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代兵役制度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这样的制度的，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规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因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独立耕种。就农业经济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倘使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该有三年之蓄。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到九年以上，也不会连荒到三年以上。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让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在汉初，政府中人，本来大部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所以能订出这一法规。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转移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便该注意以往的政治制度。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颗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把来一笔抹杀呢？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汉代中央军队有两支：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当时南北军全部军队合共不到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当卫兵是极优待的，来回旅费由中央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宴，平时穿的吃的，也不要卫兵们自己花钱。
当戍兵就不同了。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论到戍兵的期限，却只有三天。这又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习惯。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如是则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这在封建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着五天干粮便够。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似乎没注意到这问题，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由会稽（江苏），到渔阳（热河），在政府说来，还只要你服役三天，这是从来的旧传统。可是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衣装粮食要自己带，多麻烦呢？天下一统了，国家体制变了，而秦始皇帝的戍边制度却没有改，或许政府事情忙，而且兵力统一了六国，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上，然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就论戍边制度，一到汉代就变了。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可是你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三天三百钱，交给政府，便可免戍。有一百个人不去，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由政府把来另雇一人肯去的，一去便要他服三百天的戍役。他也得了这一笔钱，不仅足够在边用度，并且还可留一点安家，这是一种变通办法。照理论，则人人该戍边三天，纵使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汉代曾有一个宰相，真叫他儿子亲到边疆去，真当三天戍卒，这便成为历史上的佳话了。
汉郡长官有太守，有都尉，犹如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氏地方军事首领。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眠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说到这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要是在后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政府不会来管。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这在《史记·货殖传》里讲得很详细。这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如何可相提并论呢？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五、汉代制度检讨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结果失败了。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便，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它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汉武帝临死时，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他却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后在内管事不好，但皇室总还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哪里能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派一个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是皇宫里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来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宫里的代表人，他该就是副皇帝，现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专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面有宰相，内面有大司马大将军，皇宫和朝廷就易发生冲突。当时一称外廷，一称内朝。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他是内朝领袖，外廷则仍有宰相统治。后来昭帝死，立昌邑王做皇帝，没有几天，又把他废了，另立汉宣帝。当废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领袖来预闻。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这并不是我们用现代观念来强说历史，在当时历史情实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属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尽专权横肆，并没有说理皇帝不要问朝廷。霍光以后，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诏群臣议所立。可见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纵说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可见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习惯。再就另一点说，原先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来掌领皇帝的秘书处，他不让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岂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后来汉宣帝想把霍氏权柄削减，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如是便由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又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权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就此一节，可见汉代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是有一番斟酌的。虽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的一句话，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就当是历史情实，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便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并非一两个皇帝私意要如此的。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遂不免发生许多的微妙关系。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汉宣帝以下，霍氏虽败，结果还是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还是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惩于前失，因怕大权旁落，自亲庶务，于是尚书地位日渐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却分成三个部门。本来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宰相是全国之首领。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横插进来，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职分别，一个公管领三个卿。在西汉时，本想把此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冲突的，然而这样一来，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从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宫廷，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这还是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之故。中国此下政府里的所谓御史台，便是循此趋势，由皇宫渐渐退回到政府的。东汉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换言之，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选举在汉代，也发生了问题。照汉代原来的制度，在汉武帝时，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这已经讲过了。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当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