尔斯的公路和铁路的旁边。
在墨伦大街的中间住着一位叫拉奥尔。列维的人，是波兰犹太人，战后在这里
定居下来。他凑巧是伦敦的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二表哥。列维是钻石磨制匠，早
年丧妻，一个人住在一所小巧干净的红砖房里，位于墨伦大街的路西。房子后面是
小作坊。扎布朗斯基午饭后来到这里，与他的表哥见面了。
他们争了一个钟头，最后成了交。列维重新磨制这些钻石，尽可能少地减少其
重量，又使人认不出原样来。他们的成交价是5 万英镑，先付一半，另一半在第四
只卖掉后再付。
扎布朗斯基离开那里返回了伦敦。
容易坏事的不是拉奥尔。列维的手艺不高，而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每
周他盼着那一次外出——坐火车到安特卫普，在他最喜欢的一家咖啡馆里，跟他的
老朋友们在晚上会面，扯南道北、谈论生意。三天以后，他又到那里去谈生意了。
正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比利时的时候，约翰。普雷斯顿已经坐到了他在三
楼的新办公室里。使他庆幸的是，他没有离开戈登大楼去到另一幢大楼办公。
他的前任在年前退休了，副科长主管了几天，满以为自己能坐住这把交椅，现
在又不得不失望地向普雷斯顿交待工作。这些工作在普雷斯顿看来，每天就是在那
里兜圈子。
下午，就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浏览了一眼由这个科负责治安的各部大楼的清单。
这个清单比他想像的要长一些，但多数都不是治安重点单位，除非泄密才能引起一
些政治上的麻烦。泄露机密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文职机关吸收了那么
多具有极左政治观点的人。但这些事一般都是由该部自己的治保人员负责的。
他要负责的较大单位是外交部、内阁和国防部，这几个部门的往来文件堆积如
山。但他们自己的治保措施也很严格。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与各个部的治
保负责人取得联系、约定见面时间，以便互相认识。
在打电话的间歇，他看着面前堆着的、从楼上旧办公室带来的个人物品。在等
着一个回话时，他站了起来，打开自己的新保险柜，把文件一卷一卷地放进去。最
后一份就是他上个月打的报告，他自己留存了一份，另一份已经被注上“不转发”
而埋在档案室的纸堆里了，这是仅剩的一份了。他耸了耸肩膀，将它放人保险柜的
最里面。它可能永远没用了，但他认为还没有必要将它扔掉，总是过去的一个纪念
嘛！不管怎么说，把它们归拢成一个报告，还是花费了他许多心血的。
第三章 致总书记的信
致：苏共总书记
自：H．A．R．菲尔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将英国工党的历史及其强硬左派在过去25年间的
渗透和最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提纲挈领地谈一下。我认为，只有在了解这些情况
的基础上，才能纵观过去几年的历史和今后数月的前景。
自从休·盖茨克尔陷入不可救药而死去之后，英国工党的发展几乎在踏步不前，
它的历史已被莫斯科写出来了。
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工党的内部一直存在着竭诚亲苏的马列主义势力。但是，
在该党的历史上，这股力量还是很小的，不能操纵事情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更重
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该党领导阶层的选举和该党的领导力量。
只要工党处于专断的克莱门特。艾特利或狂热的休。盖茨克尔的流毒影响之下，
这种状况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这两个人的手中都攥着“清党名单”。按照这个名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
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随者都是工党的败类，不能允许他们加入工党，更谈不上
在党内担任工作。
休。盖茨克尔1960年在斯卡博罗党代会上叫嚣为工党的（传统）精神“斗争、
斗争、再斗争”。1963年1 月他死了后，党的领导权落在哈罗德。威尔逊手里，一
直掌权13年。在这13年中，他的两个特点给工党带来很大影响他与艾特利不同的是，
他名利薰心、好大喜功；与盖茨克尔不同的是，他尤忌斗争、主张妥协。针对他的
这种特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政策，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地
打入了工党内部。
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项荆棘丛生、艰难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称全执委）里，亲苏的我们的朋友们采取投石
问路的策略，设法通过了一个决议，从“清党名单”中划掉了“劳工研究部”。这
个“劳工研究部”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团体。值得庆幸的
是，该党中央对这项动议没有驳回。下一年，即1973年，全执委中的强硬左派便全
部吊销了“清党名单”。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党内马列主义小组的意料之外。那时，他们之中少数人是太
嫩的新手，但多数都是30年代就亲苏的马列主义者。他们需要在工党内扩充势力。
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许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党之外，并且有一大批强硬左派
政治活动者在寻求政治归宿。现在大门敞开了。正是这些人，不同年龄不同组织的
人，大量地拥进了工党的队伍之中。
随着日月的流逝，大多数老党员，尽管他们在艾特利和盖茨克尔那些前途渺茫
的岁月里一直在党内维持着党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还乡了。现在，已是新的一代
——15年前很年轻，但现在已经成熟了的一代，组成了强硬左派，他们不仅在党内
占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在各阶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来，在全执委中，强硬左派一直占绝对优势。而且正是通过这个有用
的工具，使该党的党章和上层领导成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请允许我简单说明一下，总书记同志，我所说的“我们的朋友”在英国工党和
工会运动中是指哪些人。他们包括两种人：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我所说的自觉的，
不是那些所谓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蜕化出来的人，这两种人都仇恨莫斯
科，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极强硬左派。这种人具有献身精神，是彻头
彻尾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并不珍视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毫无用处的英
国共产党员。他们是莫斯科的坚定朋友，十有八九会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办事，甚至
有些意图不能向他们讲明，他们也能去干。有些人则认为是在靠“觉悟”或为了
“英国”而去干的。
第二种朋友是英国工党内部起着决定作用的强硬左派。他什1 是这样的人：他
们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堪称为类似马列主义的左派。
他们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贯彻苏联对英国或西方
盟国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们是一些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甚至不愿意被人教导的人，
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念、变异爱国主义、破坏观念、个人突出思想所驱使的人，屈
于威胁压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乐于随帮跟影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与我
们苏维埃的利益并行不悻。他们形成了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当然，他们都自称是民主的追随者。令人高兴的是，当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
“民主”理解成多党制，统治机构必须定期由广大群众秘密选举而产生。既然我们
的强硬左派朋友们都是俗体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间烟火，睡觉、做梦，每天醒着时
还要为左派方针而工作，所以，他们要一个“选举出的民主”，由他们或与他们具
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权。英国的舆论界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总书记同志，我现在想谈一下多年来强硬左派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干扰。这
就是两条道路共存、并行长入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在强硬左派的
思想中存在了几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才得以解决。
强硬左派多年来要在英国推行的两条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和“工业道路”。
前一条道路就是潜移默化地接管工党，以其作为工具来掌握政权而制造一个真正的
革命社会。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上街头，从
而产生革命的社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英国，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