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周作人：《谈虎集·非宗教运动》。
［27］周作人：《谈虎集·关于非宗教》。
［28］《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载1920年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
［29］田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载1921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
［30］《屠孝实先生的讲演》，载1921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
［3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27页。
［32］周作人：《宗教问题》，载1921年5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
［33］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1920年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3号。
［34］钱玄同：1922年3月24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35］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原载1922年5月22日《广东群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9页。
［36］张东荪：《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载《生命》第2卷第7期。
［37］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
［38］周作人：《雨天的书·山中杂信（六）》。
［39］胡适：《基督教与中国》，载《生命》第2卷第7期。
［40］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原载《先驱》第4号，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
，第169页。
［41］《非宗教大同盟宣言》，载1922年3月20日《晨报》。
［42］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1922年3月15日作），原载《先驱》第4号，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68—169页。
［43］《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与《宣言》均载《先驱》第4号。
［44］作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在1923年年底写的《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里曾坚持“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的极左观点；但不久即认识了错误，并提出了“要求基督教徒教会学生代表共同参加反奴化侵略运动”的正确主张。
［45］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46］周作人：《报应》，载1922年3月29日《晨报》。
［47］钱玄同：1923年3月24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48］周作人：《谈虎集·非宗教运动》。
［49］周作人：《谈虎集·读经之将来》。
［50］周作人：《谈虎集·“重来”》。
［51］周作人：《复陈仲甫先生信》，载1922年4月11日《晨报》。
［52］钱玄同：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53］周作人：《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
［54］陈独秀：《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原载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3页。
［55］钱玄同：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1）
——两位自由主义学者之间
（一）
查周作人1917年日记，9月19日这一天记有“同君默往看宿舍，遇胡适之君”等语。这大概是周作人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这时胡适刚于是年夏从美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周作人也于是年4月由绍兴来北京，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19日日记所记“宿舍”，据《知堂回想录》回忆，即是文科教员预备室，普通叫作“卯字号”；胡适当时正是“卯字号”的名人，是所谓“三个小兔子”之一［1］。
同年11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开始“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2］。周作人报名参加了国文门“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两个研究组，小说组同人有胡适与刘半农［3］。11月13日周作人日记中即有“往校研究所开会……遇胡适之、刘半农二君”的记载［4］。据周作人回忆，小说组共有10次的聚会，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均作了报告［5］。这是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最初尝试，也是周作人与胡适在新文学事业上的第一次合作。
周作人与胡适在《新青年》第一次配合作战，是以“贞操问题”为突破口，向封建旧伦理道德发起猛烈攻击。《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发行）首先刊登了周作人译作《贞操论》（原作者为日本著名女作家与谢野晶子），鼓吹“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文章强调，仅有“性交”的“接续”而“精神上十分冷淡”的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爱情相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破裂，只须离散”。胡适随即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贞操问题》，热烈称颂《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一件极可贺的事”；并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指出：“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胡适的文章又引出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对反人性的封建节烈观展开了全面批判。周作人、胡适与鲁迅在这一次战斗中彼此心心相印，配合默契，由此而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这是颇能显示《新青年》时期的战斗风貌的。
应该说，在《新青年》同人中，周作人与胡适之间的契合，是更为全面与突出的。胡适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发行）发表了《“易卜生主义”》，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进而发出了“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的召唤。“心有灵犀一点通”，周作人也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发行）发表《人的文学》，明确地把“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宣布了“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的新的道德、人生观原则，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这样，在五四时期对于“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精神的多种理解中，胡适与周作人结成了一种“精神同盟”；正是以争取“个体自由意志”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把周作人、胡适紧紧连在一起。以后，他们之间虽时有分歧，但这基本立场的一致，却始终没有变。
胡适、周作人的上述理论活动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以后，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也提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他自己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正如批评者所指出，胡适在三十年代作出这一论断，目的是为了对抗左翼文艺运动。但我们也不可忽视这一事实：在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都是比较注重正面的文学理论建设的；他们自身的理论活动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胡适一方面保持着战斗方向的一致，另一方面也并不掩饰他们之间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这不仅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气氛的民主、思想的活跃，而且恰恰是能够显示“自由主义学者”的特有风貌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热心于提倡新村运动，响应者颇多；胡适却是少数持保留态度者之一。他于1920年1月15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指出周作人提倡的新村主义就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周作人随即在1月24日《晨报》第7版上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作自我辩解，强调隐士“归隐，躬耕只是他们消极的消遣”，而新村运动则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胡适、周作人这一次“交锋”初步显示了他们之间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始终“积极入世”与时有退隐、“出世”之想的差异，这对他们以后思想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2）
（二）
大约在1920年8月以后，由于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日益尖锐的分歧，《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危机”［6］，到1921年初发展到了办刊方针的公开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周作人与鲁迅一起，表示不赞成胡适提出的“发表宣言说明不谈政治”的主张，并且在行动上继续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以支持［7］。这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政治分歧，但胡适与周氏兄弟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在1921年初，胡适曾推荐周作人任燕京大学国文门（即中文系）主任（胡适后来解释说，“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8］），并曾约请周氏兄弟为《尝试集》选诗［9］，希望他们支持自己新办的《读书杂志》［10］，胡适自己也在周氏兄弟要求下出面为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觅得职业，并主动建议鲁迅、周作人将小说创作及翻译作品汇集成册［11］，以后在胡适支持、关怀下，先后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鲁迅合译，胡适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出版，为“世界丛书”之一）及《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周作人、鲁迅、周建人合译，192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应该说，胡适对周氏兄弟一直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以厚望。胡适在1921年5月7日日记里，曾写道：在中国留学生中，“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12］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也是将周氏兄弟视为新文学的重镇的。
但从1922年初至1928年大革命失败，周作人与胡适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先后发生了4次比较重要的论争［13］。
1922年4月23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提出，“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强调“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由于文章涉及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胡适以QV的笔名于同月27日《晨报副刊》发表《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把周作人所列举的复古现象（如京沪各处有人提倡孔门的礼乐、《学衡》的出现、章太炎提倡整理国故）等，看作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断言“国粹主义”已“差不多成了过去”。这是五四以后，周作人与胡适之间第一次发生的具有严重意义的意见分歧。
1924年11月，冯玉祥国民军包围清宫，逐出清帝，胡适写信给国民军支持下的当时的北方政府，居然提出“抗议”，说什么“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14］。在华的英国人庄士敦立刻致书胡适，表示“祝贺”［15］。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于同月9日也致书胡适，明确表示，“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以直报怨”，“驱逐清废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并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要求胡适与帝国主义者划清界限［16］。可惜胡适没有接受周作人的忠告；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复辟势力这些基本问题上，两人的基本分歧未能统一，这是他们在大革命风暴中作出不同政治选择的根本原因。
1925年，周作人与鲁迅等一起支持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与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支持者陈源之间，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胡适则试图采取折衷、调和的立场。他曾联合17名北大教授，发表声明，对章士钊与反章派表示“同样的不满”。周作人当即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分别载1926年1月10日《京报副刊》、1925年8月18日《京报副刊》），予以辩驳，指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什么中立、公平等等物事”，“假装超然，实在的意见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古人有言，养虎自贻患”。他甚至愤激地大呼：“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欤？”1926年，围绕着“三一八”惨案，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语丝派与陈源、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时，胡适再一次出面调和。他曾经分别致书鲁迅、周作人、陈源，呼吁停止论战。信中说：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17］胡适的“建议”在论战双方都受到了冷遇，而且形势的迅速发展，连胡适自己也无法再“调和”下去。
周作人与胡适之间的分歧，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期间达到了极点。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国民党屠杀革命者和无辜人民、实行思想专制的反动行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胡适则千方百计为国民党开脱。在清党高潮中，胡适在上海发表演说，说“中国还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