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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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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好。这是陈云自己起草的，我们都没参与。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
4 邓小平发言稿起草情况
这里主要讲一讲邓小平同志发言稿的起草情况。
大约在1985年9月上旬，邓看了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满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约了林涧青一起去的。
（1）邓小平平批评胡乔木、夸奖赵紫阳
见面后，邓小平同志一开口就说：你们知道吗，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
我们没有吭声。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
邓小平说的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可能是指乔木帮助胡耀邦修改《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讲话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专门说到〃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说：〃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嘿'胡耀邦对这次讲话很重视，是他请乔木帮助修改还是乔木主动帮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这段话，乔木改了没有，改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赵紫阳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四项原则，讲得不错，态度鲜明。
邓对此比较高兴，对赵夸奖了几句。
（2）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认识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指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能用。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邓和我们谈话中的新认识、新概括。这段话确实讲得好！
小平同志说完后，我要林涧青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如实地向胡耀邦报告。（3）胡乔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起草出来之后，我有意识地帮了乔木一下，想缓和邓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乔木邓对他有意见。我向邓提出想请乔木帮助看一看讲话稿，邓小平没有吭声。胡乔木很积极，他加了一个内容，即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乔木把这个内落作了很好的表述，这一段话加得好。
在整理了邓的讲话之后，我与王忍之合作，写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评论员文章，1985年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除了邓小平讲话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思想。在宣传和理论工作者里面，我多次讲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当时，多数人还没有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4）对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点看法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说思想转变，从1984年就开始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我与他的接触，不好这么讲。至于他的威望，1984年确实是达到顶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触到的邓小平自己表达出来的思想，好像不能说在1984年就变了。因为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有一次谈话，当时穆加贝怀疑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③
接下来，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奇怪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邓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简要的评论
起草文件本来是胡乔木的专职，但从1985年党代会以后他就受到冷落。在邓小平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意胡乔木跟着胡耀邦讲反对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原因，使得小平冷落乔木，我搞不清楚。
党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谁来负责，1985年是一个转折。先是转到胡耀邦手里，后来又转到赵紫阳手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胡乔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经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夺。从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时间，由乔木经手的文件，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问题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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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动
当时，尽管我被夹在中间，处境很困难。但我没有被这些苦恼和问题压倒，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了一些事情，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来看，能够选进《邓力群文集》的文章，也还不少。这里，把当年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约略说一说。
1 支持走正路的电影工作者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应该说这是一篇好的讲话，重中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来，胡耀邦感觉到文艺界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惹了很多麻烦。这以后，政治空气确实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时，北影厂和电影局进口了一批带有黄色镜头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儿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邓大姐为此写了一封信，措辞恳切，也非常严厉，叫做〃救救孩子〃。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视。有了这封信之后，3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17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电影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们对电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经我转给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来信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了。后来，我与朱穆之还同这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给了一点帮助，表示了一点支持。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投机分子，但多数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调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调查研究。在四川走访了十个地市、二十一个县。在贵州走访了四个地市、七个县。在湖北走访了两个地市。在四川的时间长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编写工作座谈会。我提出：编写好地方卷，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学报告，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做好领导工作。在成都和贵阳听取了宣教部门的汇报。我出去只听宣教部门的汇报，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汇报，我一般不听，只是和他们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我通常和他们说：这些事是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门工作，只听部门同志的汇报。
5月6日，听完四川省宣教部门同志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篇话，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二是研究商品经济；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这是针对作协的一些人无条件、无限制地谈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
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的一次讲话。现在看，问题谈得有深有浅，在当时总算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调子和看法。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
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受到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3 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和我的传达宣传
3月7日，邓小平就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发表讲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