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娜·蔡斯医生是特德极力向我推荐的一位心理治疗学家。我打电话给她，没人接听，只好在录音电话上留言：“我是卡梅伦·韦斯特。最近经医生诊断，我知道自己患了‘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目前，我正在寻求一位医术高明、经验丰富的治疗专家。我刚从马萨诸塞州搬到加州，在德尔·阿莫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前不久，我妻子参加了多重人格患者的伴侣举行的一场聚会。会上，有人向她举荐您。我迫切需要一位治疗专家。”我在录音电话上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当天，珍娜就回电。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小心翼翼地盘问我。一般人都不会主动跟心理治疗学家接触，更不会向世人宣告，他们患了精神疾病。他们不会像普通病人一样，在看病的时候，会伸出手来指着自己脚趾头说：“大夫，我这里很痛。”
珍娜想要确定一下，我究竟是不是多重人格患者。嘿！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不是这种人。艾莉说我是，曼德尔医生也说我是，跟我在德尔·阿莫医院相处了一个星期的病友当然也说是。可是我自己呢？我是一个多重人格患者？我们——我和我的那群分身——是多重人格患者？开什么玩笑！我可不能接受这种事实。我只是身体虚弱，脑子有点不清楚而已。瞧，我又否认事实了。“否认”就像一个狡诈的恶棍，这会儿，它又在我面前哼唱他那首聒噪刺耳的曲子了。
在电话中交谈了几分钟，珍娜跟我约好，几天后在她那间坐落在伯克利的诊所见面。
现在，我得开始寻找一所适合我就读的研究院。我大摇大摆及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利奥纳镇图书馆阅览室，花了一个钟头，收集到10多所大学的资料。这些学校的研究院全都可以选修心理学课程
我选择了旧金山的塞布鲁克学院。这所声望卓著的学府是美国心理学家罗洛·马格和其他几位杰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1971年创立的。他们提供的计划可以让研究生自己制订学习步骤，因此，几乎所有课程我都可以在家里自修，不必每天赶到学校上课，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课业还满重的：修完18门课后，交了篇75页长的专题论文，以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最后提交博士论文。这么繁重的功课，我应付得了吗？在我的分身利夫协助下，我也许可以办到——只要我活得够久。从图书馆回到家里，我立刻向以前就读的大学索取成绩单，当天就向塞布鲁克研究生院提出入学申请。然后，我抱着玩具动物托比上床，打开一本维尼故事集，在灯下阅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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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娜·蔡斯医生的诊所，开设在伯克利市沙特克大道一栋翻修过的楼房中。楼上有3间办公室，居中的那间就是珍娜的诊所。客厅十分狭窄，里头只摆着一张很旧的木凳——跟它相比，教堂里的座位简直太过豪华、舒适。幸好，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面对大街的彩色玻璃窗，加上那座精工雕琢的纺锤式阶梯，为珍娜的诊所增添了些许光彩。
中午1点整，珍娜走下楼梯，她招招手，叫我上去。她站在客厅中向我作了个手势，让我先走进她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我瞄了瞄这个房间（我那群分身争相探出头来，跟我一齐观看）。地板上铺着一张蓝白相间的东方地毯，上面放置两张椅子：一张是专供病人使用的灰褐色皮制躺椅；另一张是珍娜自己的座椅，浅蓝色，也是皮制的。窗旁摆着一张古董书桌和一把藤椅；沿着墙有一排抽木书架，上面摆满各式各样、小巧玲珑的陶艺品和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全都跟“人格分裂”和“精神创伤”有关，包括两本探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教科书。好兆头！
华莱士·廷制作的一幅巨大版画——画中描绘的东西乍看起来好像一条鱼——悬挂在躺椅后面的墙壁上。对面墙上挂着两幅比较小的版画：一幅是彩色抽象画，乍看就像一排七彩缤纷的巨齿；另一幅所描绘的则是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作品中的一个场景——它使我想起马克·吐温笔下那个夏天站在河边垂钓的顽童哈克贝利·芬。我好喜欢这幅画。
我和珍娜在各自的座椅上坐下来，互相打量一番。我说“我”打量安娜，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讲法。事实上，我们都在打量她——我在前头，身后跟随着我的那群分身，就像一群观光客站在帝国大厦顶楼观景台上，大伙儿推推搡搡，争相挤到玻璃大窗前，观赏纽约的风光。
珍娜年纪跟我差不多，身材十分瘦削，就像漆了两层油漆的木板。她脸上不施脂粉，一头齐肩的棕色鬈发，配上一双亮晶晶的、有如蓝草莓一般湛蓝的眼睛，显得非常开朗、活泼。一连串念头在我心中涌起，就像一颗颗弹珠从地板上滚过去。鸟儿喜欢蓝草莓，我喜欢鸟儿，珍娜的眼睛像蓝草毒，所以我喜欢她的眼睛，也喜欢她的人。“珍娜”和“安娜”押韵——珍娜、安娜、桑娜、克劳斯、圣诞老人、红鼻子、红玫瑰、滑梯、牛仔靴。哇！大伙儿瞧瞧她那双牛仔靴！一双浅紫和深黑两色的牛仔靴，从珍娜身上那件斜纹棉布套装裙摆下伸出来。安娜好喜欢这双靴子。我的分身冒出来时，如果珍娜不恶言相向，把他或她骂回去——就像莫塞利医师对待我们那样——那么，我们也许会让她当我们的治疗专家，跟她好好相处。喂，咱们来啦。浑身猛一阵哆嗦，身份转换，我暂时退隐，让我的分身安娜出来见见珍娜。这小妮子龇着牙，眯起眼睛，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笑嘻嬉地坐在珍娜面前。
她细声细气地说：“我的名字跟你的名字押韵。”
珍娜笑了笑。“是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安娜。”
“好名字！安娜和珍娜，真的押韵哦。”
“你是老师吗？”
“不。我是心理治疗学家，就像艾莉·莫雷利。卡梅伦告诉我，艾莉是他以前的治疗专家。”
“卡梅伦是谁呀？”安娜问道。她的一位伙伴赶紧告诉她卡梅伦就是卡姆。“卡姆？”安娜伸出拇指头，向她身后指了一指。
“你们都管他叫卡姆，对不对？”珍娜问道。
安娜羞答答地点了点头。她一直低垂着眼睛望着地板。安娜从来不正眼看人。
“卡姆这会儿正躲藏在你后面，所以你才伸出拇指头，向后面指一指，对不对？”
安娜又点了点头。
珍娜坐直身子，清清喉咙说：“那天我跟卡姆通电话时，也许你们之中有一些人碰巧不在场，没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因此，现在我把那天讲的话再说一次。我的名字叫珍娜·蔡斯。我是心理学家。9年来，我一直在治疗和辅导患人格分裂症的人。我必须把话讲清楚，如果我成为你们的治疗专家，我决不会随便碰触你们的身体，除非事先征求你们的同意，而且，即使你们同意，最多我也只会跟你们握握手，或拍拍你们的肩膀。明白吗？”
“哼！”巴特双腿交叉，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伸长脖子浏览珍娜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一副不屑的神情。珍娜立刻看出我的身份又转变了——其实，这种转变很明显，连盲人都看得出来。
“嗨！”珍娜向这个刚冒出来的分身打个招呼。
“嘿，你是珍娜，对不对？”巴特倾身向前，向珍娜伸出一只手来。“我是巴特。”
珍娜伸出来跟他握一握，脸上绽露出亲切的笑容。“嗨，巴特。”
“你脚上穿的那双靴子很漂亮。”
“谢谢你的赞美。”珍娜非常和蔼、友善，不像莫塞利医生那样盛气凌人。
“卡姆没有告诉你，几天前我们曾经去看一位心理医生？这家伙的脑筋是用浆糊做的。克莱出来时，他竟然胡说八道，疯言疯语。他叫克莱赶快长大。”巴特皱着眉头瞪着眼睛，不屑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珍娜说。“这件事卡姆已经在电话中跟我提起过。我了解你们的感觉。”珍娜看起来满诚恳的。“巴特，你能不能告诉我，克莱是怎样的一个人？”
巴特耸了耸肩膀，他知道珍娜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别担心，克莱不会伤害人。他是个好孩子，只是讲话有点结巴。那位心理医生是个大浑蛋。”
“唔。所以，你们大伙儿对心理医生都不怎么信任，对不对？”珍娜问道。
“对啊。”巴特又打量珍娜几眼。“不过，你看起来还挺顶眼的。”
“谢谢！巴特，我能不能再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卡姆常常出来吗？”
“他啊？”巴特伸出拇指头向他身后一指，就像安娜刚才那样。“常常出来啊。这家伙脑子有点毛病。”
“什么毛病？”
“你听过‘否认事实’这个词儿吗？”
“听过一两次。”
“喏，他就是这种人。”巴特冷笑一声，伸出大拇指，朝他的右肩膀后面指了指。
“你是说卡姆，对不对？”
巴特把双手伸到脖子后面，交握着，然后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哟，你很聪明嘛！一点就通。”
珍娜笑了笑，点点头。“告诉我，卡姆现在想不想出来啊？”
“他现在应该出来了！今天这场聚会，费用是他支付的哦。回头见。”
我听见珍娜的声音说：“回头见！”然后就感觉到一阵旋风卷风起，身份转换，巴特退隐回我心灵深处那个阴暗潮湿的角落。我瞪着眼睛，呆呆瞅着珍娜的脸庞。珍娜坐在一旁静静地观察我。
“卡姆？”她呼唤一声。喂，过来帮我发动这部车子啊！引擎终于发动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捏着钥匙，使劲向右转——仿佛只要再多讲几句英文，这部巨大的、开始生锈的机器就会起动似的。你是真实的，你是真实的，你是真实的。嘿，你是真实的！！
“卡姆？”珍娜又叫了一声。
“我……听……到了。”我只觉得自己那张脸孔绷得紧紧的，就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还没完全解冻的肉。
“专心听我讲话！”珍娜指示我，“把脚伸出来，好好感受一下你的脚碰触地面的感觉。现在把手伸出来，摇摇你的手指头。别怕！摇摇你的手指头。”
我感觉到一根手指头在我的手臂末端摇动。
“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了。”这回，我说话的速度稍稍快了一些。
“很好！你做得很好。我了解，你现在承受很大的压力。我知道你刚出院。我也知道前几天你去见那位心理治疗学家，憋了一肚子的气。”
我的眼睛开始对准焦点；我的魂魄开始朝地面坠落。地面变得越来越大。我的魂魄终于坠落进我的身体里头。我回来了！
“卡姆！”珍娜叫了一声。我赶忙整理思绪，设法弄清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仔细打量着珍娜，刚才站在门口的女士，墙上挂着的几幅版画，她脚上穿着的牛仔靴。
“嗨，你好。”珍娜瞅着我的脸庞。她看起来充满自信，脸上流露出关切的神情。“刚走进我的办公室时，你的心在不在这儿呢？”
“好像在吧。”我觉得手臂上那道正在愈合的伤口痒痒的，忍不住伸手搔了一搔。所幸这两条胳臂还在。好兆头！
“那天跟我通电话的人，就是你啰？”珍娜问道。
“是，就是我。”
珍娜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笑了笑：“嗨，你好。”
“你好。”
“我刚才跟巴特和安娜见过面。”
“我晓得。”我又摇动我的手指头。我的神志越来越清楚了。
“很好！看来你们拥有某种并存意识。”
“唔，我们都有。”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心中一凛，我伸出三根手指头，使劲揉搓着我的太阳穴。“我们有日记。很多事情你应该知道，但我不方便亲口告诉你。这些事情都详实记载在日记里。你应该读读我们的日记。”
“好啊！下回你把日记带来，我一定仔细拜读。”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心中忽然感到一阵酸楚，眼泪差点掉下来。
“怎么啦？”珍娜问道。
“我是一个疯子。”
珍娜没答腔。
我睁开眼睛望着她。“请你帮助我！我不想发疯死掉。”
珍娜倾身向前，瞅着我的脸庞，对我心中的每一个人说：“你不是疯子。我不会让你发疯死掉的。”
第三十一章
我的入学申请终于被塞布鲁克学院接受了。就在这个时候，瑞琪找到了工作，在奥克兰一家规模颇大的公司，担任销售部门副总裁的行政助理。骤然间，我的妻子从家庭主妇变成了早晨7点出门、傍晚6点才回家的上班族，而我得父代母职，讲故事给凯尔听，在他面前扮演奥西、哈里特和骑在海怪背上的巨人之类的童话人物。
我和凯尔父子俩，渐渐摸索出一套作息规律：平日，每天早晨一起床，我就爬到凯尔床上，花半个钟头，朗诵格特鲁德·钱德勒·沃纳撰写的《货车儿郎》系列儿童推理小说给凯尔听，然后才帮他打点一番，准备上学。念诵故事的过程中，我会即兴编造一些诙谐的对白，逗得凯尔格格直笑，乐不可支。我们父子俩都珍惜每天这一段共处的时光。
通常诵读故事书所带来的欢乐会维持一段时间，直到凯尔吃完早餐，出门上学。对我们父子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每天到了下午，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凯尔也会发现，放学后到学校来接他回家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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