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从前，但林海音和何凡住的小楼依然温暖：小楼墙上挂着浪漫情调的曼陀铃，古色古香的弩弓，还有画家蒋兆和用淡墨给林海音画的画像，她侧着脸，半仰着头，那明亮的脸庞、清亮的声音，给永光寺街四合院里的古老大家庭带来了无限活力。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05、106、98页。
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3日，全国报业复员联合会成立，林海音与何凡又回到报界工作，何凡进入《华北日报》及新创刊的《北平日报》，林海音离开师大图书馆回到复刊后的《世界日报》工作，此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老大祖焯四岁，老二祖美不到一岁，这回林海音主编妇女版，担任编辑，不再跑新闻，她常用林海音的笔名在妇女版上写稿，而夏承楹也开始用笔名“何凡”在《北平日报》上撰写“玻璃垫上”专栏。当时，成舍我也找何凡回《世界日报》，对他说：“你是师大毕业的，我希望你来北平新专担任教务主任，晚上在《世界日报》编教育版，你们的生活我来负责。”条件虽好，但何凡对教书的兴趣不大，而他已在《华北日报》和《北平日报》找到工作，就婉拒了。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15、116页。
此时，林海音在夏家的大家庭中已生活了六年多了。抗战结束，他们便搬出永光寺街的大家庭，在南长街28号建立了小家庭。南长街南起西长安街，北至西华门大街，就在紫禁城边上，元代时属于宫苑之地，明清属皇城，当时两侧有银作局、宝钞局、御用监署等官府衙署。南长街位于城中，地位适中，东面是中山公园，北面是通北海之路，向西去是中南海。他们住的是一所小三合院平房，南边是何凡书房，北边卧房，西边厨房，院子里有棵大槐树。周末不上班的日子，他们常牵着祖焯、推着婴儿车里的祖美，上对门中山公园去，这也是他们恋爱时常去的地方。何凡还常把侄儿、侄女们接来玩。侄儿们回忆说：六叔六婶在我们孩子眼中很有吸引力，我们最喜欢上他们家。六叔整日伏案工作，他总是戴着个用硬纸板自制的挡光帽檐儿，早年外国电影里在报社工作的编辑，就戴着这种东西。每天报社有人来取稿子，到晚上又送校对来让他校，他工作完了，就跟我们玩。六婶会做菜，她做的烫饭特别好吃，她还做一种日本冻子，放在一个个小玻璃碗里，吃时浇上琼脂果汁，酸酸甜甜的。他们还常带我们上中山公园音乐堂看露天电影，放的都是好莱坞大片。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16、117、118页。
林海音与何凡这段的生活还是比较宁静幸福的，他们居住宽敞、经济有来源，日子比较舒心，何凡后来在台北为林海音写的《冬青树》作序时这样回忆道：“如论写作环境，不禁使我们十分怀念北平南长街那一所小三合院，乃至永光寺街那三间南向小楼。尤其是当风雪之夜，我们听着炉上嗡嗡的水壶声，各据一桌，各书所感。偶然回头看看床上睡熟的孩子的苹果脸，不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1947年春天，林海音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女儿夏祖丽。
婚后的日子，林海音还一直照顾着娘家，她的几个弟妹都是她供养长大，大都中专毕业，学有所长。她常回晋江会馆看母亲和弟妹，她安排三妹燕珠学打字，当时会中文打字的人还很少，燕珠毕业后很快找到了工作，她又安排弟弟燕生念高工，妹妹燕玢学助产。林海音明白，林家的孩子没有机会读大学，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怕不能生活。弟妹们都很乖，全听大姐安排。
日子平静有序地过着，似乎林海音一生都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然而时局却动荡起来。抗战以后，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内战打起来了。国民党的美式装备不敌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很快丢失东北，战火即将蔓延到北平。何凡和林海音决定去台湾。而自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以后，林海音在台湾的亲属就一直希望他们回台湾，林海音的二妹秀英、二妹夫陈祥霖已先回到台湾，此时也来信劝他们赶快走并说台湾有房子住。
离开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北平，林海音一样也有人情上的怅惜，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的好友吴金玉、余慧清、余慧文、吴允贞都来送行，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不过，林海音心中还有一份对回归家乡的企盼。多年以后，她在《英子的乡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让我来告诉哥哥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就预备还乡了。从一无所知的童年时代，到儿女环膝地做了母亲，这些失乡的岁月，是怎样挨过来的？雷马克说：“没有根而生存，是需要勇气的！”我们受了多少委屈，都单单是为了热爱故乡，热爱祖国，这一切都不要说了吧，让我们从今抬起头来，生活在一个有家、有国、有根、有底的日子里！
他们先期回台湾的友人女作家黄和英夫妇、亲戚张我军也来信为他们迁台提供咨询。他们决定由上海转船赴台，当时北平到上海的机票难求、上海到台湾的船位更难等。巧的是当时北平陈纳德民航队里有他们的一位朋友吕保柔，他们就托她找机位飞上海。1948年11月4日，吕保柔为他们找到了机位，林海音先带三个小孩和妈妈林黄爱珍、五妹燕玢去上海，何凡和弟弟燕生料理完一些事情后再走。林海音和家人乘坐的是一架小货机，飞机在北平上空绕了个圈子，就往南飞了。林海音在飞机上的最后一瞥是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屋顶，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暂时避难”竟一走四十多年。11月10日，林海音终于从上海带着一家老小挤上了中兴轮前往台湾。11月12日，轮船抵达基隆，林海音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11月21日，何凡和燕生也抵台，一家人又团聚了。
第三章 台北生活
第一节 安家
基隆上岸后，林海音全家都住到了台北的二妹秀英家。
填报户口时，含英终于在籍贯那一栏写上“台湾新竹”（当时头份属于新竹县，后来才划归苗栗县）四个字时，她想到因失去故乡所受的那些委屈，不觉满眶热泪，感触万千！那年，北平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在一次集会中，大家愤慨地谈到日本问题，一个朋友自以为很俏皮地对她说：“你是日本人，应当高兴啊！”她当时脸涨红了，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无言以对，仅仅回答对方说：“我不会忘记你今天说的这句话。”她多么希望有一天再遇到这位朋友时告诉他，他说过的那句话是多么伤害一个爱国女孩的心，她从十三岁丧父后，就一直勇敢坚决地带着弟妹留在北京，过着艰苦的生活。如今故乡台湾虽然光复了，但那些年来的忍受、努力、期待，对一个女孩子岂是容易的！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98页。
台湾的一切对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也是熟悉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对幼年即已离开的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但从饮食习惯语言方式来说林海音又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在北京时爸爸妈妈就和他们说客家话、闽南方言，妈妈爱珍还经常做台湾菜吃。尽管如此，台湾对林海音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起步的地方，工作是需要重新找的，家是需要重新安的，虽说是住在妹妹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天，她不是出去找工作，就是到省立博物馆看书、找书，多是关于台湾的书，她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自己的家乡。而何凡到了台湾后，也是先忙着找工作。先是何凡找到了工作：“从基隆上岸到台北，是先住在东门町的二妹家。他撂下简单的行李，就南北奔波地去找工作；左营有他北平师大附中的老同学宾果先生，很热心地为他张罗，结果还是因为洪炎秋先生的关系，一脚踏进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国语日报》。”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4页。
林海音与何凡在北平即已认识洪炎秋，林海音说：炎秋先生本是我的父辈的朋友，他到北京大学做学生读书时，先父已经早两年到北京做事了，先母也和洪太太是朋友，但是等到我长大结婚后，他又因为和何凡在台湾共同工作了几十年，似乎他又跟何凡是平辈，我倒要升格了似的。好在炎秋先生也是一位个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朋友的年龄对他不是重要的，你看他还常常喜欢翻译些儿童读物给孩子们读呢！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而且别人不敢写不敢说的，他都不在乎，他认为那是不要紧的。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141页。洪炎秋先生当时是《国语日报》社长，他在1969年底以无党籍人士身份当选台湾立法院立委。何凡进《国语日报》时，王寿康是副社长，梁容若是总编辑。关于当时的情形，夏祖丽在《何凡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洪炎秋说：“承楹，你不要再找了，就来帮我办报吧！《国语日报》待遇虽不好，但是有件事对你方便，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有宿舍，让王寿康让出半幢房子给你们住。”然后他回过头问王寿康：“你们住哪边？”王寿康选了后面半边，这样，这件事就定下了，就这样，他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
不久，他在中国石油公司的老友崔兴亚、高雄炼油厂厂长宾果都来信说，帮他找到了工作，待遇好，工作比报馆轻松，但他婉谢了。
后来，《征信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找他去负责报社编务，给他优渥待遇，但条件是不能兼差，何凡必须辞去《国语日报》的工作。何凡婉谢了余先生的美意，他对余纪忠说：“当年洪先生给了我半幢房子住，我不能离开。”
何凡的工作定了，他们的家也就安下来了。1949年初，林海音一家搬进台北城南古亭区重庆南路三段，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半幢宿舍，女儿夏祖丽认为从这十几坪大的日式房子开始，展开了他们在台湾五十多年的丰富充实的生活。
这半幢宿舍委实窄小，儿子夏祖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房间狭小，内铺榻榻米，不能摆设多少家具。寝具放在纸门后的壁橱里，晚上拿出来铺在榻榻米上睡觉，夏天挂一顶蚊帐。林海音：《家住书坊边》，（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12页。刚搬进来的时候，林海音并不习惯：
我最初搬到这十叠半来的时候，心情之沉重，难以形容，看着堆在壁橱里的十五公斤行李，想起北平扔下的一大片，真要令人闷绝，怕他骂我想不开，夜里钻在被窝里，不知淌了多少眼泪！但是两年住下来，就犯了北平人的懒脾气。最近听说他的机关有把我们全家配到一栋多出两叠的房子去，自幽谷迁于乔木，可喜可贺，但是我和他反而留恋起两年厮守的这两间木屋来了，母亲还以为我是舍不得曾投资于修理厨房的两包水泥呢！林海音：《英子的乡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18页。
据夏祖丽在《林海音传》中说，他们一家在这栋日式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五年。但林海音毕竟是林海音，她从小形成的积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支撑着她，让她度过到台北后的最初艰难岁月。工作一时没有找到，她便又开始了投稿写稿的生活：
三十八年初，我们就搬到重庆南路三段的宿舍来住，十八坪不大，只有一顶日本“皇军”色的大蚊帐，一张矮桌，也就勉强可以应付我们一家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所需了。三个孩子——八岁的，四岁的，两岁的——就每天在这十八席上翻来滚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
我呢，走出了木板墙的家门。那时的重庆南路二段和三段间，还隔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巷弄，我就在这些巷弄中绕来绕去，认识环境嘛！忽然发现了一间矮屋，是公论报的分销处之类的地方，高兴极了，赶紧买了一份报回家，先看副刊，副刊的内容很合我的胃口，于是每天都要到那不知名的巷子去买一份公论报，终于兴起了“投稿”的老毛病。稿子很快地刊出了，都是些读书杂记。“飘”的作者死了，我就写了“文星陨落桃树街”；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我就写了“向乞乞科夫学习”。我在台湾的投稿生涯是从公论报起的呢！
为了写作，我们实在缺少了一张书桌。那张矮桌虽可席地伏案，但我们毕竟不是日本的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盘腿跪坐，来不赢！阿烈哥知道了，他日据时代在放送局，即光复后的中广公司工作，住在长安西路的宿舍里，就要提前退休了，把一张小小的旧书桌送给了我。没想这张书桌，我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趴在上面写了千千万万的字，后来桌面干了、翘了，木板生虫了，碎屑常一堆堆撒落在榻榻米上，我扫巴扫巴还是一样地使用。它曾放在卧室的窗前，更久是放在走廊的尽头。走廊头上也有一扇窗，我白天在那里写作，有窗明几净的感觉；晚上嘛，夏天脚下是一盘蚊香，冬天膝头是一张毛毯。请看我在这张破书桌前的照片，倒也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情呢！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4、6页。
何凡在《〈冬青树〉序》中也有这样一段回忆：“来台以后，定居台北，室小人稠，门外复有车马之喧，而板壁纸门，又是接纳诸般噪音的最好设置。白天既嘈杂又忙碌，实在无法构想。只有耗到晚上孩子们入睡，街上的车辆行人渐稀时才好执笔。我有时午夜梦回，透过纵横交织的蚊帐，看见她还倾身窗前小桌，一灯荧然，犹自振笔疾书。夏天是脚下一盘蚊香，冬天是腿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