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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是著名的文论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甚大。林海音与他们兄弟二人都有交往。哥哥夏济安在台湾时曾与吴鲁芹、刘守宜创办《文学杂志》，林海音与他的交往就起自那时。据林海音在《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一文中说：“我个人和文学杂志，也算有一份交情，因为一创刊就被邀写稿，认识夏济安也在那时候。记得在第四期我写了一篇题名《要喝冰水吗？》的短篇小说，夏济安收到稿子后，曾来信鼓励我说：‘……这篇小说写本省人的生活，很是生动。窃以为这条路大可走得。我们外省人虽然怀念故乡，本省人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写。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一点海音女士当之无愧了。……’其实我是真惭愧，因为自幼在北平成长，生活习惯早已‘京化’了，让我写台湾，远不如写北平更熟练，但他所提的‘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句话，该是值得铭记于心的。”可以说，夏济安于林海音的写作是有鼓励之功的。可惜夏济安早逝，更多的交往是在林海音与夏志清之间。夏志清居美国，他回台湾，总是要到林海音家去神聊，而林海音去美国也要与他见面。林海音还在纯文学出版社为夏志清出版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等专著。林海音在《亲情？友情？爱情》一文中还记述了她和夏志清之间关于《夏济安日记》的一段文坛佳话：
《人间》开始连载的《夏济安日记》，我有幸先睹为快。前一阵子为了出版《文学的前途》，和作者夏志清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他曾有一封信提到说：“……你好意要把我们兄弟的书信早早整理出版，一时实在没有空。上星期打开济安旧物，决定把他的1946年日记发表，写信给高信疆，他十分兴奋，看样子非发表不可，我又得写篇介绍性的文章……”
所谓“兄弟的书信”，是指济安先生生前和弟弟的通信，信中有许多文学上的讨论。志清曾把其中讨论有关俗文学的部分摘辑发表，题名《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我很喜欢，多次阅读，曾屡次提醒志清，希望他们夫妇积极地整理出他哥哥的信件，结集出版，是对读者有益的一本书。没想到他们一时整理不出来，却先“推出”了这本九个月日记。我想这本日记得以提前发表，和我多次催求整理书信，不无关连吧。
林海音与余光中的交往可以说很密切，他们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常常是大人神聊、孩子在一起玩捞鱼，一个夏夜就过去了。林海音曾有一篇《捞鱼的日子》叙述这段神仙日子：
捞鱼的日子是夏天，晚饭后，在张秘书长墙外的街灯下有一个大木水槽，围蹲着七个小女孩；余家来了四个，夏家有三个，每人右手拿个纸网子，左手捏着小额钱币。把纸网子捞破了，小额钱币花光了，再回家来要。家里的两对爸妈正聊得高兴哪，不希望小孩子打扰，让夏家的大姐姐发发好心，带领着小妹妹们，再拿一沓小额钱币，去玩捞鱼吧！有时候街灯坏了，没有亮，怎么捞鱼？夏妈妈就拨一个电话给市政府的路灯科，说：“喂，我这里是张秘书长公馆，后墙外的路灯坏了。”这样说了，就会立刻来修，快得很哪！大家都笑起来，夏妈妈说：“我并没有说错呀！本来就是张秘书长墙外的路灯嘛！”
捞鱼的日子，说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光中家住厦门街，离我们的重庆南路三段很近，晚饭后散散步就到了。天南地北地聊一个晚上，喝喝茶，吃点儿零食，非常的轻松。我现在简直想不出，为什么那时候会过得比现在轻松，现在上哪儿找这种“潇洒”的日子！
光中是诗人，我一向敬佩诗人的文笔，他们写其他文章，用字也一样简练。尤其光中，你想在他的文章里挑一个不妥当的字眼儿、句子，是不容易的。几乎有三十年了，我和光中虽是文友，但我们相处的位置，常常他是作者，我是编辑，他的许多诗稿、文稿、翻译稿，都是经过我的编辑台的；接到他的作品，总是先欣赏一阵他的书法，再看内容。近年来我看许多编辑先生索性直接把他的原稿制版印在副刊上，这样会给那天的版面更美化。
光中因为文字运用得讲究，所以他对于现在许多白话文章的“不讲究”，颇不以为然，例如过分的欧化句子，或者过多使用“的”字什么的。他最近曾专为此写一文，我读了后对他说：“我发现我的大白话就犯了你说的毛病，呢呀吧啦的，我用得太多了。”是真的。
记得有一个捞鱼的日子，光中一进门坐下来就说：“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然后他说他曾经在文章中把自己说的话，故意加上帽子说“古哲学家说”如何如何，后来居然有人在文章中也说“古哲学家说”如何如何，把他说的话照抄上。他说完我们都笑了，我说你太淘气了，这件事光中也许自己都不记得了。
光中对于住了三十多年的厦门街长巷，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其实当厦门街附近的许多街道如汀州街、同安街、和平西路等都扩展成为大马路时，厦门街，尤其是他所住的这条长巷，就显得更狭窄。每次乘车到他家，稍一疏忽，就会走过头，而且车进窄巷也怕对面来车，可是他毕竟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所以他为文或诗著，屡次以“厦门街”为题，对这日渐落在人后的长巷，寄以深厚的感情。而我写这篇小文，则是看七个捞鱼的女孩，如今有的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在高兴她们的成长中，不免也有些“年华老去”的伤感。
林海音与同辈女作家的友谊也很深厚。孟瑶是台湾女作家，50年代因一部《心园》而奠定了在台湾文坛的根基。她与林海音是在50年代同给《中央日报》的“妇家版”写稿而结识的，林海音主持“联副”时，她也曾为林海音写过稿。孟瑶多才多艺，善唱评剧老生，以扮杨四郎出名，生活中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林海音很欣赏她的名士风度，交往很密切。林海音在《婆娑一妪扮四郎》中举了两件事写她们交往的随意程度：“有一年她忽然问我：‘认识师大的杨希贤教授吗？’我说：‘听说过，不认识，干吗？’原来她要为大儿子向杨希贤的女儿求婚，她们的儿女都在美国。她拉了我同去，后来则由我权充大媒，送了订婚礼去。”“在台北，她到我家最舒服，进门扔下皮包，连老姐夫何凡进来都懒得起身，只‘嗨’一声。”她们的友谊是一种女性间可以互相进入日常生活的友谊，很亲密。这样的友谊，林海音还有很多。
琦君也是台湾女作家，她以散文闻名，也写过《一身飘零》等小说，与林海音也是因为为《中央日报》的“妇家版”写稿而结识，她们的友谊也是那种女性间可以相互进入日常生活的友谊。林海音在《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中这样介绍她们的交往：
琦君离开水晶宫搬了多次家，我则钉在重庆南路三段没挪窝，好在她迁移的新址总离我家不远，我们因为谈得来就时相往来。她有了孩子以后，到周末常带孩子到动物园去玩，然后再来我家。她对孩子说：“我们到动物园去看猴猴。”孩子总会跟一句：“看林阿姨和猴猴。”
她来了，我家女儿就会端茶拿瓜子，然后搬个竹凳坐在她脚下，听潘阿姨说故事。我们年龄相仿处同时代，虽然在大陆上一南一北，但所读书、所体验的生活是差不多的，因此有的是话题。只是她更勤于学问，又有好的国学根基，就不是我这“大白话儿”所能比的了。她故事多，说话又动听，多少年来除了学生以外，还交了许多年轻朋友。她没有女儿，特别喜欢女孩子，我家女儿们从小到现在做了母亲，一直都是喜欢听潘阿姨聊天的。当初，连我家的猫儿见她来了，都会跳上她膝头，咕噜咕噜地睡大觉。她不嫌脏，一边摩娑着猫儿，一边侃侃而谈。古今文学的比较，李杜诗篇的讲解，家乡西子湖畔的风光，都听得让人出神。
琦君也为林海音写稿，林海音办纯文学出版社时也为琦君出过书。
张秀亚小林海音一岁，河北沧县人，早有文名，在大陆时期即已出版四本小说集。到台湾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写作与翻译，与琦君、林海音、罗兰、潘人木等被并誉为台湾第一代具代表性女作家。她与林海音的友谊也是因为写作而走到一起的，林海音主持“联副”时期，她也是林海音的作者，林海音办纯文学出版社时，曾出版了她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吴尔芙的名著《自己的屋子》。林海音曾在《女子弄文诚可喜》一文中这样说她和张秀亚的友谊：“秀亚和我最谈得来的就是回忆小女生时代的读书生活，我们处同时代，又同在北方，同样喜爱文艺；但有一点我和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青少年时代没有少女的梦幻，几乎一点点都没有，她却说她的少女梦幻时代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我俩虽同是‘凌迷’，但是她所喜爱的另一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庐隐女士的名作《海滨故人》，我却看不下去，这大概就是她的梦幻色彩浓的缘故吧！”
陈香梅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女记者，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人，居美时既从政、从事社会活动，也写文艺作品。林海音与她的交往都是因为文艺。两人相识于1954年下半年，那时，陈香梅开始为“联副”撰稿。林海音回忆：“记得她写过《男人》一稿，刊出后竟引来了几十封‘岂可沉默无言’的男性读者的来信。那时的陈香梅多写小说和散文，‘自由谈’刊登她的小说最多吧！她写小说或散文常喜欢在文前缀一句或一首中国古典诗词，现在许多作家也喜欢这么做，虽然不是学她，但可见她是开风气之先了。”陈香梅热情，1965年，林海音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四个月时，踏上美国国土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陈香梅。陈香梅到机场接了林海音，并热心地陪她到了旅馆，还替她安排了身边琐事。林海音在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只要陈香梅没有外出旅行、林海音没有其他活动，陈香梅总会约林海音到她家谈一谈、吃吃中国家常菜。陈香梅还利用参加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城举行的第三十八届“苹果皇后”加冕典礼的机会，邀林海音共同出席，让林海音也实地体会了一次美国的商业文化。因而，两人不单单是编者和读者的关系，还有一份情谊与友谊在。夏祖丽为母亲出了传记后曾寄赠陈香梅一本，陈香梅感慨良多，在《文汇报》撰文回忆《林海音这位朋友》，写了她们早年的一些交往：“谈到海音当然又使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光。当年我和外子飞虎将军陈纳德也和众人一样从大陆迁移到台湾，住在台北。虽然我已不当中央社的记者，在民航空运公司上班。（办公室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这栋办公楼有四层，现在已拆掉，并盖了新的大楼。）虽然不做新闻工作，但没有脱离新闻圈子，因为我担任了几家报纸的写稿人，同时也认真地开始了我至今未断的写作生涯，因此结交了不少文友。赵君豪创办的《自由谈》，卜少夫主编的《新闻天地》，中央社、中央日报、新生报也常有我的文字，以文会友，乐趣无穷。当时台湾百废待兴，一切简劣，大家一同过穷日子也没有缺乏文感。反而因为朋友多，众人多半是读书人、拿笔杆的人，对时事、对书本都有兴趣，为此聚在一起时谈兴甚高，海音当然也是会员之一。我因为生在北京，对她说话时的京片子颇欣赏，她为人爽快，说话多，但并不像一些人拖泥带水，她的意见总是一清二楚。海音在联合报编副刊，编了十年后另谋出路，办了《纯文学》又创办出版社，自己出书，这期间出了不少好书，也提拔了不少青年才俊，功不可没。”“林海音1994年出版了《生活者》，1995年10月我们在台北见面时她送了我一册，还亲自写着‘送给香梅。海音乙亥、一九九五、十、四’，我想这该是她最后的书籍。后来偶有来信，短短数行，不久渐行渐远。我想她已开始被病魔困扰了。”“1965年海音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她逗留数日。记得当时我曾亲自到机场接她，又把她送到旅馆（那旅馆后来1979年由中国驻美大使馆买了下来，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至今仍在使用。真是旧事桑田沧海）。每天我也抽空陪她访问，和朋友相叙。那时的海音精力充沛，对于美国的一切既感新奇又充满兴趣，那是海音第一次访问美国。她回台湾后除了和朋友合办《纯文学》月刊之外，又成立了纯文学出版社，我的作品都由《自由谈》《传记文学》和时报出版社出版，因此纯文学没有出版我的书册！但海音从来没有作任何批评，只有一次她说：‘下次你若再出书也让我来安排一下。’可惜我的作品多在《传记文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