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当上了“东北王”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当张作霖回奉乘坐的专车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毙命。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将长发剃光，身着灰色士兵服装，搭乘兵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当上了“东北王”。
张学良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路线，励精图治，致力于开发东北，做了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使东北富强的事情。他毅然实行东北易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在决定东北易帜时，内受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轻易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之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之招降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日本首相田中曾三次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干涉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了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张学良义正词严地申明：“我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他曾告林氏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却恶狠狠地说：“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日本政府竟然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不断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六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他易帜与统一的决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东北的野心。
设计除掉杨宇霆与常荫槐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老派的张作相、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都反对换旗。他们害怕换旗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
张学良对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元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攻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但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茅盾越积越深。原来，杨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张作霖在时，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就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凡事他说了算。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1929年1月10日下午，在张学良的帅府客厅，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杨、常说：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这件事涉及到外交，应该慎重考虑大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又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组成了反蒋联盟阵线。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双方参战兵力达百万人之多，战况空前惨烈，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难以计数的损失。实质上，这是新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大战。
张学良看到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怕参与战争而让日军趁机而入。因此，在战争初期，他严守中立，极力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他们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他会晤，想尽一切办法将张学良拉向自己一边。
为此，张学良召集东北重要的文官武将商讨。他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说：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接着他分析了北方军事联盟，认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同时他还认为，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待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之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倒向蒋介石一边，进兵关内，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呼吁交战双方罢兵求和。但该电文在立场上言辞模糊，没有指明张学良打算如何调停。电文一发，轰动了全世界，在中国政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9月19日，张学良突然命令10万东北军开赴天津、河北。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但与前三次决然不同，这次是打着“和平旗号”而来的，人们这才真正明白张学良调停的手段。反蒋同盟接到东北军进关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宣布辞去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主席职务；新政府的官员，包括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代表都纷纷从北平撤到太原。在天津、北平任职的所有山西官员，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使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这场为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终于结束了，蒋介石由此攫取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等抵达南京，在首都南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
力主抗日遭蒋拒绝
就在张学良帮蒋介石剪除异己，巩固独裁政权之时，加紧了对东北三省的侵略步伐。日寇先于1931年7月间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唆使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军阀石友三率三个师的兵力叛乱。张学良当即命于学忠、王树常两军迎头痛击，于保定以南望都附近彻底击败叛军，石友三仅以身免逃奔济南。8月间，日军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图借机寻衅。对此，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11日，蒋又乘专车到石家庄，约张学良到车上密谈，蒋的车开走后，张手下的师长何柱国问张：“总司令谈了些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何说；“那么赶快调兵作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何说：“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呢？”张说：“是呀！守土有责，应该抵抗，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代蒋受过，背负骂名
1931年9月18日夜，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择了距北大营约800米的一段铁路轨道。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点了火。这时，正值晚上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路和枕木四处飞散。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今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奉军王以哲第七旅。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因与旅长失去联系，直接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感到很难办，稍过片刻，又向荣臻报告，希望他改变指示。但荣臻仍坚持要赵执行命令不准抵抗。在这种不抵抗命令的驱使下，东北军连夜含泪撤出北大营。
原来，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一接到荣臻关于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报告，立即召集东北军领导人开会，商讨对策。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建议张学良立即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示。蒋介石回电：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张学良指示荣臻：东北军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又兵分三路进攻沈阳城。9月19日凌晨2时，沈阳城被日军占领，陷于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日军占据沈阳后，对东北边防司令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北空军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和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等一切军政机构，都予以军事推毁。刚从德国购进尚未启封的四十架新式的容克飞机、八辆坦克和附属工厂的全套设备，以及全国设备第一流的东北无线电总台，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就损失十八亿元以上。
对此，张学良痛悔莫及，决心与日本关东军血拚到底。他一面请示南京政府处理办法，一面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沿大凌河西岸构筑阵地，准备在锦（锦州、锦西）宁（兴城）地区与敌决战。他曾对于学忠说，即或打垮，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但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切听从国际联盟”。于是，大凌河防线被勒令拆除，所有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对稍有不满或反抗行为的人，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惑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张学良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足2万人，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关东军却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竟能一夜占领奉天，接着4个月占领东三省，吞并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易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对罪魁祸首”，张学良因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随后出洋。
与红军交手，屡战屡败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当时，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蒋介石这一决定。但刚从国外回来的张学良却错误地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出于这一思想，他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条件拥护。
1934年2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中抽调了16个师又4个旅，共80余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在长岭岗一战，所属第115师的5个营，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歼灭，“围剿”的计划也被打破。
1935年9月，张学良又奉蒋介石之命，以十万兵力“围剿”只有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起初，他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他的东北军丢掉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特别是直罗镇一役东北军的109师被全歼。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屡战屡败，连张学良也意气消沉，甚为沮丧。与红军交手的作战部队都是军中精锐，装备好、士气高，可为什么连连败在武器装备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