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是经过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反复斟酌，取得一致意见，又经过人大通过的。
因为不同意见在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猜测，并由此产生各种谣言。那些不满反对精神污染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了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攻势，执行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感到压抑。
八月间我在北戴河报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贺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几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讨论五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赵寻同志发言，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在文艺界有很多混乱，原因很多，其中有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从印发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法不一。他引用了对外友协广为印发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宾的谈话，赵寻同志同时解释说，可能整理得不准确，接着引述了耀邦、紫阳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态。冯牧同志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反映以后，耀邦同志召集几个人的会，有贺敬之同志参加，对贺提出严厉批评和质问。接着，非党组成员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扬同志委托，在文联召开党组成员及非党组成员连续几次开会，尖锐批评赵寻同志胆大妄为、攻击耀邦同志。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到文联调查赵寻同志问题。由此造成了文联党组内部的分裂。文艺界、知识界还广泛流传，说贺敬之同志主持的那个会，是背着中央书记处开的，是文艺黑会。接着又把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下的报告起草组改组了。我认为，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书记处成员听取作协四大筹备组汇报。张光年同志问，报告中没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又问，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两位同志不赞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是记录整理稿，还讲究了一些分寸，原话就更没有分寸了。也应该说到，耀邦同志还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筹备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期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人事小组，广泛征取各方面意见，稍微知名一点的党内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都征求了，提出了文联、作协两个文艺团体领导班子的初步名单。在上面说的那个十二月二十日的会上夏衍同志问，这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耀邦同志回答：无效性。他还说，群众团体领导人由他们自己去选。并轻率地说，党组也由他们中的党员自己选，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作协四大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张光年同志原来的目的，是想点起火来，烧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违反他们的意愿，一起烧了小平同志，也烧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吴祖光在会上讲，清除精神污染，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他们到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运动的运动。他们否定对《太阳和人》的错误的批评，否定对《骗子》等作品错误的批评。夏衍同志会后讲，作协四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刘宾雁到处讲：这次会提出创作自由，是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接着就是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时甚嚣尘上。王若望造谣造到小平同志、紫阳同志身上，宣扬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设备、资金，而且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文化。散会后，各地传达，浙江、甘肃等地这些人大肆活动，说执行二中全会决定，批评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后又是各协会代表会的召开。几个重要的协会，会开得乱七八糟，人们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还糟糕。很多。同志说，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从未出现过的丑闻。当时中宣部有的同志讲，反对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纠正了，但后来造成的思想混乱，是要长期发生影响的，很难改变过来。
面对这种混乱情况，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讲了一篇好话，即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正确阐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队伍问题的同时，阐明了创作自由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原则。讲话又说：〃'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这里要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两次找我谈话都说，〃精神污染〃是他提出来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为什么不能反对。又说，他在二中全会的讲话没什么错，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谈话，在座的有林涧青同志。他当时正在帮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请他把小平同志谈话整理出来，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报告了耀邦同志没有。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稿，我曾参加修改。当时没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这段话报请小平同志审批，这是我应该检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艺干部开座谈会，讲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感情挂起钩来，同时代精神挂起钩来，反映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这次讲话主调是好的，缺点是没有提醒文艺工作者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
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常委讲话的学习和执行，使作协四大后的混乱情况有所收敛。各级党委两个文明一起抓，形势越来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论界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连续召开几次老年、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发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言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意见，也值得研究，值得考虑。但欣赏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王若水既参加了老年理论工作者的会，又参加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会，两个会都让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我把两个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整理的发言记录送启立同志并请转报耀邦同志。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没有限制、没有前提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专利品，全部让给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有的同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孤立地讲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战略讨论，北京的双百方针纪念会，七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这样一类的大会小会，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会，自由串连的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开。报刊文章，名人讲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于我们的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主要还只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次的泛滥就是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书记处研究室同志把学潮中学生的一些政治主张、理论见解同知名人士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做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除极反动的口号标语，其它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学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绝大多数是好意见。可是其中有一段话讲：“特别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搞了一个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现在还背着一个黑锅。”到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谣言四起的时候，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莫谎报军情。社会上谣言说：小平同志二中全会所以讲这么一篇话，是因为邓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当。我这里要负责地说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周扬同志关于中国全面异化的文章以后，中宣部向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书记处讨论，同意这个报告，责成中宣部和胡乔木、邓力群同周扬、王若水、秦川谈话，核对事实，听取意见。我们照做了，又对报告做了修改，第二次报送书记处并常委。事情一直拖着，不予处理。除此以外，二中全会以前，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关于周扬同志的材料。
有人说“精神污染”这四个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见讲的。这也要负责地说清楚事实。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华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同志到他那里谈话。他说，前些日子曾交代乔木同志，要乔木同志为他在二中全会讲话做些准备，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请龚、郑汇报情况。他们说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还详细说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讲的内容。龚、郑二位做了笔记。我在这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小平同志讲二中全会要增加一个议题，做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时，我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说，那好，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来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在书记处作了详细传达。整理出来后送小平同志审阅，他还改了两个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文革”初期天天“示众”，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这里还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个情况。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说，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小平同志就此讲了一些话，因为过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现在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的全文念一下：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