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会不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个核心问题上犯了错误，而遵循它开出的药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凯恩斯作品有一个特别之处，”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卡利在对《通论》的评论中写道，“他似乎总认为收入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是消费增加的结果。”然而，卡利认为，如果他将重点放在消费而非投资上，但仍将他的分析冠以“凯恩斯主义”之名，“可能更容易被总统接受”。这种强调用联邦预算来操纵消费水平的做法就成为了美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特征。93
自从《通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即持续的大规模失业能否被定性为一种“均衡”，也就是说即使所有价格具备完全的弹性，大规模失业仍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既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问题的答案对于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并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一场衰退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政府投资介入，填补长期私人投资不足留下的缺口。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干涉行为非但不能通过所谓的乘数效应来启动一个可以自我维系的复苏进程，而且将使价格的信号减弱，阻碍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更迫切需要的用途。在古典主义观点看来，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针对的是症状而非病因，因此延误了可持续的复苏进程。
这场辩论一直没有结论，双方都援引相同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对于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萎靡不振是过早结束“财政刺激”的结果，而在古典主义观点看来，则是因为过度依赖“财政刺激”所导致。随着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同样的辩论再次出现。
自从放弃了《货币论》中提出的思想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在很多年中一直试图努力归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在他心中沸腾的信念：即使在价格具备弹性的情况下，投资也有可能与储蓄不协调，从而使总收入无法最大化。在《通论》中，他认为他找到了这个理论解释。这就是所谓“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即人们可能会选择囤积死气沉沉的货币，也不愿消费他们的劳动果实或将它们用来投资。关于“货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坚定信念“几乎是《通论》的潜台词”，斯基德尔斯基评论道。94流动性偏好是促使凯恩斯提出关于全球货币改革新思想的核心理论。法国的雅克·吕夫是凯恩斯的死对头，他们曾就德国赔偿问题展开辩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吕夫还将继续发难并成为凯恩斯和怀特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批评者。吕夫认为，“流动性偏好”不仅仅是《通论》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是它的致命缺陷。关于《通论》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五花八门，但是吕夫所指出的一点肯定是对的：凯恩斯对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解释，是他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依据。95
在一篇于布雷顿森林会议3年后、凯恩斯逝世1年后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文章中，吕夫证明了为何“对额外现金储备的需求”，亦即为凯恩斯所鄙视的“囤积的习性”，“其经济效果”逻辑上必然“等同于对消费品或资本品的需求”。如果吕夫是正确的，那么凯恩斯就未能超越《货币论》的范畴，也未能给他大胆的政策药方搭建一个理论基础。
在一个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例如战前的金本位体系，吕夫对古典经济学的辩护最容易被理解，因为对货币的需求必然等同于对采矿、运输以及黄金货币化的需求。但是吕夫提出，上述观点在一个法定货币体系中依然成立。在法定货币体系中，中央银行发行现金并换得证券——证券代表“被储藏起来的财富，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正在通向生产过程的财富”。对货币的需求并非如凯恩斯所说的是一种对虚无的需求，而是对实际财富的需求，这种财富能够在现有的货币体系框架下被货币化。所以，对黄金的需求增加，这种情况本身不会降低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购买力；同样，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本身也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正确与否，这一点重要么？“假设凯恩斯开始……就简简单单地提出，他认为有事实依据作出如下假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工资存在粘性并抗拒向下的移动，”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1964年提出，“他的大多数洞见仍然一样的正确。”96这才是今天大部分凯恩斯主义分析的逻辑基础，而非凯恩斯关于货币特殊威胁的理论阐释（凯恩斯对此非常执著和坚持）。“大多数仰慕凯恩斯的人，”约瑟夫·熊彼特挖苦地评论道，“只是从他那里挑选他们认可的东西，其他的一概不要。”97
就吕夫而言，他提出凯恩斯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基础根本不牢固。相反，使用这些药方一段时间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以及导致私人生产机构供应能力不足，无法满足人们对货物与服务的实际需要。98休伯特·亨德森和其他一些人赞同这一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之后，这一观点才得到广泛认同，反凯恩斯主义的思潮也随之反弹。到了那时，《通论》中提出的政府总是可以、并且是意料之中地改进自由放任体系的结论，显得不再是那么站得住脚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通论》再度复活，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这是一本关于萧条经济学的可靠著述，而非一个事实上“通行的理论”，如凯恩斯所认为的那样也可以用于繁荣时期。
然而，在1937年初，《通论》还远谈不上对指导当时的政策有什么功效。英国经济自1932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预算平衡、利率较低，私人投资非常稳定，特别是在建筑业上。1936年增长率为4。9％，1937年为3。5％；失业率虽然仍处在8。5％的高位，但是自1932年以来逐年稳步下降。99正统的经济学似乎又重新活了过来，而且活得很好。但是，随着貌似已经复苏的美国经济于当年夏天急转直下，英国经济也再度陷入衰退。
凯恩斯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那一年明显恶化，胸口的阵阵剧痛以及极度虚弱压垮了他。诊断结果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以及由此导致的心脏损伤。如果在今天，医生会开出抗生素的处方，但是当时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凯恩斯的匈牙利医生雅诺什·普拉什给他注射了一种当时最新发明的抗菌素药物，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没能完全治愈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虽然会断断续续地显示出一些恢复的迹象，但实际上他已经在一条长期下行的轨道上了。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乌云再度笼罩，凯恩斯有可能会活得更久一些，他的去世也不会那么令人瞩目。虽然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是一个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世界主义者，但是凯恩斯并没有被他的国家抛弃，这使他对参与政治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凯恩斯是一个彻底的英国人，正是那个时代英国面临的问题驱使他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论——通货紧缩与萧条的问题、支付战争以及艰难度过危险的和平过渡期的问题。而当战争再一次降临到英国人的头上时，尽管凯恩斯身体虚弱、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仍然甘愿驻守最关键的金融前线。
凯恩斯强烈地相信，《凡尔赛和约》种下了未来欧洲冲突的种子，而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证明了这一判断。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接替了辞职的斯坦利·鲍德温成为英国首相。与张伯伦不同，凯恩斯不相信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政策能够成功。但他并不反对英国回避德国对欧洲大陆现状的挑衅行为。在1938年3月《新政治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凯恩斯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苏台德地区问题与德国达成和解，即使这要求“修正波西米亚的边界”。1009月30日，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并宣称“争取到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凯恩斯则称之为“令人感到极大的安慰”。实际上，此时德国的军队正在准备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据点，这令这个国家猝不及防。凯恩斯对张伯伦在慕尼黑的表现提出批评是基于一个异想天开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希特勒完全反对战争”，如果首相在刚开始时言辞能够强硬一些，应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捷克斯洛伐克人争取到更好的待遇。101
凯恩斯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对张伯伦大肆批评，但是这两个人对未来的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凯恩斯自己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张伯伦认为与德国开战将威胁到大英帝国的存亡；凯恩斯对帝国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明白，鉴于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的代价巨大，大英帝国日渐衰减的经济联系构成了英国抵御在经济上对美国彻底依赖的唯一屏障。
当然，希特勒并没有认真遵守他关于尊重修改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承诺。1939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希特勒也迅速宣布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德国的保护国。张伯伦突然转变了政策立场，承诺在波兰周围建立一道缓冲区来保证其边境和独立。这种承诺甚至比为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缓冲区的想法还不可靠，而张伯伦于前一年刚刚拒绝了这个想法。
英国阻止纳粹继续推进的行动姗姗来迟。对于苏联红军在此方面能够作出多少贡献，首相存在严重怀疑，但英国仍然与苏联展开了谈判。然而，8月23日，苏联与德国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相互敌对的国家令人震惊地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就是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希望也随之灰飞烟灭。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对德国宣战。9月17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此后，世界大战（the Great War）就被称作一战；二战从此开始了。
英国的国防开支此前从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1939年达到了18％，1940年飙升至46％。102这就是凯恩斯回到财政部的背景。
战争开始后，凯恩斯便集中精力制定正确的经济战略以赢得战争，这与他在一战时一样。凯恩斯时年56岁，身体状况欠佳，加之他个性上无法管控、难以融入白厅，因此最初并不在被征调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之列。但这并没有阻止他通过在报纸上刊登文章或者亲自现身说法的方式，向政府中能够推动政策制定的人士强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议题涉及各个方面，从价格控制（他强烈反对这么做）到扰乱罗马尼亚的石油提炼。
他还继续在公开场合力推自己的观点。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他解释了为何在战争时期控制需求过剩而非克服需求不足是当前国内关键的问题，展示出了《通论》分析框架的灵活性。103他对为何以及如何预防通货膨胀的强调（暂时地）使他与哈耶克的关系更亲密，但却激怒了工党的大臣们，特别是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这篇文章给他带来的关注度促使凯恩斯写了一本题为《如何支付战争费用》的小册子。小册子于1940年2月发表，内容上吸纳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观点来抵御左翼的抨击，但仍然忠于凯恩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提出应当允许价格体系尽可能正常地运行——甚至即使是在政府通过诸如强制储蓄等方式限制私人购买力的情况下，以确保在满足战争需求的同时不引发后续的通货膨胀。
1940年4月，英国第一次军事介入欧洲大陆，然而试图将德国军队驱逐出挪威的行动以惨败告终。由此引发了压倒性的政治压力，要求张伯伦让位于更受保守党支持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爱德华·伍德）或者更能赢得跨党派支持的丘吉尔。张伯伦选择了丘吉尔。5月10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召见丘吉尔并要求他接任首相。在多达五人的跨党派战时内阁中，丘吉尔委任保守党同僚金斯利·伍德担任财政大臣，后者于6月邀请凯恩斯参加一个谘商委员会。凯恩斯认为这是一个“超级无用的委员会”，但是仍然甚合他的心意，因为委员会只涉及极少的正规义务，同时还能给他直接接触财政大臣的机会。104但是到了8月，他也回到了他真正渴望回到的地方：财政部。在那里，他作为不领取报酬的顾问开始加入各种委员会。但是给他的任命接踵而至：1941年1月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经济顾问，10月又被任命为英格兰银行的一名董事。这个言行肆无忌惮的经济学家，如今，令人惊讶地，牢固地进入了英国政治体制的主流。
《如何支付战争费用》对英国战时融资的具体问题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凯恩斯期望的要小。例如，伍德1941年的预算更多依靠税收（特别是对富人的税收）、价格控制以及定量配给，而非凯恩斯关于递延支付的思想。但是，凯恩斯对他的母亲说，他已经引起了一场“公共财政的革命”，这显然也并非言过其实。105国民收入核算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作为管理总需求的工具，这确实是革命性的。而且，虽然凯恩斯写小册子是特别针对英国的战争行动，但是它引发了大西洋对岸相当的兴趣。《新共和党人》7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与凯恩斯方案》的文章，用凯恩斯的思路分析美国的情况。106
凯恩斯从战争一开始就坚信，美国的合作，即使不一定是在军队方面，对于英国的战争行动是至关重要的。1939年11月，他不甚明智地写了几篇《关于战争致总统的便笺》，其中特别建议罗斯福“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宣布互不往来”。他写道，德国的“背信弃义部分是我们的过错。20年来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个混蛋一样”。107凯恩斯进一步建议美国应当为同盟国提供用于战争行动的贷款，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后贷款将偿还给一个重建基金，用于拯救欧洲。108前一年，凯恩斯曾经收到总统对他不请自来的第一封信件的冷淡答复，然而他的第二封信显然是石沉大海了，最后凯恩斯明智地决定不再继续发他的“便笺”。
在整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