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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回来，又整理了一点东西。前前后后，在这一年里有关这个问题（包括反映情况）及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大概写了五六篇东西（包括反映情况）：《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宣传提纲》（1984年6月25日）、《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月31日）、《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1O月1O日）。现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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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二 研究雇工问题
1 邓小平说：雇工问题看两年再说
关于雇工问题，1983年，邓小平说：要看个两年，如果出了问题，下个命令取消就行了。邓还说：农业上归根到底还是要搞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意思，小平同志说过多次，王瑞林还给我写过条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陈云说的几段话
1982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领导同志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我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说，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党内鸦雀无声，党就处于危险的状态。
1982年12月3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时发言说：“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这段话讲得很好。现在陈云的这个讲话稿还保存着。
同时，陈云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7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妥。〃
3 对雇工问题的调查受到胡耀邦、万里的指责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两个组下去调查，一个去西北，一个到南方。回来后写了调查报告，征求意见。对这个调查报告，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就有争论。林子力、吴象等人不赞成这个调查报告的讨论稿，把稿子送到万里那里。万里看后大发脾气，骂了一通。当时写调查报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万里说调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内部也有人表示不赞成。我说：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决定看两、三年，这就是说要了解情况嘛，要做调查研究嘛，况且这个稿子本来就是提出来征求意见的，让大家摆事实、讲不同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雇工要分清有没有剥削，多少雇工算是小业主，多少算是私营企业的雇工。胡耀邦则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带着问题到实际中去做调查研究，怎么会变成了从概念出发了呢？当时，我们曾设想召开省、市、自治区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对雇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曾编发了一个简报。简报送到胡耀邦那里，他看了大发脾气，说：这样做会使下边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很难理解，我认为，进行调查研究正是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嘛。
4 我的意见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见说，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1983年11月：，书记处讨论雇工问题和一号文件，规定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上面已经说了，到1984年7月在延边召开城市改革宣传工作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基础就是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起草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研究提纲。
当然，那时雇工、私营经济、对外合资才刚刚开头。虽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补充，但其消极方面的东西没有充分暴露。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肯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多种经济成份要允许发展，对公有制给予补充。实际上上述研究是维护这个政策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没直接和我讲，却到总工会去追查，问延边开会究竟谈了什么问题？开这种会议有无必要？而且要王兆国调阅我在延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胡耀邦把这些东西拿去以后，没找到任何毛病，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多种经济成份说好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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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三 我与胡耀邦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触到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为开文物工作会议做一点准备。
这里又要说到胡耀邦。因为那时文物保护法刚颁布，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贯彻？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汇报、送材料，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同意了。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他马上就讲，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奇怪，原来听文物工作的人员讲，和他谈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会上突然调子就变了。有的人在会上甚至还提出以文物养文物，这样一来就要准备卖文物了。在会上懂得一点文物、了解一点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当时希望他出来说公道话。但谷牧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便于出来说话，没吭声。这时，我只好出来说：利用当然要利用，但不保护好，怎么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没法利用了。但这说不说得通胡耀邦呢？这样就触发我讲了一次文物工作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984年10月31日，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题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我讲了十二个方面的关系：一、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二、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五、占用的古迹、名胜（包括古建筑）保护问题。六、文物保护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护和园林管理、建设。八、文物保护同旅游。九、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十、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的经营。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权或者职责划分问题。十二、文物保护和涉外关系。讲话最后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眼界要更宽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不是孤立地谈文物保护，不是单纯的守摊子思想。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摆正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护。〃〃这是个前提，文物不保护，还有什么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文物珍贵，就采取消极保护的办法，不论什么东西，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看，谁也不许知道，这也不利于文物保护。” ③
在这之前，即当年的5月6日，我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类似的意见。我讲的题目是《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我在讲话中，我介绍了夏鼐同志说的话。因为郭沫若同志主张挖武则天墓，以便早点揭开历史上的一些奥秘，解答二些疑难问题。夏鼐同志说，你这个发掘的愿望很好，可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保护的办法，就算发掘出来很多好东西，没有把握用科学方法保护，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很难弥补：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让它留在地下，我们自己看不到；让我们的子孙有把握挖掘的时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听，这个道理比他那个道理对，就撤销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学习他们两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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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讨论，引发了我要编辑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会议上讲过两次话。4月14日我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过去没能让全国人民全面了解。现在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的愿望。这件工作开始了，应该努力做好。〃〃用画册来进行形象教育，不但培养美术工作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我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就是其中一项。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概念的东西，还要有形象的东西。〃 ⑤1994年美术全集60卷出来了，分类全集也做了规划、定了型。
这个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其中包括计委拨了一点钱。房维中讲得很好，他说：这类书册的出版，等于开了很多的博物馆。几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选出来，编成60卷尊一个地方或图书馆买一套，看了以后，就知道全国文物的情况。所以计委表示支持，经费上也给予帮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评我们，我还可能想不到办这个事，也是坏事变成好事。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倒引出了一个美术全集和一个分类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这个人的性格。分类全集出完，那是前无古人了，实际美术全集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分类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东西都收进去了。在出版局来说，就成为他们的重点书籍。这件工作总算是坚持下来了。后来在1986年我与邓小平同志说：我要退下来了，以后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这件事在邓小平那里是备了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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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五 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另一件编书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丛书于1984年开始出版。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是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的。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陈述编书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规划和组织领导。就在这个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批示由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并组织实施。我，还有马洪、武衡担任丛书编委会主编，正式开展工作。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当代中国出版社以后，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继续出版。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这套丛书是跨越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重点出版项目，动员了10万人历经15年精心编写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史。也是出版总署的重点书籍之一，是撑门面的书籍。出了美术全集，又出了《当代中国》丛书，从这两件事上来看，也反映了邓力群这个人有股牛脾气。尽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憋着一股劲，干点能够干、也应该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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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六 适应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改进宣传工作
这年年底，开了个宣传工作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在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讲话中提出了几个供研究参考的问题：1、这个《决定》同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的关系。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3、公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4、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5、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还讲到今后进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时要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服从大局、顾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三、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实际工作者要重视理论。并且提出〃宣传战线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为相适应〃。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最后谈了一下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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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七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