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并不平静啊！对我而言，在这一年里，要说挣扎也可以，要说压不倒也可以。我是在为党工作，因此无所畏惧。你想压倒我，办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机会我就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番感慨，宣传工作难做啊！
注释：
①邓力群：《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8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页至第224页。
②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页。
③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页。
④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页至第112页。
⑤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页。
⑥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页至第124页。
⑦邓力群：《同（马列著作选读）书稿部分编辑人员的谈话》。《邓力群文集》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页至104页。
⑧1984年9月25日，邓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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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乱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①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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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几件事情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 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只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
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末、启立还有中宣部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 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几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 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
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 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几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 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
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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