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说，你们是学校派出的先遣队，一定要作出最上乘的表现，你们既要为以后毕业班的同学去实习开路，更重要的是还要为今后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分到研究所工作建立信誉。
我们深知使命重大，决心全队团结一致，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不辱没校誉！
大连石油化学研究所创建于1949年3月，是国内历史悠久和研究力量最强的科研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当时该所第五研究室作毕业论文，该室主任是郭和夫先生，我的导师是张晏清副博士。我记得，导师第一次会见我时，向我讲明了大学生作毕业论文的意义、目的和要求。他说：“你们现在的角色，既是一名实习生又是一个研究人员，要把毕业实习与做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既要学习知识又要出成果。”
郭和夫先生并不具体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但是他作为室主任，对培养年轻人十分关心，我有什么疑难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他那时大约40岁左右，汉语说得很吃力。他是郭沫若先生的长子，出生在日本，也一直在日本接受教育，解放后方回国工作。他为人十分谦虚，有一次我在图书室碰到他，向他请教如何作科学研究，他很耐心地对我说：“作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研究课题进行的，具体地说要抓好四个步骤：选好题、开好题、做好题和结好题。选题最重要，要有明确目的性，理论与实际结合，当前与长远兼顾；开题是写好开题报告，实际上是制定一个研究计划的可行性报告；做好题就是通过实验，实施其研究计划，这是整个科学研究中的重心部分；结好题是出成果阶段，整理实验数据，撰写论文或研究报告，鉴定研究成果。懂得了这些步骤，就掌握了作科学研究的基本要领，当然还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提高过程。”
根据导师的意见，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硫化物和氮化物对铂重整催化剂中毒的效应”。这个课题是张老师的整个研究方向的一小部分，对于改进汽油的质量，提高其燃烧值，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当时我国石油勘探与开采还十分落后，面临着能源短缺的严重危机，我为能够参加这样具有明确应用目的的研究感到十分高兴，这也是我在那里废寝忘食工作了135天的动力。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其时正是大连的黄金季节，那里有旅顺海军基地、一•；二九大街、斯大林广场等景观，受苏联的影响较深。那时，我作为学生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到大连，但吸引我的并不是绮丽的风光和蔚蓝色的海洋，而是大连石油化学所的科学研究条件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在四个半月的时间内，无论是平时或是星期日，我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甚至连旅顺港我也没有去参观。惟一的一次奢侈，是去一家稍有档次的照相馆，租了一件西装上衣和领带照了一张毕业照，总共花了两角钱，为那次在大连作毕业论文留下了纪念。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刻苦努力，到六月底，我的毕业论文的实验工作已告一段落，获得了撰写论文所需要的实验数据。按照导师的要求，我起草了一份毕业论文写作提纲，经导师审定以后，我大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论文初稿。经导师审改以后，我用复写纸抄了三份，一份交研究室存档，一份带回交化学系作为学生成绩入档，我自留一份。按规定，研究室主任郭和夫先生还为我专门组织了一个论文答辩委员会，除我的导师张晏清先生以外，还有同研究室其他研究人员。
答辩是按正规程序进行的，首先由我报告论文，重点是研究的目的、意义、实验方向和研究的结论。然后，是回答评审委员和与会者的提问，我基本上都作了完满的回答。最后，评审委员们肯定了我的工作，给予我论文“优秀”——最好的评价。
回校后，我向化学系领导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们认为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实习任务，为学校争了光。我的论文《硫化物和氮化物对铂重整催化剂中毒的效应》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1959年第5期上，是同届毕业生中达到发表水平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之一。
通过毕业论文实习，我的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一个合格的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能够掌握各种实验技能，具有熟练地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这是从实践中体会来的，对于我科研素质的养成，为以后从事研究工作和研究生的学习打下了初步基础。每当我回忆往事时，对于大连石油化学研究所的那一段实习生活，总是怀有美好的回忆，那里的确是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摇篮。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1）
我们那一拨上学的大学生，正值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其间形势多变，政治运动频繁，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运动等。
这些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对我们的思想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55年夏初，《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在这些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目的。”根据当时中央的批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着又转入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
高等学校历来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鉴于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较长的老校，有不少的教师和职员是从国民党时期留用的，于是武汉大学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肃反的重点单位。在中央的通知下达后，武汉大学立即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并决定从干部和大学生中抽调108人脱产专职从事肃反工作，我也是那次被抽调的脱产“干部”之一，条件是停学一年，延长到1958年毕业。
面对学校党组织的决定，我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这是党组织的信任，有一种光荣感，能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一份贡献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又怕丢了学业，推迟毕业时间，这与我“三级跳”式的学习经历和超前的个性是相悖的。特别担心在肃反工作结束后，把我们转为政工干部，这又与我要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是矛盾的。经过思想斗争，我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因为那时我已写了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愿意做一个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肃反干部，我对学校肃反工作的全局情况完全不了解。那时，肃反工作分成了办公室、专案组、材料组、外调组等，我被分配在外调组，由于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所以我对其他各组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据后来的统计材料称，那次立案审查和被批斗的人共73人，约占教职工人数的8％，这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关于反革命分子占1％3％的估计。 外调组的工作犹如采购组一样，我们根据材料组或专案组提出的调查提纲，找相关人调查，索回他们所写的并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签章的证明材料。外出调查一般是一个人，有时也有两人同行的，但大多时候我是一个人执行任务。在调查中，如果是公职人员问话，一般有该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如果要提审在押犯人，我们只能把调查提纲交给监管人员，由他们提审，我一般不能参加。总的来说，调查工作是顺利的，完全是按政策行事的，但也有时遇到证人亡故或线索断了的，这样就不得不无功而返了。
那时，交通、电信很落后，外调工作十分艰苦。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我去外调的地方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六省30多个县100多个单位。
在湖南的零陵、新化、洞口等县，只能步行翻越陡峭的山峰；在广西的县城，只能坐人力单车；在河南，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引起的供给紧张，有时吃不上饭饿肚子。
1956年5月底，我在海南岛外调时遭遇了一起抢劫事件。一天夜里，我住在海口市的一家旅店里，在朦胧之中，我似乎感觉到有一个人已拉开了我的蚊帐，等我睁开眼后，他右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左手已经拿到了我放在枕头边上的挂包。我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道：“抓强盗，抓强盗！”那人听到我的呼喊，夺门而逃。我也立即跳下床，光着脚追了出去，心想：那挂包里除了旅费以外，最重要的是外调材料和学校党委的空白介绍信，这是机密呀，绝不能丢失！于是，我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一条街的尽头，在巡夜的士兵的帮助下，制服了抢劫者，我索回了挂包，没有遭到损失。经初步审讯，那人是一名正在被追寻的逃兵，后来由巡夜士兵带回去处理了。
在脱产肃反期间，我是尽职的，特别是在外调中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好评。
于是，1956年3月8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肃反运动结束时，我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受到湖北省高校工委的嘉奖。
脱产肃反，虽说耽误了一年的学习，但我受到了锻炼，特别是从事社会调查和独立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肃反期间，学校每月发给我们36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实习期工资的85％。那时大学生没有任何打工的机会，如果有劳动的话，那也是义务性的。对于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我来说，这一点微薄的收入是很珍贵的，我在武汉展览馆花30元买了一块苏制“胜利”牌手表，买了一双皮鞋和一件布棉袄，这是当时奢侈的“三大件”。此外，节余下来的钱，是我未来两年学习期间的零用钱，一直维系到我大学毕业。
1956年暑假以后，我和绝大多数肃反干部归队学习，我被新编到化学系852班。大约归队半年，我们刚刚安定下来学习，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已经箭在弦上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的通知，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谓整风，是号召党外人士用“和风细雨”
的方式，批评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以端正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但很快，整风运动就转向了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大揭发、大批判，从而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作为一个党员，自然地成了左派，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武汉大学的反右斗争从6月到11月底共6个月，分为群众发动、揭发批判和甄别定案三个阶段。那时，全校的重点是揭发批判中文系的“右派司令”、“右派元帅”和法律系的“山中宰相”。此外，每个系有自己的批斗重点，每个班也有对象。全校共划定右派分子429人，在全国高校中是划得比较多的学校之一。我所在的852班，通过排队，初步列出了右派和“中右”共5人，最后正式定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一个是调干的女生，她自己参加过三青团，其丈夫是江西某高校的画家，“鸣放”时对肃反发表了一些看法。另一个男同学，平时比较自由散漫，在思想上同情北京民主人士鸣放的观点。 那时我的思想状况是：一方面对反右斗争是很积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右派没那么多，我们班上另外3个同学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力争把他们保了下来，其中一名是香港回内地求学的。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2）
在反右斗争中，我作为党员承担了班上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工作，对反右斗争是很积极的，对于我们班上两名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我负有重要的责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这时我已担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出于对历史负责，为了把当年受到伤害的所谓右派分子从不平等的待遇下解脱出来，我亲自抓为右派平反工作。我要求做到：哪怕是踏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的下落，一定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同时还要协助当地组织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凡是工作无着落而又有一技之长的，一律调回学校统一安排工作。在这次平反中，我也十分关心受到伤害的两位同班同学，也为他们彻底地平了反，向他们表示了我的歉疚，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大学期间我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政治运动，是“大跃进”，无论是规模上还是破坏程度上，它都超过以往的任何运动。
那的确是个缺乏理性的年代，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盛极一时！
具体到大学来说，重点是开展教育大革命。从1958年4月开始，武汉大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和措施，如“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除教学中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大办校办工厂，“红”与“专”的大辩论……霎时间，武汉大学成了教育革命的一面红旗，其经验迅速地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
因此，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他于当年9月12日亲临学校视察，接见了武汉大学等校两万多名师生，发表了被称作“9
12指示”的重要讲话。这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是对那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的肯定。
正当学校的教育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我却像一只蜗牛，蜗居在科学院研究所这座象牙塔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毕业论文。但是，通过报纸和同学们的通信，我对学校发生的事还是大体上知道的。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对媒体不断介绍学校教改的经验感到高兴，这无疑扩大了学校的名气；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