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洛阳禁军讨颖，颖又以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战于荡阴，越大败，成都王颖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渊也因此迁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成都王颖虽取得胜利，但地位并不巩固。东海王越系统的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发兵讨伐成都王颖。面对强敌，刘渊劝告颖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余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为殿下返回五部发兵，以赴国难。”颖说：“五部发兵是否能确保呢？即使可以发兵，司马腾和王浚手下的鲜卑和乌丸骑兵强悍善战，抵挡其进攻又谈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阳，避强敌锋锐，然后传檄文于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讨之。你看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勋于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于四海，谁不想为殿下捐躯献身？发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区区小人，司马腾是宗室疏属，怎能与殿下抗争？！但殿下一旦离开邺城，示弱于人，是否能抵达洛阳呢？即使到达洛阳，恐怕殿下也难以掌有实权。光凭一纸檄文，谁又肯事奉呢？况且东胡虽强悍，较之匈奴五部却稍逊一筹。但愿殿下能够勉励安抚士兵，镇之以静，我可以为殿下用二部击败司马腾，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级指日可取。”成都王颖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派遣他回部落纠集五部，以抵御司马腾和王浚的进攻。
刘渊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人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这时，王浚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司马颖迎战失利，遂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闻讯，说：“司马颖不听我的劝告，稍败就向洛阳奔逃，真是个奴才。但我与他先有许诺，不能不去救援。”于是命令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不讲道义，视我们犹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众反抗。只因当时晋朝纲纪未弛，遂使右贤王兵败，功业未成。这是我们的耻辱。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这是天厌晋德，授之于我。你躬行积德，正应当带领我们的部族去恢复祖先的大业。怎么能攻伐可以引为外援的鲜卑、乌丸而拯救仇敌呢？上天命我灭晋，不可违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再迟疑了。”刘渊深以为然，激愤地说：“对！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哪有帝王之运长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他们之所以为王，只是有德罢了。而今我有部众十余万，皆能以一当晋十人，击鼓征讨腐败的朝廷，必将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汉高祖一统天下大业，下可以像曹氏拥有半壁河山。只是恐怕晋人未必都能拥戴我。不过，汉朝长期统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刘备树汉家旗号，以一州之地而能与曹氏抗争。我是汉朝刘氏的外甥，与刘氏约为兄弟，兄亡而弟承，难道不可以吗？姑且称国号为汉，追尊汉后主，以招抚民心。”于是刘渊迁都于左国城，远方来归附的人有数万之多。
建立汉国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正式登上汉王位。他以复汉为名，追尊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对于“乱汉”的黄巾军、阉党、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诛笔伐。又大赦境年，建年号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据汉制设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呼延翼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部将授官各有差。
既然刘渊公开打出反晋旗号，据并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权，与西晋王朝分庭抗礼，故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派将军聂玄征讨刘渊。两军战于大陵（今山西交城东南），结果聂玄大败。司马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带领二万余户逃离并州。刘渊派遣建武将军、族子刘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长子（山西长子）等军事要镇，控制了晋东南地区。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又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率兵讨渊，屯军于离石汾城。刘渊命令武牙将军刘钦等率六军进攻司马瑜，凡四战，皆胜，司马瑜等落荒而去。
为扭转败局，西晋王朝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不同于司马腾，具有一定的武干谋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为据点，抚循劳徕，甚得人心。刘琨还派人离间刘渊与其统属的其他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叛刘渊附晋的“杂虏”达万余落。刘琨的活动，对刘渊构成重大威胁。刘渊遂委任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攻击刘琨于版桥，结果反为刘琨所败。刘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并州的政治、军事地位。
面对刘琨的威胁，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刘渊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众将四出，择机决战，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率军南征，攻克长安以为都城，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若如此，成高皇帝（刘邦）的大业，易如反掌罢了。”刘渊大喜，说：“正合我意！”于是在永嘉二年（308）正月，他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将军事活动扩大到西晋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区。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其他反晋势力先后依附于其麾下。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以及叱咤风云于青徐兖豫等州，给予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东莱王弥，都称臣于刘渊。刘渊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当王弥归附时，刘渊特地派侍中、御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书王弥说：“因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将军之至，我将亲自到将军下榻的馆舍，拂席尘，洗酒爵，敬待将军。”后两人会面，王弥劝刘渊称帝，刘渊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将军不过是悍勇武将，今日方知将军有勇有谋，堪称孔明。我得将军，如鱼得水！”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后又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负责东线战事。
在刘渊的指挥下，汉国政权在对晋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永嘉二年三月，刘渊占汲郡，控制了顿丘、河内地区。七月，刘渊进据河东地区，攻克蒲坂（山西永济西）、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并将汉国都城由离石南迁至蒲子（山西隰县）。刘渊兵锋所及的河东、平阳二郡的诸县垒壁望风而降。在并州，刘渊亦控制了除州治晋阳以外的诸郡。九月，刘渊又遣王弥、石勒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败走。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国政权的政治影响，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永嘉二年十月，刘渊在蒲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改元永凤。任命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仿东汉制，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又仿晋制，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不久，迁都平阳，改元河瑞。
进军洛阳刘渊称帝后，没有停顿对西晋皇朝的军事活动。他遣石勒进攻冀州，连下魏郡、赵郡、巨鹿、常山数郡，陷郡县堡垒百余，众至十余万。同时，接连发动了对西晋都城洛阳的攻势。
永嘉三年（309）三月，晋积弩将军朱诞叛晋归汉，劝刘渊进攻守备空虚的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部督，进攻洛阳。刘景先克黎阳（今河南浚县），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刘景嗜杀成性，将男女老幼三万余口沉溺于黄河。刘渊听到这一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滥杀无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灭的不过是司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过！”于是降黜刘景为平虏将军，中止了这次攻洛的军事行动。同年夏，刘渊又派刘聪、王弥、石勒攻下军事重镇壶关（今山西黄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长子（山西长子），斩首万九千级。八月，刘聪受命南攻洛阳，大军长驱直入，败平北将军曹武，推进至离洛阳一百里的弘农郡宜阳（河南宜阳市西）。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刘聪，刘聪大败，不得不撤军。
十一月，刘渊再次派刘聪、刘曜、王弥、刘景等率精锐骑兵五万进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兵为继援。刘聪屯驻宜阳。西晋皇朝没有想到汉军在刚刚败后就再次发动攻势，慌了手脚。刘聪军遂至洛阳城西南的西明门。但因守城晋军死战，攻城受挫。刘渊不得已，只得下令撤军，将兵锋转向徐、豫、兖三州。永嘉四年（310）上半年，汉军在冀、徐、豫、兖等州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月，克鄄城（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拔仓垣（开封市北），杀晋将王堪。这几个州的流民有数万家，素为西晋皇朝所苦，故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在起兵过程中，尽量抑制滥杀烧掠，招徕士人，力求收揽民心。加刘渊部将乔晞杀西晋介休令贾浑，又欲纳贾浑妻宗氏，宗氏不从，晞又杀宗氏。刘渊得知此事，大怒说：“若天道有知，乔晞必定断子绝孙！”遂降乔晞秩四等，又收贾浑尸，以礼葬之。又雁门范隆，上党朱纪，并为士人，刘渊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刘渊还委任京兆士人王育为太傅，征召隐士卜珝为光禄大夫。又有后部士人陈元达，刘渊未举兵时曾招之，元达不应。等到刘渊为汉王时，有人担心地对陈元达说：“你难道不害怕吗？”陈元达笑着回答：“我深知刘渊为人，刘渊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内，就会有委任我的驿书。”果然当天晚上，刘渊就招元达为黄门郎。陈元达屡进忠言于刘渊，甚为得力。又刘渊在俘获西晋河内太守河东大族裴整后，即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但尽管如此，由于刘渊纲纪不严，加之他长期坐镇都城，带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诸将，故滥杀无辜，烧掠奸淫之事虽禁不止，愈演愈烈。刘琨曾描绘当时并州的情景：“群胡数万，周布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刘琨传》）。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汉国政权不重视抚恤流亡，组织生产以及制止杀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实。汉国政权与汉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刘渊建国初期的“称汉以怀人望”的企图难以实现，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临终前，为了确保死后匈奴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实行所谓的“胡汉分治”。这一政体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国时期，成为各少数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刘渊卒。他临终遗诏嘱太宰欢乐、太傅刘洋等入宫辅政。刘渊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猜忌无恩，功业不著，威望不高。
而刘渊生前又不审轻重之势，给予其他诸子以很大的权柄。如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集军权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军，总强兵于内。故刘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夺四王的权力，巩固自身的地位。刘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举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杀刘和，自立为帝。刘聪继承了刘渊灭晋的遗业，于永嘉五年（311）六月攻陷洛阳，执晋怀帝。但刘聪为人暴虐，嗜杀成性，在他的统治下，汉国政权所奉行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刘渊举兵反晋的正义性，从而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
第二节石勒①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石勒（274—333），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②，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①。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②。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