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段妙论：“盛行于罗马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崇拜，都被人民看作同等的正确；哲学家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荒谬；而地方行政官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有用。”宗教和政治从来是联姻的，见不得又离不得的，互相利用的。佛教在中国也曾走过同样的路，一时被皇帝利用，封什么护国禅寺、国师，拨给土地、佃户，一时又灭佛烧庙。同是一个唐朝，宪宗时耗资动众，修塔建庙，大迎佛骨，甚至误导百姓倾囊捐银，断臂焦指，以表虔诚。韩愈就因上书反对此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到武宗时就来一个全国灭佛运动，庙宇统统烧光。弄得我们现在考古，研究唐以前的古建筑都很难。幸亏有一座藏在五台山下的佛光寺，因路径偏僻，未被烧掉，20世纪30年代为梁思成考证发现，算是孑遗的孤宝。这种忽而捧之，忽而摧之，全是利益之争，权术之用。宗教也就忽明忽暗，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幽灵。我在梵蒂冈城里散步，时而觉得梵蒂冈宫和圣彼得教堂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辉煌，时而又觉得它向隅而泣在咀嚼历史的凄凉。你看教堂阴沉的身影，墙壁、穹顶上那被风雨冲刷的斑痕，它倒像一个历经宦海沉浮的政客。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狡猾而又宽容地笼络民众，拼死地和政敌搏斗，所以才这样伤痕累累，面色冷峻。
《觅渡》 第四部分在欧洲看教堂（2）
（二）
宗教为了控制信徒首先要制造理论，要建立体系，要培养和训练神职人员。因此就要垄断文化，学文化必须进神学院、修道院。现在亚洲有些地方还是小孩子学文化必须进庙。但是人一有了文化，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所以有一种看似奇怪但又不无道理的现象，教会总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个圆球。教会恨得牙根痒，判他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在神学院研究出一个“日心说”，被恩格斯称为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15岁进修道院，25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勇敢宣传，最后被教会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工作了8年，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就是我们中国唐朝也有个叫一行的和尚，在庙里研究天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到1977年国际天文界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但是恩恩怨怨纠缠最深的要数伽利略与罗马教会了。
中学读物理时就知道了伽利略和他做实验的比萨斜塔。老实说，这次到意大利，最想看的就是这个斜塔。但是万没想到它也是一座教堂建筑。大约在10世纪时，比萨小国在与邻邦作战时得胜抢掠了大量财富，为炫耀胜利，便要建一个圣迹广场。广场上当然少不了一个宗教建筑，就设计了一座教堂，一个大礼拜堂和一座塔。大约是建塔的钱来得不干净，塔建到三层时就发现向南倾斜，只好停工。又过了94年，比萨人不死心，又接着往上盖，并且把每层倾斜一方的柱子加长一点，约到1268年终于建成，但仍然是个斜塔。于是这塔就再也没有别的名字，而以“斜塔”显于世，名于世了。当时意大利各城国正在纷纷进行建筑比赛，名作高手，群星灿烂，以至于现在我们仍将这个半岛视为建筑博物馆。但无论是以后的达·芬奇还是米开朗琪罗，无论是现在仍占据世界第一的圣彼得教堂，还是占据第二的圣母大教堂，任何高手也没有这样的绝笔，因为谁也不敢与之比“斜”，现在塔顶仍比中轴线偏斜4。89米。它就这样巍巍然一直矗立了800年，真是蚌病成珠，牛黄成宝，世上的事常歪打正着，斜塔反而名声远播，到现在每天来瞻仰的游客十万人众，为它的子孙赚着大把大把的银子。
前面说过，在斜塔建成前后，其他教堂里已经出现过培根、哥白尼、布鲁诺等这些上帝的叛逆。到这塔建成300年时，一天，塔下走来一个年轻人，这就是比萨大学的教授伽利略。他手里握着大小两只铁球，他要借这举世闻名的斜塔，揭穿一个曾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过去人们总认为物体从空中落下来时是重物比轻物快。伽利略则认为不管对错，只能靠实践验证。只见他双手撒开抛下大小两个铁球，不一会儿，“嘭”地一声两球同时落地。就这一声敲开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我们有了一个新概念：加速度。我们开始了对运动的研究，有了以后的火车汽车，登月飞船。而曾亲睹这光辉的一刹那的，现在还存在于地球上的，就只有这座斜塔了。伽利略做完实验从斜塔上缓缓地走下来，伽利略的学生欢呼着，拥戴着他。他满面春风，东望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他的目光穿过教堂的丛林，他怀疑上帝设计的这个世界。
当时的比萨属于佛罗伦萨国，伽利略自从斜塔实验之后春风得意，却被公爵算计丢了比萨大学的教授，只好到威尼斯去教书。那时威尼斯被教会摒弃，宗教裁判所也不去管它。因此意大利不少学者都逃到这里来治学。他在这里又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在那本是一片深沉静美的夜空中发现了转动的新星，远方月亮上的山脉，他一下子把上帝完美的世界给捅了个大窟窿。教会给了他第一次警告，不许他再说话。他这样憋了9年，直到老教皇死了，伽利略又忍不住写了一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大胆宣传哥白尼学说，又道出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原理——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这就是有名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这一下子又把上帝纸糊的世界捅了个更大的窟窿，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球是静止的，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这还成为后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这次教会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叛逆，便把他抓到了罗马，审讯了3个月，昼夜不息，施以酷刑。他最后只得申明“我从此不以任何方法、语言或著作去支持、维护或宣扬地动的邪说”。伽利略当时是屈服于教会的淫威。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勇敢地去接受火刑，他签字了。据说他伏在地上签字时，又悄悄地自言自语：但是地球确实在转动。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在受煎熬。伽利略是曾经想和教会搞好关系的。他说：我是上帝忠实的孩子。他曾寄幻想于他的几个主教朋友，但是，愚昧容不得科学，他还是没有逃脱审判。这年是1632年，是斜塔建成后的364年。宗教裁判所判他终身监禁。当年轻潇洒的伽利略做完实验，迎着欢呼从斜塔上走下来，一条真理，自由落体定理也随他从斜塔上走下来。现在他已入垂暮之年，更多的真理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宗教裁判所的黑牢却一口将他吞进去。一个科学原理在发现之初总是不为人注意。当年法拉第刚发现磁变电，进行表演时，有绅士问：“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说：“先生，不久这玩意儿就会为您交税的。”现在全世界因电而创造的税收已经数不清了。伽利略被终身监禁在一个幽深的教堂里，可外面的世界却在一步步按他揭示的规律演变。就连那些神父、主教也都坐上了汽车、火车、飞机，去做相对运动，他们看着卫星传播的电视，终于他们不得不承认地球确实在动，在绕太阳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当天体运行和身边的运动都无数次地证明伽利略是正确的时候，主教、教皇们的良心也在无数次地被谴责。终于他们实在脸红心跳地坐不住了，到1980年才为伽利略平反。但教会与伽利略的这段公案，却拖了348年。一条真理被承认却要付出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这段历史的见证只有两件了。一是那斜塔。那天，在暮色苍茫时，我在塔下久久凭吊，那塔拔地而起，一出就斜。旁边就是笔直冷峻的教堂，但是它背过脸，不理它，只是向大地俯吻下去，好一个叛逆。还有一件是佛罗伦萨的主教堂，这在意大利也算一景，其规模就是在全世界的教堂群中也是数得着的。教堂内有一个特点，就是埋葬着教会承认的名人，并都配有大理石雕像。没想到进门后第一个人就是伽利略。他端坐于上，长须齐胸，明眸远眺，右手中捏着大小两个铁球，左手持一个单筒望远镜，象征着他对物理世界和天文世界的重大发现。实际上就是对上帝世界的挑战。教堂大厅的尽头主教正在布道，蜡烛在昏暗中闪着幽幽的光，虔诚的教徒跪在一排排的长凳前，游客在厅里自由走动。伽利略就这样静观着世事变化，他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到死也不给他平反的教会，却又把他请到这里，给一把交椅，终日与唱经布道的主教们为伴。
《觅渡》 第四部分在欧洲看教堂（3）
（三）
教堂虽然是基督的大旗，是他的讲坛，他的行营，但教堂首先又是他自己，是由砖石构造，建成某种形状，又配以某种装饰的房子。它是盛着精神的物质，是相对内容而存在的形式。而形式这种东西又常常可以偷偷地离开内容，或假借内容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如不管是皇帝还是农夫都要穿衣，裁缝就只管他们的形式，只在这一点上实现自己的手艺。中国诗赋的格律，就是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声韵和节奏的美。当主教大人们决心到处修造恢宏的教堂来宣扬圣道时，艺术家也就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艺术才能的借口和形式。所以今天我们看教堂，就是对宗教没有一点的兴趣，也可以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就如欣赏马王堆出土的金缕玉衣，并不必追究这衣服是穿在什么人身上的。
前面说过，教会垄断了文化，其实教会还垄断了艺术，垄断了建筑。因为它有势，有钱，能调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艺术家来修教堂。（与教会平行的是皇宫，那也是有钱有势的主，你看哪一家不金碧辉煌？）因此罗马和欧洲大地上的著名教堂，实际上成了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个人纪念碑。我猜想教会与艺术家之间是心照不宣互为利用的。我花钱雇你来修教堂，你的才能越发挥得淋漓尽致，教堂就修得越好，就越证明我教的伟大；我被你雇来修教堂，你花的钱越多，教堂修得越大，就越能发挥我的才能，证明我的存在。这种暗中的利用，倒给我们留下了一件件艺术精品。
借教堂成名的艺术家当首推米开朗琪罗。他1475年诞生在佛罗伦萨，他的奶娘是位石匠的妻子，也许就是这段缘分，他一生也没有离开石雕艺术，后来他风趣地说：“我是吃铁锤和凿子的奶长大的。”他28岁时便完成了成名作《大卫》。至今这件作品仍被全世界美术院校的学子奉为入门教材。梵蒂冈宫的西斯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米开朗琪罗纪念馆。这位文艺复兴的先驱，以他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反对神权的，但是他被迫两次来梵蒂冈的西斯厅作画，第一次来是1508年，画了4年；第二次来是1535年，这次画了8年。现在西斯厅成了游人难得一进的艺术圣地，那天我们去瞻仰时，厅内密密麻麻地站满人，大家慢慢地挪动脚步，都仰起头看着这400多年前的珍品。米开朗琪罗的这些画全部用裸体人物来表达，他是以人的尊严来对抗神的统治。他第一次受聘是来画这个大厅的拱顶，开始他请了几位当时也是很有名的高手画家帮忙，几天后他发现不合自己的标准，然后就一个人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在这块800平方米的天花板下，他站在脚手架上，仰着脸，要是晚上手里还举着一盏灯，就这样一直画了4年，到1512年完成。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现在仰脸看画，一会儿就脖颈酸疼， 他是以怎样的毅力来创造艺术的啊。他第二次被召来时是为了在祭坛后的山墙上画一幅《末日的审判》，画高10米，宽9米，200多个人物，足足画了8年，还是全用裸体。当画快完成时，教皇的一位官员来视察说：这么神圣的地方，怎么能画这种画？这画不如挂在澡堂子里。米开朗琪罗非常恼火，此人一去，他就将他的形象画成一个阴间的法官，脚上盘着长蛇。现在这个人还在画上受罪。他的透视技巧十分高超。画上每个人物都像随时要走下来。这幅画当时就轰动了世界。我挤在人群中，屏住呼吸和大家一起感受这种艺术的魅力。我只感到四周全是米开朗琪罗的化身，这些人物从两侧的墙壁上，从天花板上，一起拥来，穿越500年的时空，带着画家的呼喊，向我们诉说人的复兴，文艺的复兴。在教会死寂的殿堂里竟有了这样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世界。这和我们在庙里和石窟所看的冰冷的、一个模样的佛祖、罗汉大不一样。大约上帝也承认了内心深处的寂寞，从而暗自屈从了这位艺术家，让他在神殿上打开一扇通向人世的窗户，而实际上也就在众神间为米开朗琪罗留了一把交椅。米开朗琪罗的创作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创作《大卫》时，他用一道屏风挡起来，作品未完成前，不许任何人看一眼。一次他正修改一件作品，有朋友来访，刚扫了作品一眼，他就装作失手把灯掉在地上，屋里一片黑暗。凡是自己眼睛通不过的作品，决不肯示人；凡是没有新意的作品他决不留存。一次为雕一个人像，他竟一连作了12个稿样。正是这种执着，这种残酷的追求，使我们在500多年后还是觉得他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罗马和欧洲的著名教堂，大多是经数代名家设计和监督施工而成。世界第一大的圣彼得教堂是公元349年始建，以后历次重修，到16世纪更有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大师加入，到1612年才完成现在这个规模，前后1300年。世界第四大教堂的佛罗伦萨大教堂1296年开工，到1461年完成，前后165年。大圣玛丽亚教堂是公元352年始建，一直建到18世纪，前后1400多年。一座建筑的修建动辄上百年、上千年，只有宗教的信仰才能维系这样的工程。这在东方也不例外。中国的云冈佛窟修了50年，乐山大佛修了90年，大足佛刻前后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