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公派辩护人问我们知道那个女孩是个聋哑人吗？麦克说我们后来发现她是。公派辩护人说，如果这个女孩不能说话，我和麦克又是怎么知道这不是双方自愿的性生活呢？麦克说：‘我的手电筒照到她身上，她的嘴形告诉我——救命！’公派辩护人说：‘你接受过读嘴唇语言的训练吗，弗林特警官？’麦克说：‘没有，但我知道她想说救命。’公派辩护人说：‘你是怎么掌握这门技巧的？你是不是可以不看字幕而看得懂英马尔·贝尔加马（瑞典一影星）的电影或者你有其他的方法练习唇读法？’麦克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脸上不带一丝笑容。他说：‘不，先生，我不会瑞典语。’”
在哄堂大笑声中，我走到麦克身边，挽起他的手臂：“我们该走了。”
他的嘴唇上有一股朗姆酒的味道，吻我的时候，冰凉冰凉的。他说：“你可以再待会儿。”
“我知道。但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喝一杯酒我就上路。你自己照顾自己吧。”我把头舒服地靠在他颈部那块柔软的地方，拉着他的手朝门外走去，“打电话给我。”
森尼克跟着我们出来了，一只手环住我，想把我往回拦：“你不能走，甜心。奥尔加听说麦克在这儿，她就会来的。如果你走了，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
奥尔加是一个“警察的熟客”。大约一年以前，我还看见她坐在麦克的大腿上。这是她的主意，不是麦克的。他只想把她甩掉。但是有些人认为她特别滑稽，于是就把麦克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了。
“麦克是成年人了，他会自己选择的，不管是奥尔加还是我。”我说。
“哦……”森尼克唱起来，“看来我们可怜的麦克又得验证三次离婚定律了。”
“对，尽管这么说吧！”我抓住麦克衬衣的前部，“再离一次婚，他又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光棍汉了。”
那个下午雾蒙蒙的，非常闷热。我在北布罗德威大街上了公共汽车，来到了我停车的地方。然后驱车向西一直开到了圣莫尼卡的海边。
海克特曾经住在离海滩不远的一幢高楼里，那是他和格罗莉亚合租的。把车停在楼前，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对这个地区知之甚少。
我走向一层管理员住的房间，敲响了门。
“你还记得我吗？”我问。
管理员的名字是萨拉或者是桑德拉，我记不清楚了。虽然海克特曾经三番五次地介绍过我们认识。除了比基尼或者弹力紧身衣外，我以前从没看见过她穿着整齐的衣服——她是个专业健美运动员。我们一直站在她房子外的大厅里说话。她穿着一件带花边的丝礼服，但手里仍抓着5磅重的哑铃不停地屈伸着手臂。
“玛吉？”她检查了一下我的名片说，“在葬礼上我看见过你。”
“对不起，我没看见你，人太多了。”
“不用。”虽然她的下巴上全是肉，说话还有点温柔，“我能帮你做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格罗莉亚也去参加了葬礼。”
“我看见那个淫妇了。”
“她说她要搬出去。但我想她其实几个月以前就跑了。”
女管理员停下手臂屈伸运动说：“她是走了，但又回来了。她就像一只到处乱飞的乌，简直要把海克特弄疯。”
“是海克特让她回来的？”
“她总是在午夜出现。我自个儿想呀，要么是新情人揍了她，要么是那个人没有海克特给她的刺激多，但是她又想要这些。”
“她回来之事，海克特只字未提。”
“他感到很尴尬，看起来她好像在利用他。你知道，海克特在付房租，但她在外面却又有了野男人。”
“海克特告诉过你我正在进行的工作了吧。我的一些文件在他房间里。我能拿到它们吗？”
她耸了耸肩，想了一会儿，说：“我不应该让你进去，可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是他的朋友，而且我也可以找到你。海克特的妈妈昨天晚上过来转了一圈。她说她明天之前再来把海克特的东西整理一下。如果那里面有你的东西，也许你应该在她来之前拿出来，以免生出很多麻烦。但是，我得和你一块上去。”
“如果你这么做，我心里会更踏实些。”
她拉上她房间的门，带我走向电梯。她随身带着她的哑铃，去五楼的路上还一个劲地屈伸着胳膊。“我告诉梅伦德兹夫人不要着急。房租付到了这个月底。”
到了五楼，她打开了海克特房间的门，然后咕哝了一句：“狗屎！”
我越过她走入一个几乎空荡荡的房间：“昨天晚上家具还在吗？”
“噢，天哪！格罗莉亚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弄走的？什么时候干的？我明明在葬礼上看见她了。”
“你认为是格罗莉亚干的？”我问。
“还能有谁？只有她还有一把钥匙。”
“她有一个帮手。”我拾起地上一个随处乱扔的枕头，“或者几个帮手。还有一辆卡车。”
“我应该叫警察吗？”
“你是管理员，一切由你决定。或许你可以打电话给海克特的妈妈，看看她想怎么办。”
几个月之前，在格罗莉亚搬出这幢房子之后，海克特只好又买了一套新的起居室家具，因为她带走了他们的新家具。这样就留给了他两份债单。他曾经告诉我，他自己的房租也是刚好付得起，这另一份多余的房租简直要使他窒息。
海克特制作的“家庭相册”画廊和装在镜框里的单位奖状还完整地留在那儿。一个借来的小屏幕电视机放在地板上。他的新电脑不见了。在靠厨房的角落里原来摆放电脑的旁边，他的一箱箱的磁盘和一打没有标签的录像带还竖立在书架上。我最后一次进海克特的房间——也许是他去世的三天以前，它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卧室里的家具是从一个旧货市场买来的，很明显它们不值得一拿。床还没有整理过，两个枕头上还有脑袋压出的凹痕。二手梳妆台上摆满了衣服，大部分是内衣和运动服。我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因为这间屋子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香味，警察住的卧室都会有的——一股新鲜的枪油味。
女管理员站在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格罗莉亚趁着葬礼的时候，抢夺海克特的房间是多么卑劣。我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把里面放着的运动短袜拿开。我找到了两盒9毫米的子弹。把它们放到桌面上，盯着它们看。
“他死的那天是不是一直有朋友在？”我问。
“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格罗莉亚有一段时间也在这儿。我早上看见过她。枪杀是发生在下午3点左右。我不知道那么晚了他们之中是不是还有人留在周围。”
枪油从小柜子里发出浓烈的气味。
海克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去上班。他那些贵重的衣服和鞋子都不见了。他平时穿的衣服，一些用旧的东西，如磨破了的衬衫，用坏了的浴衣，几双旅游鞋都还在。架子上塞满了多余的毯子和一个睡袋。我用手在毯子底下摸索着。一开始我摸到一个柔软的有拉链的枪袋；再继续摸索，又发现一个又大又沉的足够装两支手枪的硬袋子。还有一个鞋盒，里面装着擦枪的东西。
“这些东西让我毛骨悚然。”女管理员看着我把手枪放在梳妆台上，小心翼翼地说，“你怎么知道它们在那儿？”
“我和警察住在一起。他们所有的袜子都有股子火药味，他们不用的毯子都有股枪油味，你还没有嗅到吗？”
她抬起鼻子四处嗅着：“你准备怎么处置它们？”
“我想这些枪不应该留在这儿。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把它们拿走。除非你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会把它们交给麦克。他会知道怎么做的。”
“我会让你填一张收据。但是，天哪，如果有人说什么，我会要他们打电话给警察。”
她没有主动提出帮我把弹药或枪支搬到另一个房间里。我说：“告诉我，海克特最后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就像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样。他会先在洗衣房待一段时间，看看电视节目，然后去沙滩上跑步。如果有人来，他们会与他一块跑步或者一起游泳。我没有看见他走出去，但我也没有看见他进来。这有什么关系吗？”
“我想是的。你能问问这幢楼里的其他人吗？”
“当然可以。但是警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吗？”
“不，”我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看起来似乎弄清楚了，但事实上可能遗漏了很多。”
她四处走动，看着那些原来放着家具的地方：“你是干什么的，麦戈温小姐？”
“我是海克特的一个朋友。”我又翻了翻那些有标签的磁盘，“枪杀发生的时候你在大楼里吗？”
“我就在楼下我的房间里——这些我都告诉警察了。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阿尔图纳斯夫人——就是那个杀死海克特的凶手的妈妈——直到她下去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
我看见一张磁盘上贴着“弗兰迪”字样。
“这是你要的东西吗？”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
“也许是。”我把磁盘放入我的口袋，把录像带叠放在一块，“这些也是。”
她从放垃圾的角落里捡起一个蔬菜袋子，帮我打开。
“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枪杀发生的那间屋子？”
她畏畏缩缩地不敢往前走。
“帮个忙吧。”
“好的。我会告诉你是哪一间，但我不会走进去的。今天我可不想再和阿尔图纳斯夫人说话。”
我同意了。麦克以前告诉过我，阿尔图纳斯夫人已经把她的儿子火化，什么线索都没了。海克特葬礼的报道出现在新闻上，这位母亲也将在地狱里过上痛苦的一天。我上楼是想亲自走走海克特走过的路，想象着这在电影里会是什么样子。
“阿尔图纳斯夫人说她儿子准备跳楼时，都有谁上楼了？”我问。
“只有海克特。阿尔图纳斯夫人求他去阻止她的儿子，然后她下楼到了我的房间想打电话给警察求救。”
“她一路跑下来的？”
“是的。”
“为什么她不在海克特那里打电话？或者邻居那儿？”
女管理员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了：“好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夫人不想叫警察，明白吗？她害怕如果叫了警察，她的儿子又会被送入精神病院。她下来的时候只想叫一些人帮忙。她告诉我海克特会和她的孩子谈话，让他镇静下来，让他吃药。枪响了，人们才叫了警察。”
“海克特是一个人上去的吗？”
“我不知道。”好像这个问题触到了什么她不想说的心事，她有些恼怒，“这幢大楼会因为他而声名狼藉的。你问的这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楼下待着。不是我最先听见枪声的。”
阿尔图纳斯夫人住在915房间，她的房间面对着后花园，而不是海滩，就像海克特的房子一样。我同女管理员下了楼，向她道了谢。并答应一旦发现什么新情况就告诉她。作为回报，她答应在海克特的房门上加把新锁。
我觉得自己像个以恐怖事情为乐的人。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想把每个与罗伊·弗兰迪打过交道的人的动机摸清楚。也想把那些与海克特有关的事情搞清楚。我可以凭着我那有些妄想狂的脑子，想出至少三种海克特死的场景来，但它们与一个忘记吃药和想要跳楼的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谁枪杀了海克特呢？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想和麦克谈谈，但我又不想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因为他的同伴会以为我在“审问”他。于是，我开车回到了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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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杰克·纽克斯特拉了一张椅子坐在芬吉的办公桌旁。她工作时，他则坐在那儿看新一期的《制片人》杂志。我进去时，他站了起来。
“你终于来了。”他说，“找你太难了。在公墓我就看不见你了。”
“你应该紧跟吉多的。”我说，“你的特写镜头怎么样了？”
“很好。”他说，“做得太棒了，简直就像一堂教育课。玛吉，我能和你待一会儿吗？”
“你在制作间里会有更多乐趣的，因为我会做一些很无聊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想像只小老鼠似地待在我的办公室里的话，进来吧。”
杰克在我办公室的角落里找到一把小椅子，坐了下来。
芬吉说她的脚踝伤得不重，然后递给我一叠电话留言单。第一个留言这么写着：“你这个该死的球赛破坏者！”结尾是，“爱你的布兰迪。”第二个是道尔·伊赛尔顿的，她正在寻找弗兰迪的那把枪。“还在找。”芬吉这样写着。莱尔——我以前的室友，现在是我旧金山房子的看护人，也打电话来了：“房客们不仅没有交房租，还留下一堆麻烦事。怎么办？”
芬吉说：“怎么办？”
“麦克想让我卖了那幢房子。”
“我要不要找一些房地产经纪人对房子进行一下评估？”芬吉斜靠在她的铝制拐杖上，那只受伤的脚悬在空中，等待着我的指示。
“我要你保护好你的脚。”我把一大叠装订好了的文件放在她的办公桌上，“警察局关于罗伊·弗兰迪的档案，记录了二百次会谈，有六百个嫌疑人。找一个舒适的地方，把它们认真地过一遍，看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我走进自己的工作间开始打电话。不多久，我已全然忘记杰克还在角落里望着我。
布兰迪是我最先联系的人。我叫他进来和我谈谈。然后我告诉保卫他要来了，让他们护送他上来，并让他们在他离开之前在大厅里等着。
我又打电话给莱尔。在我搬到南方与麦克住在一块后，房子的第三层改成了莱尔住的房问。这样，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照看着这幢房子。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地震让他无家可归，自那以后，他就住我家，和凯茜，我就像家人一样亲。我不想让莱尔再次无家可归，现在让他照看房子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电话里，我问他：“房子坏成什么样了？”
“墙上有很多很多洞，那是他们为了防止地震把家具拴在上面弄的。卧室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