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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我认为，让我当武汉市的市长，恰恰是不符合这个原则，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化学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一个人对他即将担负的工作，如果没有丝毫信心，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那项工作的。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市长，必须懂得工业、农业、金融、经贸、政法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知识和管理经验，而我在这些方面从未经历过，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当然，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也是应当优先发展的，但是两相比较，前面的任务是大量的、占主导地位的，而后者却是局部的软性任务。经我慎重考虑，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自己受累、吃苦甚至于犯错都是小事，万一贻误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工作，那就是大事了。”
最后，我戏谑地说：“武汉乃鱼米之乡，现在是有米无鱼吃，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果让我当市长，恐怕连米也没有吃的了，那就会民怨沸腾。”
张部长说：“依你所说，不仅不能成为你不能胜任的理由，反而恰恰反映了你具有当市长的智谋和能力。”
“我确实当不了，请求你们向中央反映我的要求，千万不要下任命的文件。”
陈主任说：“我们只有传达和执行中央决定的义务，没有打折扣的权力，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个人有权向中央直至中央总书记反映意见。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再认真考虑一下，能愉快地服从中央的决定。”
回到家里以后，我立即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高伟，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不当市长，即使犯纪律错误也不当。在誓不为官这个问题上，我得到了妻子的完全理解，因为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即便是像校长这样的“学术官”，她也不赞成我当，认为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既然是以历史的误会开始，也必将以历史的误会而告终。我所遇到的麻烦经历，完全被她言中。
对于欲任命我为市长一事，决非空穴来风。我想来想去，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因为头一年9月我随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头天晚上，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房间“聊天”，谈话中流露出意欲退到二线的想法，并表明了对我的良好印象。我猜想，黎智同志推荐我的可能性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找他能帮我的忙。于是，第二天我到黎智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工作组与我谈话的内容，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听后，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依我看，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下决心，放弃你的学术研究，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嘛！”
“问题就在这里，我实在舍不得丢掉我矢志追求的化学专业，也不能割舍我所钟情的教育事业。所以，我特来请求你给予帮助。”
“我的本意你是知道的，希望你接替我的职务，这是中央经过慎重的考察后作出的决定，我是坚决拥护的。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只能促成而不能促退。
当然啦，如果你执意不肯干，你可以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要求，如获得中央的同意，我也支持你留在学校干。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在求助黎智同志未果的情况下，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他听了我的情况后，倒是很开明地表示：“你不是不可以当市长，甚至可以当好一个很好的市长。问题在于，市长的可选性要比校长大得多，因此，我同意你不干市长，留在学校的作用要比市长大得多。”
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邓垦同志说：“这样也好，事不宜迟。”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前赴京，我订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在我准备赴京的头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组陈主任的电话，要我再到“百花村”去谈话。他见到我后，笑容可掬地说：“这两天你没有睡好觉吧！听说你准备进京上访，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思想包袱要放下来，北京就不必去了。关于你的任职，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领导同志很重视，指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学校干吧，反正办大学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这真是圆了我的教育之梦！
在谈话中，陈主任问我：“你既然不愿当市长，那你认为谁可以当市长？”我说：“能够胜任市长的人很多，譬如吴官正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原是武汉市葛店化工厂的技术员，我在该厂劳动锻炼一年，比较了解他。”
1983年3月底，黎智同志辞去了武汉市市长的职务，我虽然没有接他的班，但并未因此而影响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吴官正由武汉市科委副秘书长被破格晋升为武汉市市长。
1983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我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主任。
在成立大会上，新老市长都参加了。黎智同志对我说：“市长你不愿当，给市长当个顾问总可以吧！成立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全国是第一家，目的是借用‘外脑’，把市政府的重大决策，纳入民主科学化的轨道，减少工作中的失误与损失。”我说：“市委和市政府成立咨询委员会，的确是开明之举，我有幸担任咨询委员会的主任，是对我的信任。我认为，与其说是给市政府当顾问，倒不如说是市政府给了我一个了解市情的机会，我将尽力而为。”就这样，我这个布衣幕僚，从1983年至1990年义务地担任了两届委员会主任，最早提出了建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倡议，参加了天河机场、阳逻内河航运码头、武汉洗衣机厂招标投标（全国第一家）方案和武汉童车厂绝对成本控制法改革等方案的论证，给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受到了市政府的赞誉。通过这些活动使我与市政府前后几届领导建立了友情，也使我更加关心武汉市的经济建设了。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北戴河的会见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晚饭后，我循着一条山间小路登上了一座山顶，落日的余辉与青翠的山峰相互交映，感受到好似人间仙境的惬意。这时，我的灵感迸发，信口吟出了四句诗：
九宫山感怀九宫山上一“塞翁”，心旷神怡沐清风。
平生自想无官乐，潜心著述了初衷。
九宫山上的夏天，白天气温在25至28度之间，的确是消夏的好地方。在那段时间里，我过着安静而又有规律的生活，早晚两次各散步30分钟，其余的时间均用于阅读与写作，既无电话的干扰又无客人访问，真是潜心著述的好地方。可是，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只过了半个多月，后来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插曲而终止了。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