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已向警察报告了她的失踪。
波利说雷切尔47岁，高约5英尺1英寸。“和我一样高，”黑头发带点灰白。她曾因“腹内的一些问题”，一度常去医院。她的牙科医生是科普金先生。波利给警察一张雷切尔的照片。
确证了如下几点：柏森纳尔·格林地方的密尔特曼教会医院的医生玛丽·沃森说，她在1939年10月检查过雷切尔·多布金夫人，发现子宫有纤维样肿瘤。另一个伦敦医院的医生证实，子宫有纤维样肿瘤：曾建议作手术，但多布金夫人拒绝了。牙科医生科普金说，他从照片就认出雷切尔·多布金。有6年长时间，她是他的病人，准确地说是从1934年4月到1940年3月。科普金是很准确的，因为他的记录卡是警长基林所看过的病历卡中最全面的。
“从这些卡片，”基林问“能否把你最后一次看见她时她的上颌的形象画出来？”
科普金坐在他的诊室里画图。在基林的请求下，他签了名并写了日期：1942年8月3日，上午11时。然后基林带他到我在盖氏医院的实验室，雷切尔·多布金的颅骨放在工作台上。
“这是我的病人”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欢迎，他就兴奋地大声喊，“这是多布金夫人！那些牙齿是我补的！”
我记得这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莫利·李费伯里差一点从她的实验室凳上摔了下来。
警长基林拿出牙科医生画的简图。这是从地窖里得来的上颌骨的准确的复制品——牙齿在准确的位置上，补的情况也一样，牙托间的空隙，爪的印痕，还有两件可能的附加物：左侧第一和第二前磨牙牙根的小碎片。科普金认为这些是1934年4月拔这些牙齿时残留在上颌中的，而在我们的X线照片上看不见。
我们重做了上颌的X线照片，这一次是由盖氏医院自己的老资格牙科医生，著名的威廉·凯尔西·费赖伊爵士做的，他发现了那些残根。
同时在玛丽·纽曼帮助下，我自己也一直在摸索照相术。玛丽·纽曼是负责盖氏医院照相室工作的。既然我们有了失踪妇女的照片，是一张正面肖像，我就试着把它与颅骨照片进行重合。这种证明身分的技术①（①称为颅像重合术。——译音）1936年由格莱斯特和布拉什教授第一次在著名的巴克·罗克斯顿案件中使用过。罗克斯顿是一个印第安医生，他杀死了他的老婆和她的女仆，将她们肢解后丢进深山谷中。格莱斯特和布拉什得到了被搞混了的两具尸体残余以后，就整理出了这些肢体碎块。我只有一颗头和一张照片，我想看看它们对比起来能符合到什么程度。
纽曼小姐照了颅骨，又照了肖像，将两者放大到一样大小，然后将X线底片作一次新的照相，将颅骨的负片和肖像的正片叠在一起，我们就发现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肖像盖在颅骨上就象面罩一样。
基林是多么高兴；就好象他已经抓住了凶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抓到，至少他已经把凶手的一半抓在口袋里了。
凶手是谁呢？完全可以这样说，除非发生过什么凶险的事，否则就不会有浸礼会教堂地窖底层石板下的尸体碎块，但是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凶杀案的控告。那么她被杀的证据有那些呢？
要不是凶手自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很可能一个证据也没有。他将熟石灰撒在尸体上，无疑是企图减少尸体腐败时的臭气，也许是想腐蚀软组织。生石灰在销蚀人肉方面是很有用的，但熟石灰却很少或没有破坏作用，相反，它会杀死蛆虫和甲虫，有防腐作用。幸好是熟石灰，喉部的一些损伤被保存了下来。
这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黄昏后，当只有我一人在实验室时，剖开喉头，看见右侧甲状软骨上角骨折，其周围有少量的血凝块。幸好工人并没有用他的镐头和铲子造成损害。这些损伤是活着的时候形成的。
除非脖子被用手紧紧掐住，这一小小的骨头从不会自己断的。它是手指尖或拇指在掐扼脖子时的压力造成的。
“你敢肯定，大夫？”在没有典型的征象、没有指痕、没有窒息的情况下，我当真能说她是被扼死的吗？赫颐和基林都非常紧张。
“我敢肯定，这意味着扼杀。这一小块骨头没有其它途径会使它骨折。”即使在法庭上我也准备这样说。如果那个病理学家想自己证实损伤的话，好，这就是！我会把它保存起来，作显微镜切片，以证实挫伤。
我在头的后面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挫伤。这可能因喉部被掐时，头部猛撞在地板上造成的。但它也可能是在堕地之后发生的。这一损伤的意义小得多，而且没有留下组织可作显微镜检查，因此我就不敢肯定它是发生在生前。
我的工作做完了。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据使陪审团相信这具骨骼是雷切尔·多布金的，而且她是在15个月以前被人扼杀的。现在轮到警察来查清谁是杀人的凶手了。
雷切尔·多布金于1920年9月和（未来的）防火人结婚。结婚是由一个媒人说合按犹太人的习惯进行的，但很快就破裂了。三天后，夫妻就分开了。9个月后生了个男孩。1923年多布金夫人获得了法院给她的赡养判令。从1940年左右起，多布金付款极不按时，有几次因为拖欠不付被关押起来。后来，雷切尔不得不在大街上拦住他要钱。于是他就把她看成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讨厌的东西。她曾四次要求政府传唤多布金，说他殴打了她，但每次地方官都未予受理。
1941年4月11日，耶酥受难日，夫妻俩在道尔史顿咖啡馆一起喝茶，约在下午6点30分离开，雷切尔就再也没有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下午3时，她的姐姐波利报告警察说雷切尔失踪，并怀疑是哈里谋杀。但因伦敦正处于战争状态，警察人员配备不足，工作过重，直到4月16日还没有面审哈里。而4月14～15日夜晚，在浸礼会教堂发生了一场神秘的火灾。
说它神秘，是因为那晚并没有敌人的行动。在教堂的地窖里并没有易燃物品，但很明显火是从那里开始的。另一件神秘的事情是：哈里·多布金并未发出火警报告。在早上3点20分巡警发觉火灾，便立即召唤消防队进入教堂，却碰到多布金在那里。“我很高兴你们来了，先生们。”防火人向他们致意。“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可不是吗？”
火被熄灭了。牧师赫伯特·伯吉斯四处审视受损的程度。他在地窖里看见烧焦的稻草床垫。它被撕扯开来，成堆地撤在地板上。伯吉斯先生找到了多布金问他这场火是如何引起的。防火人却说他曾试图灭火，后来才叫来了消防队。伯吉斯先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火是精心策划的。他把这场火的后果记入了他的日记中。
第二天，4月16日，在伦敦肯尼顿区广场有一件官方称为“小事情”的事故。敌人的飞机投下了一个炸弹在离教堂不到250码的地方，死了23人，受伤的有两倍多。这样的灾难都当“小事情”，那么在空旷的地窖里起了一场火刚被熄灭就被人遗忘是不奇怪的。当那天警察问多布金他的老婆失踪的事时，就根本没有提及这场火。他告诉警察，自从他们在4月11日一道喝茶以后就再没有见到她了。
警察传阅了一份关于雷切尔的描述，并在医院和其他寻常的地方，包括中央空袭伤亡人员统计局，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更多的情况。但显然有些值得怀疑。因为在4月28日，以后又在5月1～2日，他们再次搜索了教堂，挖掘教堂地下室的地板，发现了一个新挖的洞，长约6英尺，宽2英尺。里面是空的。警察最后在《警察报》上刊登了雷切尔的照片，然后就把这个案子搁在一边了。
一年多以后，上述材料成了赫顿和基林非常感兴趣的阅读物。
多布金于1942年5月辞去了防火人的职务。而当他的老婆的残骨被发现时，他正住在道尔斯顿。三周以后，一个认识他的警察在早上6时30分骑着自行车经过，看见他进入了浸礼会教堂，就停下来注意他，一会儿看见他的头从楼上窗子伸出来。
关于这副骨头的事，那时还未曾向报界透露。赫顿一直等到8月26日才要求多布金“帮助警察调查”。赫顿带多希金进入地窖，并告诉他：他的老婆被扼死，尸体是在那里发现的。
“我没有扼死过女人”。他说：“我没有打过女人，有些男人会这样，我不会。我不知道地窖在这里。我一生中肯定从来没有到过这里。”他还说自从5月份他辞去他的职务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教堂。
“我有情报。”赫顿告诉他，“一个警察在8月4日看见你进入过这座屋子”。
“把他带来给我看，造谣的人！”多布金激动地要求。
警官毕克·韦克利魔术般地出现了。“就是这个人，”他说：“在肯宁顿巷我已经多次因为他点着的灯和他谈过话。我很熟悉他。”
“这是撒谎。”多布金大声喊道：“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我不在那里，他造谣！他撒谎！”
最后，警长赫顿正式指控多布金杀死他的老婆。
1942年11日17日，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开庭审判哈里·多布金。由当时还不是皇家律师，但后来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劳顿先生出席辩护。在本案的法医学方面他曾征询我的朋友埃利克·加德纳的意见。后来加德纳告诉我，他劝他们对个人识别的证据不要提出质疑，但劳顿却选择步步为营的办法企图驳倒个人识别的证据。
“活着时脖子弯曲的人会非常显眼吧，你说是不是？”他问我。
“如果活着时就这样的话。”
“会很明显吗？”
“确实会非常明显。”
“如果在活着时就是这样，她就不可能是多布金夫人，可能是吗？”
“它不是活着时就这样的。”
“这不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我要问的是：如果活着时存在脖子弯曲的话，她就不是多布金夫人？”
“但我不准备考虑是否活着时存在脖子弯曲的问题。因为我有证据证明它不是活着时就这样的。”
他用法医学方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医学知识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包括死者的年龄、牙齿（他还对跟我一起的科普金提出更为困难的问题）。他也问我关于死亡妇女的身高，却无明显怀疑的态度。
“综合应用这三种计算身高的方法，你所说的是她身高的可能范围，最高值和最低值？”
“根据平均值，我认为身高为5英尺半英寸，我想可能的限度是上下1英寸左右。”
“那么，身高最大值是多少？”
“5英尺1英寸半。”
“这样，如果多布金夫人活着时是5英尺3英寸的话，这个尸体就不可能是多布金夫人了？”
“是的，”这是唯一可能的回答。但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呢？律师早已成竹在胸。审判开始时，律师就问波利·杜宾斯基有没可能身高5英尺3英寸。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为什么律师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
他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下，继续从格莱斯特·布拉什关于巴克·罗克斯顿案件引证一些话对颅像重合照片的证据提出质疑。
“你刚才说，本例是她本人的照片和颅骨的照片合在一起帮助你作出了这个人的个人识别？”他轻轻地，漫不经心地问，就象他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打扰我更多的时间一样。
“是的。”我说。
“判断肯定吗？”
“对！”
他把圈套收紧了。他用最重的语调说：“现在我可不可以把格莱斯特教授的书翻到第161页，看看这一点你说了些什么。”我很不自在地等着。“由于这个方法很新颖，而且这种技术有一部分不太肯定，无论颅骨和肖像多么一致，用颅骨来作出肯定的个人识别都有可能受到严肃的异议。”我本以为会遇到更糟的情况。这时我得到了宽慰。“你同意这一点吗？”律师诚挚地问。
“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它会遭到异议，”我立即说，“这种办法通常用来帮助个人识别，而不是证实个人识别。”
正如我所预料的，律师在扼杀的证据方面还要进行最厉害的攻击。
他要我设想一下，若是有人站在路上或有许多碎砖石块的废墟上，当炸弹爆炸猛烈地将他推向前，在跌倒时他的喉部撞到路边石或碎砖块或砖石建筑等诸如此类的物体时的情景。“是不是不可能——我不想说得比这更远——在这些情况下因跌倒而使右侧甲状软骨上角骨折呢？”
“我看见过那样受损伤的许多案例，”我说“但那些损伤从不象本例所出现的那样仅仅局限于甲状软骨上角的骨折。”
我说还见过整个甲状软骨受压，同时有两个上角和两翼的骨折，也见过有一翼和一角骨折的，都从来没有见过单是一角骨折的。“15年来，我个人检查过一万一千多件案子，除非用手扼，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损伤。”
“你说这是不可能的吗？”
“我说我从没见到过，但我见过许多坠落伤和许多扼死。”
律师问我，那一万一千个案例中有多少出现甲状软骨骨折。
“如果需要，我可以从我的记录中统计出这个数字。现在我不能立即说出来。”
“当然你不能立即说出来。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向你提示，使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远少于50个吧！”律师在这一点上很明显没有征询过埃利克·加德纳的看法。
“不！”
“超过50个？”
“简直有好几百。”
这时，辩护律师要求召回刑事案件公诉人的证人：“庭上，大约20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个文件，我想问波利·杜宾斯基小姐一个问题。这是一件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个文件是1941年5月4日《世界新闻》的一份拷贝。“失踪者”专栏里有雷切尔·多布金的特征描述和照片，都是由她的姐姐波利提供给报纸的。律师开始把它读出来：“身高，大约5英尺3英寸。”
律师已经诱使我说过，如果多布金夫人身高5英尺3英寸的话，地窖里的尸体就不是多布金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