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那些由于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丧失土地，流落他乡的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西魏均田制的授田、租调和北魏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在役制上却变动较多，对服役年龄、时间、人数都作了重新规定。服役年龄从北魏时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服役时间则根据年成丰歉而定，丰年不超过一月，中年不超过二旬，下年不超过十天，使役期大为缩短；人数上则规定每户农家服役者限于一人，避免过多地动用民力，妨碍农业生产。同时，宇文泰还颁行了户籍制度和计帐制度，即预定次年徭役概数的计帐之法，以求赋役的征发较为合理，还对绢的长度作了统一规定，以四十尺为一匹。
宇文泰除了制定颁行上述经济政策外，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每到岁首，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务必不失农时。对于那些游手怠惰，好逸恶劳，不事生产者给以处罚。由于宇文泰衡量牧守政绩的标准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吏大都重视农桑生产，经济逐渐发展，到宇文泰死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仓廪充实的小康局面。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西魏一代政治。
开疆拓土大统十二年（546）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明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高欢死后，子澄即位，高澄与手握重兵的侯景不和，畏景权重，欲夺其兵权，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同时又对机诈权变的侯景十分谨慎，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所占土地，并示意景交出军队，入朝长安。其时，高澄在侯景叛变后，也派大军进逼，于是，侯景转而投归萧梁，酿成了一场侯景之乱。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萧氏兄弟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宇文泰乘机略取土地，夺得汉东、益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
大统十七年（552），侯景败亡，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与西魏订立盟约；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今湖北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既称帝后便不再称臣，宇文泰派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应将所占梁、益、襄阳等地归还梁朝。宇文仁恕还告宇文泰后，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就应进一步规取江汉，恰巧此时萧绎侄萧詧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击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九月，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进攻江陵。十一月，城破，梁元帝被处死，魏军挑选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驱归关中，只把一座空城留给萧詧，同时又将原来梁朝控制的雍州诸郡收归西魏作郡县，这样，西魏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四川、湖北一带。
公元554 年正月，宇文泰废杀废帝元钦。初，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子元钦继位，是为废帝。元氏宗室想从宇文泰手中夺回大权，尚书元烈阴谋发动政变，事泄，宇文泰杀元烈。废帝对元烈之死深感同情，对宇文泰十分不满，密谋诛之，谋泄，于是宇文泰废之，立元钦之弟廓即位，是为恭帝，重新恢复旧姓拓跋。宇文泰始终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西魏恭帝三年（556）正月，宇文泰又推出了一套由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的新官制。这套新官制抛弃了魏晋以来的官职名号，仿《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余官称号也都仿《周礼》，但并不是将秦汉官制一概废除，而是参照使用，尤其是地方官职仍行秦汉旧法而不变。在官制改革前，宇文泰又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即将官吏的等级分为十八命，正九命和九命。命数多者官高，如柱国大将军为正九命，骠骑、车骑大将军为九命。命实际上就是品，不过，品以正一品为最高官，命以正九命为最高官。同时，宇文泰在改革官制之际，将地方官吏任免之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
宇文泰改革官制也和建立府兵制度一样，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只不过前者是从汉族古代社会寻找依据，后者是从鲜卑族的部落时代得到启发。宇文泰通过这种托古改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以向人们显示，宇文氏政权并非僭伪，取消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而在府兵制中，则通过鲜卑化，照顾鲜卑民族的感情，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宇文泰通过这些改革，巩固了统治基础。
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西魏建立后，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瓌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瓌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七年（553），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
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保证了边鄙无虞，也加强了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起了民族修好的作用。
西魏恭帝三年（556）四月，宇文泰北巡，八月，渡北河（今内蒙古境内乌加河），九月，还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县西）染疾。宇文泰知自己病重，派人急招侄儿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宇文泰已经病危，托孤于宇文护：“我的儿子都还年幼，今外寇方强，国家之事，由你决定，宜努力以完成我的志向。”不久，卒于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年五十岁，葬于成陵（今陕西富平县北），谥号文公。
是年十月，泰子觉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宇文护辅政。次年，宇文觉称帝，是为孝闵帝，北周开始。
宇文泰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观时而变，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终至取威定霸，转弱为强，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之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之法等等更是开隋唐政治制度之渊源，宇文泰的功业可谓盛矣，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继孝文帝元宏之后的又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人物。
第三节北周武帝①诛杀宇文护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鲜卑族人，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宇文泰因此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青少年时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岁时就被封为辅城郡公。后来孝闵帝即位，他又被拜为大将军，出镇同州。明帝即位，宇文邕“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见亲爱，参议朝廷大事”。宇文邕性格沉稳，不爱多说话，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上）
武成二年四月（560）北周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时，北周政局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实权。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郑重地对宇文护说：“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宇文护表面许诺下来。第二年，他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一）。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就把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不过短短四年之久，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已经长成，所以刚开始时，他不敢暴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有这样一件事说明了他的谨慎和精明。有一次，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周武帝一同到原州，夜里，他执意回到长安去。众人都认为这件事有些奇怪。陈崇自以为聪明，便对自己周围亲近的人说：“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乎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有人把陈崇的话传了出去。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召诸公于大德殿，当着众人的面责骂陈崇，陈崇惶恐谢罪。就在这一天夜里，宇文护派兵冲进陈崇住所，迫使他自杀了。周武帝这样做，起到了表明自己对宇文护决无二心的作用。不久，周武帝又用韬晦之计表彰宇文护，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
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母子分离三十五年，后来北齐将她放回，周武帝对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用此来博得宇文护的欢心。
由于周武帝表面上的尊重、曲从，宇文护没有像对宇文觉、宇文毓那样对待他。然而在暗中，宇文护还是时时要挟周武帝，专横跋扈，总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 年，周武帝决心铲除宇文护。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周武帝便与他一同来见太后，周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① 本节引文见《周书·武帝本纪》者，不另作注。
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劝说太后。宇文护进到太后居处，果然听从周武帝所言，对太后读起了《酒诰》。他正读着，周武帝举起玉珽在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跌倒在地，周武帝忙令宦官何泉用刀砍杀宇文护，泉心慌手颤，连砍几刀都没有击中要害。这时，躲在一旁的周武帝母亲的弟弟卫公直跑了出来，帮忙杀死了宇文护。诛宇文护，是北周武帝一生中的大事。它使周武帝避免了走短命皇帝的老路，把北周从内乱倾轧中解救出来。
宇文护被杀后，北周的大权才真正开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周武帝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础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灭佛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灭佛。
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布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最为佞佛的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不亚于洪水猛兽。一些统治者虽说也感受到了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但他们却不愿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佛教能欺骗和麻痹广大穷苦大众，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如此，南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一般都是采取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几次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寺奴”。因此，在当时灭佛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灭佛，魏太武帝灭佛主要采取武力，而北周武帝灭佛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卫元嵩本是四川的一个和尚，为了哗众取宠，他听从自己老师的建议，故意装疯卖傻。后来，他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朝权贵结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让大家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奇人，他对周武帝鼓吹灭佛，也本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元嵩的建议正符合急于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因为当时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转世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是宇文护，宇文护是虔诚的佛教徒，灭佛之事，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