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6）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
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情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向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后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全部撤走，才是最体面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事物都在发展。”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7）
1974年2月21日，卡翁达偕夫人二次访华来到北京，这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访问。22日下午，在中南海，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卡翁达进行亲切的会见，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呀！”
卡翁达对此完全赞成：“对。”
毛泽东友好地发问：“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很快作答：“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显然对此回答感到满意，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的回答是：“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他提出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这个战略思想简练地予以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以非洲著名政治家的眼光马上做出评价：“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迅即表态：“确实如此。”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大发宏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与卡翁达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做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对卡翁达说：
“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而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凝聚昔日辉煌的老照片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
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形势，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
1974年9月，北京的气候慢慢转凉，火辣辣的太阳换上了温和的面孔。
还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马科斯派他的夫人和儿子来中国访问。总理这时刚刚动了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他在医院里会见了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江青又一次像吞了兴奋剂，情绪空前高涨。马科斯夫人在京期间，江青喧宾夺主，总是抢在李先念、邓小平前面讲话。甚至擅自做主带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小靳庄访问，这是原来接待计划里没有的项目。
江青有时用极复杂的眼光打量雍容华贵面容美丽的马科斯夫人。酸酸的嫉妒，还有蔑视的傲气在瞳仁里交织在一起。摄影记者杜修贤有心拍一张照片，无奈江青不允许。她和伊梅尔达单独谈话时，不准他们在旁边拍摄，理由是，拍摄的响动总是打断她谈话的思路，使她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只好提着机子站在一边，眼睁睁望着江青“出戏”的镜头从指尖失去。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8）
马科斯夫人提出要去长沙拜会毛泽东。杜修贤挎相机随同拍摄采访。
已经9月了，长沙的气候还很闷热。毛泽东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环境优美、宁静。去的那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
从照片上看，马科斯总统相貌有点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他的夫人却天生丽质，听说她是
菲律宾的第一美人。已经40岁的人了，却打扮得像20多岁的人。
毛泽东的客厅比游泳池的书房要大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书。
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马科斯夫人先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她的儿子。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的脸上随即浮现出幽默的笑容。此时的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那超越既定之规的天性促使他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自如行了这个“洋人”的礼节。夫人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杜修贤被毛泽东这个意外的举止搞蒙了，竟没反应过来，这个镜头本也可以拍摄的，但一愣怔，这个潇洒的镜头几乎没人注意就永远地结束了。杜修贤当时遗憾极了，这几年老一套的外交礼规，把他的思想和视野都搞得僵化陈腐起来，这么动情的镜头却丢了。
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仅诙谐幽默，还有诗人的潇洒，所以这个瞬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常讲主席的趣事。就他本人的战地爱情浪漫曲不谈，他在百忙中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找对象，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参谋着叫卫士去赢得姑娘的芳心……
在杜修贤的记忆里，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个潇洒瞬间后，再没有出现过奇迹。他的身体沿着自然规律的轨道迅速地下滑。而他的威望随着人们的爱戴、人们的仰慕迅速走向世界。
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忙于会见外宾。杜修贤他们有时都看着心痛，现在都说那时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