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
“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民队 里，然后可以再逃跑。”
他的确骗过了陈队长，没几天就从我们这个小号里调到后面的监房里去了， 还有机会出了几天工，直等着去查他说的那个生产队有没有顾国中这名字，就可 放回去了。
64年的早春瑞雪纷纷，极为寒冷，我们整天都只能跺着脚取暖。拘留所的 案子也审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场地开起审判庭来。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 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东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后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画家。共产党到 他家乡后他参军入伍，因为年岁小当上了卫生员。但他聪颖好学，竟自学成为军 医，还当上了某个白求恩医院的院长。然后，他被送来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期 间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送来农场劳动教养。
因为他被安排在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里工作，少不了他，所以当年右派集中 时未到白云山去。90年代温健告诉我说：60年饥荒时，温已因浮肿被送到病号组 去，总场医院就派孔去病号组查看。温说：
“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干部医生呢。查病人时，他要问： 犯的什么案子来劳动教养的。我开始不愿说，反问道：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 当然，我是怕说了被干部医生歧视。然而他故弄玄虚说：当然有关，病情和过去 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我被迫说了自己的右派身份。这时候，我隐隐地感到他的眼 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也是被劳动教养的，但都佩服他的胆 大和坦诚。非常为我们病人着想。决不象有些犯人医生那样为了讨好干部反而有 助纣为虐的行为。
“病号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运未死在那里，当我稍有好转，浮肿消去 时，说来也有趣，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会长 点肉出来。为了多留在那里几天我当然决不能让它被发觉。为此，我故意穿前 面没有纽扣的衣服。每当检查身体时，撩起衣服，两臂高举，使得肋骨充分地 暴露出来。当然，孔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里渡过了那饥荒的冬天。”
当一个劳教身份的医生虽说不必体力劳动，但如若你是个正直的人，日子 就决不会好过。那医院的医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诊断时却要比他有权威。于是 常常发生争吵，当然总是他吃亏。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总是不买 账。特别是碰到劳教人员或场员生病需用药时，他决不退让，据理力争。那时 连维生素B、C之类都要算好药，不让我们用的。他常因与一个院长吵得凶了而 被暂停医生职务，勒令劳动。对此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一有疑难病例又 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争吵以后令他去劳动前，先搜查了他的 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记，其中他抄录了几句诗，其实并无什么针对性的证据， 但那帮人自己心虚，认定了是骂他们的，当然也变成了骂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 反革命案，私人日记成了反革命罪证。
开庭那天地上积着雪，我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孔祥瑞穿着自己 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从后面的号子里大步地走出来，到了前面的办公室。 然后，只听见他大声地嚷叫。不到一刻钟，审判结束，他又走了出来，走过院 子时见我们都在窗口观望，便不顾押送人员的阻挠，停下来大声地说：
“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着桌 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穿得如此，我告 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 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 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 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 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 间里关了几十个人，空气污浊，孔说
“只要每个人放一个屁，这些屁出不去就够臭的了。”的确，这里的人大多 已结案，所以也盼望着离开拘留所。我们可以出工劳动，这可以透透空气，还可 以有劳动饭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并不强制你去劳动。而象孔祥瑞那样 判了刑的则不许劳动，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机会常常不出工和他谈天说地，也向 他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那时分流庙拘留所有两个级别低的干部，我们叫他管理员，一个吴管理员是 管杂务的，另一个何管理员大概农民出身，管生产，带队出工。此人五短身材， 为人很刻薄。每次挑选十余人出工，回来时，站队报数点名完毕就发吃劳动饭的 筹子。筹子是竹做的，上面涂了红漆，涂全红的叫大红袍，加的饭较多。其次是 一条杠和二条杠，加的饭少。何管理员总是发出一二个大红袍给他认为劳动好的 人，然后也许还有几个拿到二条杠的，随后便将剩下的一条杠朝地上一掷，让众 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个场员，两个是厨子，一老一少。另一个年迈的姓王，管些杂事， 开饭时跟出跟进，对吃劳动饭的人按筹发饭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发水也如此，一 人一杯决不多给。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说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兴了。那讨 水的人也妙，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时就拖长了声音，喊成“老王…八” 他也不理会。
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 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 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反复 地在吟诵着“闲（38）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 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 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 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
“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 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 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 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 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 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 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 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 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 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 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 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 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 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 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 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 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 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 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 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 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 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 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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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繁体字的闲字是门中一个月字，这里计算机没有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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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 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 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 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 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 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 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 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 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 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 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 （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 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 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 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 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 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 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 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 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 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 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 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 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 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 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到了票。然而，他见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于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没钱了，却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脸一沉说：
“我是归国华侨，路过这里要去西北，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我一下火车 皮夹就被扒手偷了，现在我怎么办？”
尽管张志生的服装、气派哪一点也不象个外国回来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 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还打算第二天弄车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 他自己走出去买早点心吃，被另一警察无意中看到，他怎么还有皮夹子？
于是对他不客气了。结果他以诈骗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送来了白茅岭。这次 则是在白茅岭某队中又因逃跑被抓来的。我们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他，诈骗骗到 公安局头上来了。
1965年，形势略有好转，关押的人陆续地放走，最后只剩我和一个叫做张连生 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侠民一样，想混到白茅岭的某个游民队 里，但却查不出这个名字，就被关了许多年。他是在拘留所里长大的，营养不良使 他的模样有点怪，头大身体小，大家仿效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叫他小张连生，这 年4月，因为关的人少，就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劳动。我们两人每天早上从号子 里被放出来，就在拘留所门口的山芋苗床里劳动。
劳动很轻便，只不过将盖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让苗床晒晒太阳，但人却不能 离开，因为要留心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