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 第63部分

　　　　我是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卫建林是这里的干部。报告写给我，我批个意见转呈上去，总应该有个回应、和我通个气。但是泥牛人海，杳无音讯。后来据中办秘书局传出，赵紫阳转给胡启立，胡启立退回秘书局，连个圈都没有，就压在那里了！说他们授意干这样的坏事，可能还不至于，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欠了邓力群的账！他们挑起的事端，连了结的勇气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邓力群篡改胡耀邦检讨书”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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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三　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况

　　　　1　我和王震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修改

　　　　在生活会议后，中央起草了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通知》。这个《通知》是赵紫阳委托胡乔木、胡启立和我负责起草的，起草工作实际上在生活会议以后就开始了。1987年1月25日草拟出了一个初稿，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遵循从毛主席到邓小平都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我们把《通知》稿子起草修改好以后就交给赵紫阳了，赵让鲍彤提修改意见。据赵紫阳讲，鲍看了以后，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已经与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鲍提出文件中的这个提法要修改，要改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否定四顶基本原则，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赵紫阳没有表示不同意。这样，文件就按照鲍彤的意见修改印发政治局会议了。

　　　　我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发现文件的提法变了，就提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这样修改不妥当，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王震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他说：是啊，只讲党的领导为核心不够，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好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讨论，赵说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吧。

　　　　这样，文件就恢复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针。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一过程看出来，赵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份要以公有制为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起码是他自己同意了鲍彤的观点，即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又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矛盾。赵紫阳同意鲍彤的修改，而且重用鲍彤这样的人。在“八九政治风波”中，鲍彤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对赵紫阳产生很坏的影响。

　　　　2　邓小平和胡乔木坚持〃四个现代化〃前加上“社会主义”

　　　　这里要说一下，科委有几位类似鲍彤的人物，成了科委的骨干。赵紫阳当了总书记以后，科委的同志就特意把鲍彤推荐给了赵。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以后，赵让鲍彤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期间的很多事情都与这些人有关系。方励之和科委的吴明瑜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每次到北京，都要与吴明瑜见面，了解北京的情况。吴既给他提供情况，又给他出主意。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郭老要作报告，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在报告中提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地方，都加上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稿子交给科委征求意见时，科委提出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这个词都给勾掉了。稿子退回来，胡乔木看出了这个问题，把这个修改报告了邓小平，邓说：恢复。

　　　　从现象上看，这是文字、提法等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思想倾向的反映。

　　　　直至4月份，宣传系统还是按照反自由化的部署和生活会议定的方向开展工作的，整个意识形态反自由化的情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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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四　赵紫阳〃5·13〃讲话前后

　　　　1　赵紫阳说讲话来自邓小平反“左”的压力

　　　　赵紫阳发表“5·13〃讲话，情况发生逆转。赵紫阳说：〃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赵紫阳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观点，强调对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

　　　　在“5·13〃讲话之前，邓小平讲过两次话。第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赵紫阳对谈话进行了传达。赵讲，小平同志与捷克总理的谈话“是很有新意的，是很可以开窍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下面就是邓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

　　　　赵说：原来没有那个“了”字，邓特意和他说，在“搞”字后面加个“了”字。

　　　　听了这个传达以后，我认为有些话说得恐怕不准确；如果不够格，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对于〃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我建议改为：〃现在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说搞好了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好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赵一直反对，赵说：不行、不行。

　　　　第二次是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接着，邓又讲：“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⑦

　　　　在这一段谈话后面，原始记录中还有这样两句话：格拉问：邓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倾向主要来自青年方面，“左”的倾向主要来自老年方面？邓洄答说：大体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这里把老干部称为“左”的代表，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发表时，把这两句话删掉了。后来，赵紫阳在做自我辩解时说：所以要作“5·13〃讲话，主要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反〃左〃压力。所谓反〃左〃压力，有文字根据的恐怕就是指这两次谈话了。

　　　　2　赵紫阳硬说邓力群同情〃左〃的观点

　　　　这时王忍之已经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约在3月间，王忍之主持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辽宁宣传部长汇报，他们省里的干部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是两句话：说资本主义（即发表自由化意见的）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即搞私营企业的）没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应该给予回答。恰好此时，赵决定在这个会上讲话，就派他的秘书来了解情况，我就向他介绍说：大家在汇报中间讲了不少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的干部所说的这两句话，对这两句话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给予回答。后来，赵的秘书也直接听了一些人汇报，辽宁的同志当面也讲了这个反映。

　　　　不知道赵紫阳派来的这个秘书是怎么向赵反映的，赵后来讲话，虽然没点名，但意思是邓力群同情这种观点，赵对此加以批驳，认为这是“左”的言论之一。我听了赵的讲话，也意识到了他的这个意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嘛。后来我在宣传会议上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我的这篇讲话，赵不一定能看到。后来，赵在“5·13〃讲话中，以这个反映为例，说这就是〃左〃的干扰、〃左〃的思想的显露；赵还把这两句话改成：说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没事。

　　　　“5·13〃讲话前，赵准备了一个稿子。5月4日，他把这个稿子送给了邓小平同志。5月5日，邓有个批示：〃完全赞成。〃

　　　　“5·13〃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

　　　　3　赵紫阳无中生有攻击邓力群

　　　　“5·13〃讲话的主要根据，赵自己说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的主张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提出了〃纲目论〃，对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5·13〃讲话之后，赵与王忍之讲：那个座谈会是邓力群让卢之超到党校去布置的，意见也是邓力群的。我（赵）这个东西（即党校的座谈会材料）来自四个渠道，都说这个会是邓力群布置的，是由卢之超到党校去谈的，然后让江流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以后，江流就没有再参加会，让大家讨论〃纲目〃关系。赵当时说得很神秘。

　　　　在讲话前后，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赵都反复讲为什么要作〃5·13〃讲话。后来，胡启立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分成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宣传、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第二个问题，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

　　　　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他也没有说是哪个单位，就是列举了好几个所谓〃左〃的言论的表现，其中就说了有个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左〃的主要表现。

　　　　我知道彭真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是总纲，但彭没说“改革开放”是目。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赵是冲着我来的，因为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边，我既没有这种主张，更没有进行这种活动。在赵讲这些东西时，我一点也没被触动。当时，我只是想，这样一讲话，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诉我：赵说他的材料来自四个渠道，宣传部是个渠道，党校是个渠道，其他渠道，我记不准了。

　　　　事实上，我既没有叫卢去组织这个会，卢也没有去过党校，更没有向江流布置这个工作。江流在这段时间曾找过我两次，根本不是谈这件事。蒋南翔当时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蒋想把原来胡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个秘书提起来任副校长，蒋认为：照理说，按工作、经历和起的作用来讲，江流应该当副校长，但考虑到与胡耀邦的关系，还是让这个姓陈的秘书当副校长，江流继续当教育长。蒋委托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为这个事到中南海找过我。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谈。所以，在“5·13〃讲话和5月18日讲话中连续讲这个事，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针对邓力群的。这可真是一个冤案和错案啊！赵紫阳不是在和风车作战吗！

　　　　另外，赵还指名讲：王正萍在一次会上讲。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赵歪曲了王正萍的话。从王正萍的讲话稿上可以看出来，王正萍说的是：个别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把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王正萍没有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把全国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在材料里还点了王忍之的名，说他讲：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拨乱反正，材料里引了这个话。王忍之当场讲：我讲拨乱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说在一定范围里面讲，可以说是又一次拨乱反正，不是概括地说总体的情况。

　　　　这些事一直到赵讲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蒙在鼓里。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着我说的。有一次开书记处会议，我才感觉到气氛有一点不对。在我强调宣传工作中要反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赵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做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没有饭吃。这是批评我是教条主义吧！我这才有感觉了。后来，赵让万里、胡启立召集北京一些单位开会；特别指明要让邓力群从头到尾参加。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冲着我来的。

　　　　4　赵紫阳否定卢之超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提名

　　　　中宣部有个王大明，是朱厚泽任部长时的常务副部长（从北京市调到中宣部），这个人写了个材料，说邓力群在宣传部搜罗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讲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涉及到卢之超。卢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压制，理夫这些人整卢。反自由化以后，我和王忍之商量，说卢是理论局局长，工作搞得还不错，也根本没有那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言论，是否把卢提上来当宣传部副部长，还继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有一次，在赵紫阳那里，宋平也在，我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赵说：〃这个人还能当宣传部副部长啊，有人来信检举他，说他是反军社论的起草者。〃⑨

　　　　写检举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红旗》一个女校对，这个人和陈伯达的关系，在《红旗》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