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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以地域相邻的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之中，有里长十户，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每十户之中，一户为甲首。每年的徭役由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率其余九家充当。充役的次序是以丁粮的多寡排定，多者先，寡者后。
十年轮派一遍。第二轮根据丁粮变迁升降的状况，重新登记造册，排定轮役次序。这是乡下的农民编制。在城镇，不称里，而称坊和厢，编制的方法则相同。因为各布政司（省）汇总各府州县呈报中央户部的册籍用黄纸作皮壳，故而得名黄册。元璋在位时，洪武十四年和二十四年两次大造黄册。立法相当严格。规定，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闭门造车）造册、科敛害民的，故意涂抹作弊的，可以将该犯直接绑缚赴京，犯人处斩。官吏里甲通同各户隐瞒作弊，也一体处死。隐瞒人户除家长处死，其他人口迁发边塞荒凉之地。所以这两次里甲编制与户口土地财产登记搞得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也没有因此给百姓带来太多的骚扰和负担。这两次黄册的编制，比较准确地摸清了全国的土地、人口、财产状况，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最认真、最完备的人口土地普查，为国家户籍管理、赋役征派建立了完整档案。也正是有了这种依据，才就这个基础，编制了里甲，实行了里甲徭役制度。里甲徭役并没有取代驿站、急递铺、递运所和均工夫等役，它是一种特殊的徭役。起初，它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公差（比如押解犯人等），催征钱粮。至于地方祭祀、饮宴、营造、馈送、土特产备办等杂项科敛征派摊向里甲，那是洪武朝以后的事。这种徭役除去计算土地财产，同时打入成丁即成年男子的数量。但是，没有田产的农户依然不负担里甲之役。
不知读者有没有留意，江浙富民诡寄隐瞒田产，《明太祖实录》特别指出他们是因为“畏避徭役”，可见这些多田翁在田赋之外，又承受了更加沉重的徭役负担。恰恰在这个方面元璋给那些贫弱小户一点歇肩喘息的机会。可以说，在元璋统治的明朝初年，大体做到了合理负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公平世道。
这里附带说一说明初的田赋制度。
明初的耕地分作官田与民田。官田是归国家支配所有的田地。比如百官职田、学田、军屯的田地，都是官田。明太祖赐给亲王、公主、勋戚、公、侯、大臣的田地也是官田。还有一部分是没收张士诚集团和土豪官僚的田地以及继承宋元时候的旧有官田。这后一部分官田多集中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区，一般称做苏松官田或江南官田。其他非官田便是民田。按照规定，一般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这个数字并不太高，但在官田中，苏松官田的租税特别重。一般在每亩二三斗至七八斗。据《大明会典》、《明史·食货志》所提供的数字，苏州府大约以占全国1％的耕地承担全国10％的税粮，而在这些税粮中，民田粮只占到5％，其余约95％的部分则是官田税粮。这就可以看出苏州官田之多和课税之重。松江、嘉兴、湖州、常州、杭州等府没有苏州那样典型，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也为鹤立鸡群。江南官田的重赋是明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宋元以来，这里就有大量重赋官田，为朝廷提供高额税金；朱元璋对张士诚集团的愤恨和惩罚；苏松田地肥沃，收获量高，农民相对富裕；等等。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江南多富民巨室。朱元璋对这些人采取了那么多限制措施，这种课以重赋的办法，肯定也寓以限制打击之意。不过，这个惩治手段不光是苦了地主，更苦了耕种地主土地的佃农，而且使耕种官田的自耕农连累遭殃。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5）
（三）不小心成全了商人
明朝晚些时候，有一个做过礼部尚书的大臣名叫丘浚，他为皇帝治国平天下作了一部书叫做《大学衍义补》，内中说道：“人君为生灵之主，有土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这是说，土地、劳动力都为人君所专用，都是为人君生产财富的。不过，各地的豪民富室也是靠土地和劳动力生产财富的。他们实际是从皇家的总财富中挖出一部分，而且把应当向朝廷贡纳的钱粮转嫁到贫家小户身上。这就难怪曾经饱受富家欺凌而又具备铁腕手段的朱皇帝狠狠打击这些人物了。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建立了小土地所有的一统天下，元璋准备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呢？
就全国来说，他把老百姓划分为若干职业，根据职业确定户籍，每种户籍承担一定的贡纳和力役。如民籍完粮当差；军籍服兵役；匠籍，手工艺人，定期服匠役；灶籍，煮盐，办理盐课。城居的商人有市籍，承担为朝廷、官府“当行”买办。明朝的户籍种类还要多得多。常常是官府或皇家有某种需要，就分派一些百姓去承当办理，从而设置一种户籍。比如有酒户、菜户、陵户、庙户、牺牲户、海户等，总计不下八十余种。主要的还是民、军、匠、灶等户。所有的户籍都是世代永充，不准变更。这叫兵农工商各安其业。不准变乱户籍，不准逃漏户籍，不准游惰无业。著业（干一定的职业），附籍，贡纳当差，是百姓的义务。
为了做到各安其业，各供其役，政府给各供役人户提供了起码的生活保证。如农民尽可能使他得到一块土地。军士，通过授土屯种的办法达到基本自给。匠人，免除家庭其他徭役，在定期服役期间供给薪米盐蔬。灶户，供给滩荡（供晒盐用）、草场（供蓄养煮盐柴草用）、及煮盐铁锅等工具。每生产一大引盐（四百斤）发给工本米一石，等等。
士农工商农为本。农民稳定则社会稳定，赋役征敛得以保证。朱元璋千方百计使农民获得温饱，从而得以附着土地，力耕力织，自给自足。
在鼓励垦荒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中国气候旱涝无常，兴修水利与农业生死攸关，特别是南方地狭人稠的地区，只能以灌溉求丰收，保民生。还在根据地时代，就设立督水营田司，专掌水利，蓄泄湖塘，修筑堤防。建国后，他把水利工程的维护和修造作为地方官的重要职守。据《诸司职掌》所载：“凡各处闸坝陂堰引水可灌田亩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横流泛溢损坏房屋田地禾稼者，须要设法堤防止遏。”在保护民力、节约民财的前提下，他还组织了几件大的水利工程：修建了南直隶和州境内上连巢湖下通扬子江的铜城闸，使两百余里得灌溉之利。三次修建陕西泾县洪渠堰（战国时郑国渠），使泾县、高陵、富平、三原、醴泉等县粮食大面积丰收。两次修造广西兴安县灵渠，使这一古老工程焕发出异彩，不仅便利了两岸灌溉，而且沟通了湘江与漓江两大水系，使帆樯梭行。在福建、浙江、南直隶沿海县分，还修复和新筑了许多障潮堤防，减轻了海潮的漫田和飓风的肆虐。鉴于很多地方官对朝廷诏旨奉行不利，洪武二十七年，他派遣国子监生等分赴天下郡县，督饬吏民，乘农隙、相地利，全面整修水利工程，“凡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嗅、宜泄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势而修治之”。据第二年底的统计，这次集中行动共开塘堰四万多处，河四千多处，陂渠堤岸五千多处。因为百废待举，百姓疲弊，元璋尽可能避免妄兴工役和借机敲剥百姓。他把那些急需急用的，原来已有基础易见功效的工程首先搞起来，百姓立时见到实惠，故虽劳而不怨。
农家小户讲究的是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宋朝诗人杨万里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所写的纺织原料还是桑（丝）麻。到元代，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品已经崭露头角。明朝开国，朱元璋在推行垦荒癖地的时候，一方面要解决百姓和部队的吃饭问题，同时要解决穿衣问题。故而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桑、麻、棉的种植与推广。他发布硬性指标：有田五到十亩的，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逐级加倍，即要求有1/6左右的土地用来解决穿衣的问题。地方官要亲临田地检查督责。还规定，不种桑的要出绢一匹，不种麻的出麻布一匹，不种棉的出棉布一匹，作为惩罚。有趣的是，三种作物同样推广，却只有棉花这种新品种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在很多地区取代了传统的桑麻地位，成为第一位的经济作物。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对棉业兴旺颇引为国家的盛事，说：“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麻）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棉）之利始盛于今代。”棉布、棉絮很快成为百姓、士兵甚至中上人家的通用衣着和御寒之物。它比丝品价廉，比葛麻结实美观，可以说是服饰物料的一次革命。明代植棉业租棉纺织业的发达直接得力于朱元璋的提倡与推动，它同时为朱元璋所期望建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转动乾坤，梭行日月，披辰戴星，五日三匹，换得来官赋完私债了，家有黄犬，野有黄犊。这一轮一梭，像一些地方的一桑一蚕一样，成为小自耕农维护生计的有力助手。
为了温饱和备荒，元璋还令全国广种桑枣。洪武二十七年，他对身边大臣说：“朕深知百姓艰难，曾千方百计劝督耕作，希望都能得以温饱。近年来百姓家给人足，但水旱之灾不可一日忘记。民间但有空闲之地，要广种桑树枣树。遇有凶歉，也可以作为解决衣食的一个办法。”因为桑枣抗旱抗涝的能力都很强。他让工部转行各地方官，督率百姓种植，并传授种植技艺，分发树种。要求每年呈报种植情况。
元璋说他千方百计劝导督促百姓耕作，确是实情。他除三番五次劝诱开荒垦种，兴修水利，植桑种棉之外，还严禁“逸夫”、“游民”，即不农不工不士不商的游手之徒。他为此推行一种职业、身份及其活动的引凭制度。商人经商必须持有商引，无引者以奸盗论。贩盐有盐引，行茶有茶引，无盐茶引以贩私论，处以死刑。一般百姓外出有路引，只要离乡百里之外，就需持有官方发给的路引，没有文引的，则擒拿送官。还允许别人告发，有事实可据给以奖赏，纵容的问罪。在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门盘查贩卖私盐、犯人、逃囚、奸细及无引可疑之人。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对户部说：“朕有天下，务使农民尽力田亩，士人笃于仁义，商贾沟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如此，盖欲各安其生也。然而士农工商往往流于游惰，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得而兴也？”他令户部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即使行医卖卜之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不务正业而各处游惰者，迁之化外，藏匿者同罪。这一年他公布亲自编写的《大诰续编》，内中专利条款，禁止逸夫游民，重申互知丁业，辨验丁引。他列举逸夫游食的祸害说：这些人不但荒废职业，而且往往帮闲在官，教唆官吏，扰害良民，贼害乡里。因而严令市村之内绝不许有无所事事的“逸夫”、“游食”，对这等不知悔改的无业者，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如果坐视不问，这些人一旦作奸犯科，里甲亲戚四邻都要连坐。为了让人们安守四业，命令百姓邻里，互相“知丁知业”，即各成年男子各做什么职业，各在何处营生，都要彼此知晓。对于农业劳动者，则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
为了督促百姓耕作，元璋命令每个农村置鼓一面。农忙季节，乡村老人（地方基层官员）五更擂鼓，大家都要闻鼓下田。老人点验人数，有懒惰不到的，老人有权责罚。如果老人失于督饬，不负责任，造成农夫穷苦，为非犯法，本乡老人也有罪责。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6）
古人说，保护天下如保护赤子（小孩子）。有一人不得衣，如我冻之，一人不得食，如我馁之。无衣无食就像我把他挤进沟壑。元璋不一定有这种圣贤的仁慈，但他却知道一个人饿急了会是什么滋味，能够做出什么举动，造出什么罪恶，百姓们吃饱喝足之后，他的江山又是怎样的安稳。对此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朕思徽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所以他对百姓衣食情况就不能不十分关心。洪武十四五年，以后连年丰收，却听说民间仍有不得温饱的，便十分警惕。说道：“今岁丰而民犹如此，若有荒歉，又将如何？”他感叹道：“四民之中唯农最苦，有终岁勤劳而不得食者，做地方官的怎能不加意抚恤！”所以他对地方官的职责要求，第一条就是劝课农桑，督促生产。包括州县教官也有责任关心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一年，山西岢岚州学正吴从权、浙江山阴县教谕张恒等入京朝见，元璋问道：“尔等皆老儒，来自州县。民间疾苦，稼穑艰难，请如实讲一讲。”他们两个都说职在教学，对于民事无所知。元璋不禁勃然变色，说道：“哪有久居乡间不与人交接的道理，就是初一十五休假、四时八节与朋友亲戚往来也应该谈及民情世务。如何说不知？”因而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方，并且让刑部出榜告谕，引为鉴戒。为了使百姓安居乐业，他经常告诫官员注意访贫问苦，告诉他们说：“朕昔在民间，目击鳏、寡、孤、独饥寒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