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① 东吴屯田的地区，参阅陈连庆《东吴的屯田制》一文，载《社会科学缉刊》1982 年第6 期。①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 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 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 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① 《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七○《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西汉末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③；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④。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①，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④ 《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布帛部·絺绤》注引《吴历》及《江表传》。《吴历》谓向华歆赠送越布、香葛的为孙策，其实应为孙权。
⑤ 《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丝》引《陆凯奏事》。
①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中》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参阅《后汉书·任延传》。
④ 《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
①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②。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①、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②。孙权在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能明断是非，处置得宜，应与他重视学习有关系。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权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外，在处理政事上，也犯过许多错误。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③。可见孙权愈到晚年，消极面愈大。孙权晚年的猜忌、残暴，主要表现在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
吕壹为中书校事，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的信任。壹因此作威作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④。丞相顾雍、江夏太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几乎被杀。太子登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不听，官员都敢怒而不敢言。太常潘濬见孙权固执，竟想借宴会之机袭杀吕壹，事虽未成，足见吕壹为害之甚。后吕壹又对左将军朱据进行陷害，结果事败，在赤乌元年被孙权诛杀。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往告谢诸大将，并征求对政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都借口不管民事，闭口不言，要袁礼去问陆逊、潘濬。陆、潘虽有所陈，但“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可见东吴大臣对孙权的猜忌都存有戒心。
起初孙权立长子登为太子，登死后，又在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并封和同母弟霸为鲁王。孙权表面上对二子同样宠爱，实际上则偏爱孙霸。孙霸被封为鲁王后，孙权仍使他与太子和同居一宫，待遇完全一样。后因大臣上言，“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才使孙和、孙霸分宫，各置僚属。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积极反抗。两派势力的发展，造成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兹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①。孙霸一党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孙权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大臣陆逊、顾谭、吾粲由于为太子辩护，顾谭及其弟承被流放于交州，吾粲被杀，孙权数次派宦官向陆逊责问，逊愤恚而死。就两派来说，孙和是受害者，也比较好一些，这一点孙权后来② 《中国通史》第566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出版。
① 王鸣盛认为三史指《战国策》、《史记》、《汉书》，见《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④ 《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①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也逐渐意识到了。但孙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而是采取了不分好坏、统统打击的蛮干作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流徙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被各杖一百，据左迁为新都郡丞，晃被罢官回乡，“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②。同时，孙权又赐鲁王霸死，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在这次事件中，孙权制造了大批冤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次事件以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这对孙权死后的政局影响很大，使它更加不稳。
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专制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刷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①。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 ，田池布千里”②。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③；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④，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⑤，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①、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②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