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旗鼓 三面受制入困境
阎锡山被迫寓居大连期间，山西实际上也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依靠以五台人为核心的一派骨干，继续寻找机会，对蒋介石发难。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把华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张学良，也因此又引起驻在华北一带的杂牌军的不安。其中，曾参加倒蒋作战的石友三、为蒋作战不力的韩复榘与张学良历史上关系紧张，又因为曾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被利用过之后，受到蒋介石的冷淡和歧视。这时就与冯部藕断丝连，与张学良暗中对立。阎锡山观察到这种形势，就派人与石、韩联络，并与日本人暗中来往，各方出于共同的利益，顺利达成协议，约定再次联合反蒋。他们的计划是：驻在河南的石友三沿平汉线北上，驻在山东的韩复榘沿京浦线出兵，晋绥军和驻在山西的冯军宋哲元等部出山西配合，日军则在东北抄张学良的后路。几路夹攻，使张学良难以应对，将蒋介石的势力逼出华北。
1931年夏，石友三率先向张学良发动进攻，其余各路也都蠢蠢欲动。蒋介石施展惯技，以诱人的高价收买宋哲元。答应每月向宋提供军费二百多万，鼓动他在晋军外出时，趁虚占有山西，并允诺今后由他执掌山西军政大权。这个消息，被山西方面截获，当然不肯再出兵了。于是，韩复榘方面也止步不前。又一次反蒋联盟，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地收了场。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阴谋活动不无气愤，就抓住时机进一步离间和收买阎的部下。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商震，虽然跟随阎锡山已有多年，但一直是处在阎的亲信的监视和牵制之下，感到难有作为且前途难测，因此在阎锡山离开山西期间，就渐渐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将他拉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中原大战之后山西面临的财政困难，还以中央政府名义资助贷款2000万，商震自然心领神会。这时，蒋介石就命令商震出兵娘子关，转而攻打石友三，切断石的后路。商震听从命令，率两个旅打出山西，从此就正式脱离了阎锡山。
商震的反叛，在山西内部引起一阵慌乱，也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沮丧。而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居到山西的“友军”有十多万人，不仅是压在山西人民身上的极大负担，而且常常发生骚乱，更成为阎锡山的一块心病。远水难救近火，在大连的遥控看来是不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及早返回山西的途径。
这时，阎锡山就想到了日本人。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阎就与一些日本人有了交情。他所熟悉的冈村宁茨、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都已经是侵华日军中的大头目。在他独占山西期间，他与日本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山西扩军时，通过在京津的日本特务机关从日本购买过大批军火；20年代初，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铃木高桥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还先后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会晤过，宣扬所谓“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能顺利到达大连并在此安心寓居，也就是依仗着日本人的庇护。阎锡山频频与日本人来往，并与土肥原密商后，达成了三项协议：一是阎要赞助日本关东军全部占领中国东北；二是日本关东军支持阎将来占据华北，担任华北首领；三是日本关东军将积极筹备，设法护送阎顺利返回山西。日本人将阎锡山作为分裂和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大工具，阎锡山则为着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与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交易。当然，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无不做着这样的交易。在他们的算盘上，与个人的权力相比，国家和民族都没有什么份量。阎锡山与日本人密商后，心情颇为愉快，带随从人员到一家名为《观月楼》的日本饭馆吃日式 “牛锅”，以示庆祝。几个人三杯下肚，诗兴大发，你一句我一句凑出了一首联句：
观月楼上观潮来 （阎锡山）
龙虎风云气壮哉 （宁超武）
上下四维通彻底 （赵戴文）
一轮明月照天开 （孙奂仑）
此时的心情，已经将刚到大连时的郁闷和愁怅一扫而空。
正当阎锡山想要尽快返回山西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给他提供了空隙。大权在手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总统的宝座，制订颁布了“训政时期约法”，并扣押了激烈反对他的胡汉民。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来了一次大联合，在广州成立由汪精卫任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眼见有机可趁，东北的张学良也回头联络冯、阎旧部，打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旗号，向蒋介石闹起了独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用主要精力对付汪精卫，从而也就放松了对阎锡山的监视和戒备。 阎锡山一直在做回太原的准备，看时机已到，就急忙行动。1931年8月5日，阎锡山还是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身穿绸衫，戴着墨镜，把头上的草帽压低，神神秘秘地带着几个亲信，登上了日本人特意准备的一架小飞机。虽然蒋介石与张学良别有所图，一时顾不上管他，但他知道，此行仍然风险重重。一旦被发现，怕是凶多吉少；况且，日本人也提有苛刻的条件，要求他返回山西后立即发动反蒋战争。只是小飞机飞这一趟，日本人就索要四万余美金的包机费用，着实让善于算计的他感到心疼。小飞机只能坐几个人，阎的妻儿都无法同行。阎锡山临行，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慨，对暂时留在大连的亲信赵戴文说：万一有不幸，妻儿便托你照应了。咱们打出来的晋绥天下，决不能让人抢走。飞机到达大同，早有部下来接应。阎当晚在大同住下，部下担心地问：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一路顺利，成功返回，阎不再紧张了，轻描淡写地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咱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也不回来。
次日，阎锡山便回到了五台河边村的老家。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指使杨爱源、孙楚等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首先把军队抓到手里。阎锡山认为，只有军队是根本。有军队在手，政治可随军队实力而转移，经济可以靠军队实力而夺取。军事整理委员会建立之后，由他亲派出的委员每月到各部队去考察、点名、校阅，以在野之身，把晋绥军的实权牢牢操在了手中。回到河边，尽管他严格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头目向南京方面作了报告。蒋介石得悉后，责成张学良和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等限期令阎离晋，但阎回到了老窝，张学良也无能为力，而且张学良有自己的打算，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徐永昌也软磨硬拖，千方百计予以庇护。阎锡山赶忙给蒋写信，表示悔过，声称“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暗示他决不会放弃晋绥。在河边居住的几个月里，阎锡山心情比在大连踏实多了。表面上，他闲居乡下，每日晨起散步，逍遥自在，并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亲自编写《阎氏家族自治章程》，实际上，他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形势的变化，通过对亲信的指使和操纵，把失去的权力收拢回来。
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大地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此时，太原发生了“一二、一八”惨案。太原的热血青年，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在面见当时的教育厅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常委苗培成时，苗借口南京政府有电令，训斥学生的游行是与政府对抗。他的话激怒了学生们，在一派“打倒苗培成”的口号声中，苗被学生们轰走了。次日，学联组织了大批学生，再到省政府请愿，发生了冲击会议室并砸坏省教育厅和苗培成公馆的暴力冲突。12月18日，学生再次大集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示威请愿。省党部戒备森严，将进入院内的学生代表团团围住，棍棒欧打，激怒请愿的广大学生，学生高喊口号，奋力冲撞大门。此时，集结在党部的武装纠察开了枪。请愿学生被打死一人，伤十数人。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对杨爱源说：“省党部这个祸根不除，山西不得安宁。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下去了！”杨爱源迅速行动，当天下午就派兵缴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枪械，并将党部要员扣押，查封党部及其报馆，还明令全省各县一律停止了国民党党部的活动。阎锡山利用学生运动的力量，排除了蒋介石伸进山西的势力，为自己的复出扫清了道路。
全国的形势，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迫于各界抗日呼声的压力，因争权夺利而闹得纷纷扬扬的国民党两派，在“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旗号下再次走向合流。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暂时得势，给当年的反蒋盟友阎锡山的命运也带来一些转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议，山西的事还得让阎锡山管。日本人加紧侵华，山西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山西乱了，北平势孤力单，日本人就会趁机占领华北。他还劝说蒋介石对阎锡山要宽宏大量，为国事不记个人恩怨，以示自己的君子风度，等等。这些话，使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的蒋介石不得不点头称是。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辑令，恢复其自由。阎锡山得到消息，自是高兴，觉得重返山西政坛，执掌大权的时日不远了。此种机会，哪能放松，他特意派亲信赵丕廉常驻南京，极力拉拢讨好汪精卫；同时又派徐永昌到北京，通过各种关系，走宋美龄的门路，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虽然对阎锡山极不放心，但迫于形势的压力，又碍于各方说客的情面，只好表示对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1932年1月，蒋接受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任，蒋介石还特派何应钦前往祝贺。势不两立的蒋、阎重新合流，阎锡山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再度登上晋绥统治者的宝座。
阎锡山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整顿军队。一是如何将中原大战后进入和驻扎在山西的10多万“客军”请出去。二是裁减晋绥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绥西屯垦”计划。“客军”分布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等地，所需一切，都向所驻地勒索摊派，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同时，这些军队普遍军纪不严，欺压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时时给阎的独立王国形成威胁。但这些“友军”，有过共同反蒋的交情，也是阎自己请来的，难以采取逼迫手段。阎认真动了一番脑筋，决定还是利用他们在山西得不到实权，急于另谋出路的心理，采取分别对待，劝导离境的策略。经过多方活动，游说孔祥熙，“都是山西人，应该关心山西地方。”由孔祥熙出面通融，将西北军宋哲元部调往平津，其余部队也陆续开走。冯玉祥部的手枪团曾留下三百余人不肯离晋，阎锡山就派兵包围缴械，对昔日战场上的盟友，毫不手软。到1933年，驻在山西的“客军”陆续离开，算是恢复了阎的一统天下。
至于裁减晋绥军，他的目的有三：一是山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军费开支浩大，难以支撑。二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从此埋头建设、不再打仗。三是想要根除军队中军官吃空饷的弊病。对晋绥军裁撤下来的官兵，阎锡山以“造产救国”、“富兵于农”、“屯垦实边”、“开发西北”等口号为旗帜，组织起来实行了“绥西屯垦”计划。绥西，即黄河河套平原一带。万里黄河，唯富一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灌溉之便，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最早提出在绥西开垦土地的是傅作义。在他任绥远省主席期间，已经组织了若干支屯垦队开进河套，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阎锡山借鉴他的做法，更大规模地实施屯垦计划。先后建立了四个垦区，所种土地达到1200多顷。应当说，这项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农垦收入对发展山西经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后来就渐渐起了变化。阎锡山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意和指使负责屯垦的王靖国在垦区大量种植鸦片。这些鸦片，经过“山西禁烟考核处”的加工，制成所谓“官烟药饼”，又称“戒烟药饼”，并通过各县的“禁烟委员”进行推销，获得暴利。公然以官方的名义，打着禁烟的旗号，大肆贩卖毒品，这也算是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大奇观。阎锡山为利益驱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经历了中原大战失败的折腾，山西的经济状况落入低谷，省财政陷入困境。如1931年，省财政的总收入不到1100万，而开支总额却达到4100多万，造成3000多万的赤字，加剧了经济的恶化。
面临这样的烂摊子，阎锡山从整顿金融入手，在省银行之外，又成立垦业、铁路、盐业三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因为省银行在中原大战期间滥发货币，信用丧失殆尽，阎锡山用这样的方法，分散发行减少风险，同时对百姓宣传说，垦业银行有绥西屯垦收益作担保，铁路银行有铁路作担保，盐业银行有盐产作担保，以取得信用。为推行他的物产证券学说，银行发行货币，废除从前的现金准备办法，改为实物准备。四银行之上，又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由实物准备库出面，用四银行发行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使物与券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在理论上，阎锡山将他的物产证券学说吹得天花乱坠，并将其作为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在实际操作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所谓的“实物十足准备库”并不是先有物资准备再让银行发行等量等值的券，而是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先发行了纸币，再用以收购物资。这就等于是凭空出券，以券聚物。券出得多少，并不以物的准备为基础，而是以阎锡山的需要为转移。阎锡山曾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口吹大洋”之法。善于谋算的投机商出身的阎锡山，确实在这方面有他独到的才能。他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锄尖子底下有水，算盘珠子底下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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