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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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春秋-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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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青年干部,主席说,年青干部中有坏的,如蒯大富。“四人帮”对跟他们走的青年造反派,则是全面肯定,一概保护。

    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这时批邓也升级了,老帐也翻出来了。说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讲到“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的确是主席的思想。还说,小平从来不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这同过去讲的政治思想强,会打仗,会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还讲,他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说邓愿作自我批评,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帮”对邓小平则是彻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发以后,“四人帮”的舆论就是接过毛主席的话走到极端。当时他们鼓吹两个论点,大造舆论。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另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这一段,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面地批驳。他们掌握了舆论阵地,只是一种声音。几个报刊都是他们控制,别的都不让出。报刊上一个调子,舆论一律。什么事情都上纲。铺天盖地,很厉害。他们总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大做文章,讲他们极左的那一套。

    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就在全国鼓吹所谓资产阶级三阶段的理论: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说什么垄断资产阶级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共产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发展有三个阶段,成为规律,那末,理所当然,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全面专政开头是借毛主席的名义,是发挥毛主席的论点,到后来,干脆就说是张春桥的思想。过去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呢?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吹嘘这是“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为此,国务院政研室写了一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的文章,同他们辩论。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哪里,在党内,是什么意思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党内,并不是整个党都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发的。到1O月粉碎〃四人帮〃,时间不长:只7个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界限,他们打着主席的旗号,贩卖的货色是他们的货色。为分清这个界限,过去做了一点工作,看来现在还要继续做。1979年叶帅的国庆讲话和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划分,现在看来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有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因素在里头?1983年整党时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这一套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统统彻底否定。讨论《历史决议》时,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些思想里头,它的本质的东西,是不是预见到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从〃文革〃十年的经验。加上〃文革〃后十几年的经验,共二十几年,不仅国内的,还有国际范围里头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

    同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要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不用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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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会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全国上下,黑云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部门也好,地方也好,原来在职的干部也好,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好,凡是积极推行邓小平同志这条路线,积极进行整顿的,统统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②搞复辟啊,就是这些老同志,这时都挨批、挨斗,都受压,压得很厉害。其中如陈丕显,他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让他先去云南,后来回到湖北。据说,邓小平这时已经被隔离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发了通知,在叶帅休养期间,陈锡联代管军委日常工作。还发通知收回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认为这两个讲话是错误的,不要执行了。这样一来,叶帅实际上靠边站了。当时,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实际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财贸工作了。孙健是副总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门,王震实际上也靠边站了。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人物,纷纷挨整。政研室不用说了。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教育部整周荣鑫,整到当场昏厥,当天夜里死掉。迟群不仅管清华,还实际上管了教育部。刘西尧在那里主持工作,被迟群架空。国防科委整张爱萍,张住院,带着氧气袋参加批判会。铁道部原来的副部长郭鲁,纠合一伙人整万里,把万里挤倒。计委整余秋里,余就请病假。房维中只好到干校去躲风。外贸部整李强,说是卖国部。

    地方就是“翻烧饼”。最厉害的是杭州。开始把谭启龙扶起来,造反派坏头头张永生调到河北王国藩的公社,在那里劳动锻炼,翁森鹤抓了起来。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复,原来河南是纪登奎在此起家,在整“双突”时他回去整过一下河南的问题。当时万里分管铁道部,纪分管地方,还是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有一个反复。地方反复大的特别是铁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

    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面,华国锋于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打招呼会议,要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干部〃转弯子〃。这时的简报等,我没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华国锋主持十七个省市来京同志座谈会,讲话,打招呼。这时,政研室已经发生了农伟雄告状的事。因此,国务院政研室参加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人,除胡乔木以外,还有一个农伟雄。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先念、纪登奎等国务院的同志,对政研室的问题很注意,问农伟雄是谁通知他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他们不知道,很显然是〃四人帮〃通知的。

    这次打招呼会议,也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会议比,当然是升级了。那个会没有点邓小平的名,而这个会呢,点了邓小平的名;那个会批邓小平是三个〃总是〃: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个会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了。华国锋传达毛主席的话:〃错了的,中央负责。〃接着说,〃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并说:〃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华国锋强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整个运动的部署,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并提出〃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过华国锋的这个打招呼讲话,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批邓”联系在一起了,邓小平的错误性质也从“右倾翻案风”升级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因为出了一个农伟雄,直接参加了打招呼会议,运动就由和风细雨变成紧张激烈,整个气氛使人缓不过气来。从此,政研室专门揭发批判,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我们几个负责人,专门作交代、揭发,作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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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七 国务院政研室的“批邓”

    1 〃四人帮〃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评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来信以后,形势就逆转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给乔木同志说,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评,听候中央处理。有一段时间,政研室成了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谁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找谁管。到了农伟雄告状,主席批准开打招呼会议,政研室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四人帮〃控制了。

    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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