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了“第二届苏维埃大会”，列宁在会上宣布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孟什维克为了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和目标当场退出会场。剩余的人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流血就夺取了政权。政府立即颁布“法令”，宣布要实现要求土地和面包的愿望。在其他一些命令里，工业和银行被国有化，也包括教会的财产。一切私人贸易被禁止，物资的分配由政府组织。原来的司法机构被人民法院所取代，法官由选举产生。妇女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权利。结婚得以简化，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中学和大学对劳动人民开放，教育、科学和艺术将为培养“新人”做出贡献。
这个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感到神往。但大多数人却抱有怀疑直至拒绝的态度。这种状况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表现，在选举立法机构国民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了24％的选票。由于列宁担心革命政府会被选出的人民代表所取代，于是于1918年1月18日用武力解散了国民大会。按照他的说法，他的此举“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列宁断言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政策都可以得到辩解。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派夺取了政权，并试图用一切手段把它维护住。由于人民的大多数不愿意这样，所以爆发了内战。沙皇的旧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外国的帮助下反对共产党 —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初更名为共产党 — 的统治，斗争达三年之久。革命的反对者，即“白军”开始时还取得了相当的优势；1919年10月，他们的军队已经接近彼得堡。但列宁的最聪明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却成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了一支具有很大战斗力的“红军”。由于“白军”的各个派别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统一行动，所以“红军”得以把他们消灭。1920年秋，“白军”彻底失败。
参与这场内战的双方都全力以赴，进行了最激烈和最残酷的战斗，大约有1100万人在战争中阵亡。全国经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农业和工业产品极度匮乏，无数人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路线。他脱离了正统的学说，在1921年的党代会上宣告了“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允许把一部分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中小企业重新私有化，获得了生产和经商许可。这样形成的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导致了繁荣的出现，逐渐改善了这时国号已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尽管如此，列宁还是不想改变他原定的目标。“当然，我们后退了几步，但这只是为了赢得更好向前跃进的一个起跑点。”
但这个“大跃进”，列宁没有能够看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死后党内展开了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斗争，最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人称斯大林（1879…1953）取得了胜利。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成功地把可能的竞争者排挤了出去。他最强大的对手列夫·托洛茨基，首先被他开除出党，然后驱逐出境，最后于1940年在墨西哥流亡地被暗杀。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作为绝对独裁者统治着党和国家。他指出：“我们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去。或者我们能够做到，或者我们被别人粉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斯大林安排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的庄园被剥夺，建立了农业大企业“集体农庄”。谁要是反对集体化，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劳动营，或者被枪毙。在这场残酷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中，大约有二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由于集体农庄开始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又有约1000万人不得不死于饥饿。
在这个时期，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在苏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乌克兰到西伯利亚，无数工业城市拔地而起。其基础就是“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由国家具体规定生产的物品、时间、地点、厂家、质量和价格。工人在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为了计划经济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下工作：1928至1940年间，国内工业生产有了数倍的增长；苏联在这方面仅落后于美国。尽管如此，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批评却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反对派形成，他进行了“大清洗”。党、国家、军队内的一切真正的或强加的对手都成了这次运动的牺牲品，其中包括全部列宁的战友。很多老革命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谋杀，另一些受到酷刑，最后在大规模的审判表演中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或者被判以极刑，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俄国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任尼钦在他的《Archipel Gulag》一书中深刻地描绘了这种集中营的生与死。大约有1200万人死在集中营里。向人们许诺自由的共产党人，在二十年时间里，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只要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剥夺其公民的任何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国王、政客和独裁者，都是踏着人的尸体实现自己目标的。但一个要使劳动人民从几百年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党和领袖，变成了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却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所不及。对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还能够期待什么呢？
第四部分
摆脱殖民桎梏的两条道路
同样，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走向二十世纪的更迭时刻也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
自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一个民族反对派开始出现，把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日益增长的对欧洲依附的责任推到了皇室的身上。多次起义失败，但国内的不满情绪终于在1911年凝聚成了一场革命。皇帝不得不退位，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帝国宣告结束，中国
成了共和国。几乎和所有这样的情况一样，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这个国家。较温和的“国民党”主张进行逐步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新青年》派则认为这不够迅速和不够广泛。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以后。1921年夏，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1893…1976）。他虽然也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但却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载体不是数量较少的工人，而是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
两个政治阵营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相互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时明显处于优势；毛泽东的“红军”一直处于逃逸的处境，最后导致了1934至1935年传奇式的“长征”，经历了11000公里的旅程，几乎横穿整个中国。途中，很多人掉了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队伍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少到一万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在那里，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了他改造社会的事业。
日本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和解，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者。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不容日本称霸的美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敌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在不久就爆发的内战中，共产党得到了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到1948年秋，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巨大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印度的默罕达斯·甘地（1869…1948）却完全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如果说有哪个政治家是一位圣人，那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而是甘地。甘地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完全有另外一种设想，而不是世界各处流行的“现代化”。他说：“我坚信，如果印度取得了独立，它将走另外一条道路，全世界都迟早会认识到，人应该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茅屋里而不是在宫殿中。千百万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宫殿里和平共处的。我认为，没有真理和不放弃暴力，只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但真理和无暴力，却只能在农村中得以实现。”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对甘地来说，是不能通过武力达到的，因为这会丧失很多生命。对他来说，暴力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就像很多想走一条新的不寻常的道路的人一样，甘地一开始也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讥讽。但他却以自己的才智和超凡的忍耐，成功地使印度走向了独立。他所实行和组织的不抵抗主义，使英国人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然而，他所梦想的一切种族、一切宗教和一切等级和平共处的国家，却没有出现。在印度生活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一再发生暴力斗争。最后，政界的一些主要人士决定，把印度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部分。甘地最初反对这种分割，但却无法制止。这块次大陆上的真正和平，至今也没有到来。
第四部分
敌人站在右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行了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这些年轻的民主国家，战后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处境都很艰难。在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兰，反民主的右翼势力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独裁统制。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发明了所谓“法西斯”的政治体制，旨在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不同的模式作为第三选择。
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年轻的民主制度及其无经验的代表人物的弱点。他组建了一支穿制服的打手队伍 — “黑衫党”— 作为反对社会主义活动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很多工业家以及市民中的中产阶级，都把“元首”看成是可以在社会党及共产党人面前保护他们及他们的财产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墨索里尼率领他的4万名黑衫党员“进军罗马”，旨在推翻政府并夺取意大利的政权。直到这时，政府才想到采取行动反对法西斯，并动用了军队。但怯懦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却在墨索里尼的压力下退让，并任命他为首相。
当人们问起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时，墨索里尼回答说，他不需要什么思想，行动比哲学更为重要。法西斯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并不依据自己的思想，而是依赖反对别人的思想：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和反对资本主义。全体意大利人民都应该放弃私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和谐地共同生活。这个目标，要在儿童时期就加以灌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反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成为新的巨人。“信任、顺从和斗争！”这就是法西斯的竞选口号。“元首”借助这个纲领，使意大利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变成了一个极权的元首国家。
其他的民主国家在战后头几年里还能保持稳定。但这个时代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民主政权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和威胁：右翼的保守派政治力量，企图使局势回到民主之前的时代；左翼的力量，企图按照苏联的榜样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这些力量对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能够为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人们生活得越好，极端政治观点就越没有市场 — 或许在这里有必要对“右翼”和“左翼”的概念做一个说明。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指法国议会的座席排列，保守的议员 — 从会议主席的角度看 — 坐在右侧，而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则坐在左侧。右和左是个相对的概念。今天，对极端的政治观点，人们一般使用激进这个词。
我们再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中，经济不断繁荣，生活水平缓慢但不断提高 —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在“黄金的二十年代”，生活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 至少是在大城市里。 新的音乐形式如爵士乐，新的舞蹈如查尔斯顿舞，新的通讯工具如电话，新的生产技术如流水线，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惊奇和欢欣。“美国生活方式”变成了先进的标志。
然而，“黄金二十年代”却被纽约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所打断。在1929年这个10月25日，戏剧性的股市爆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银行要求它们的欧洲债权人立即偿还贷款和利息。通过战争负债最多的德国，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于是发生了货币紧缺，工业生产停顿，企业破产，失业激增，与此同时，极端党派的信徒也随之增加，并拒绝“魏玛共和国”— 根据宪法制定的城市而命名 — 的议会民主制度。 尽管如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仍然占有足够的多数，可以在这种形势下对必要的经济措施通过决议。但他们却以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轻率把多数扔掉：只是因为对失业保险的资金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一个由议会产生的合法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竟然宣布辞职。帝国国会没有能力再组成新的政府。在这种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的规定，帝国总统就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关键人物。自1925年以来就担任总统的这位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却不是一个民主派，而且担任总统也不适合。他听从了儿子和一些老战友的怂恿，为德国做出了后果严重的决定。他不断任命“总统临时内阁”。这样一来，法律不再由议会制定，而是由“临时内阁”提出，由总统颁布“暂行法令”。于是，对民主制度极其重要的三权分立的体制，实际被取消。从形式上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但那只是紧急状态时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由于这种做法自1930年就变成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