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的性质，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问题，等于一风吹了。应该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这些人的最后一次解放。这样做，就得到了过去被审查的人中绝大多数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当时，社科院的清查运动告一段落，要对清查工作做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总结。我讲话的题目是《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这时，经过清查运动，阶级阵线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个人属于敌我问题。而这6个人都还是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被抓、被清查出来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讲话中说：〃经过半年来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以外，没有发现新的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④从那以后，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把这个结果报告了以后，就证实了社科院党组原来的估计：社科院有敌我矛盾，但不到1％，原来说1％左右，清查的结果还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问题。所以搞运动到这时已结束了。
我在这篇讲话中，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首先，要分清敌我。社科院十多年来一个大教训，就是在分清敌我、对谁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受了林彪、“四人帮”的骗，上了当。今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别极少数坏人和大多数好人，既不要放掉敌人，又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去对待，即使是对待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区别对待。第二，决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第三，说话、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态度和理论基础。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一定会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第四，在判断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衡量。搞学术批评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恰当，它直接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第五，我们看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好还是坏，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根本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就看它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研究单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坏，最根本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出又红又专_的科学研究人才。这五条经验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说，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三 修改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祝词
1978年1O月，还插进来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帮助修改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的祝词。这个祝词的稿子，原来是由工会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满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远去修改。就在他家里，他讲了修改的要点。我们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题目叫《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这篇祝词把他视察东北时在沈阳军区讲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公开讲了。祝词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修改稿比较重要的改动是加写了两段话，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 提出“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讲话，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做总结报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开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我传达了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乔木同志讲话，要求社科院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这次党代表大会，我负责草拟了党委向代表大会的报告，由宋一平同志在会上讲。讨论以后，我做总结，题目就是《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这是社会科学院总的方针、总的任务。在总结报告中，我提出〃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努力成为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 ⑤〃这就要求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能够真正领会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某个学科或某一个方面占有大量材料，经过深入研究，取得有具体分析、有独立见解、有科学论证的研究成果。〃 ⑥关于增强党性，我提出：首先，第一位的问题是，要自觉地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第二点，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第三点，要处理好科研计划中计划项目和非计划项目、集体研究项目和个人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我代表党委毫不含糊地批驳了错误言论。我说：〃要看到，有的同志对今天中央领导和中央路线的正确性认识不够，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糊涂观念。特别在去年春节以后一段时间，一些同志对党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说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中央后退了，动摇了，要'收'了，四项原则会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们社会科学院组织力量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同志不愿接受任务。个别同志甚至说出很不好听的话，说什么谁先写阐述四项原则的文章谁就先要臭掉。〃 ⑦我还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发扬民主就要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要允许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些腐朽、堕落的文化泛滥的自由！怎么能说这就是'收'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健康、更广泛地发扬起来。至于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宣传四项原则的文章，就会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们自己已经香臭莫辨！〃⑧这篇讲话已经收在我的文集里面，今天看来，还是站得住的。
在党代会会议讨论中间，有人说我批准了几个还没有平反的高干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岗、万里、薄一波的儿子，说我走后门。我说：确有这回事，但没有走后门。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这样的方针，本院工作人员、院外的干部（不论什么干部的子女），按照我们招人的手续，进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们看这样做对不对？你们中间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这样进来的？既然你们的子女能这样进来，高于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结论，但他们本人是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经过考核，合格后予以吸收，有什么不可以？我没有个别地批准这个、那个，都是经过你们各所考核过的。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没有话说了。
还有一件事，乔木那时医疗待遇还未恢复，他有一个亲戚是医生，我把她吸收到医务所，目的是照顾乔木，熟悉，方便。人家就传出来，说这个人是我的小姨子，邓力群搞私人关系，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进来了。我也把这事讲清楚了。这是我对乔木的关照。
这里顺便讲一件有关乔木的事。先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后来又说不解散了。那时正准备开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要我们研究室出个人大代表。因为我是党代表，考虑选于光远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后来，我想应让乔木当代表，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人大常委当委员。于光远当人大代表没问题，但选成常委，不一定通得过。而乔木当常委，估计是能通得过的。这样可以使乔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远很痛快，完全同意。别人就说我：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从全局考虑问题。对乔木，就是为了使他能帮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包括我个人的事，该批评就批评，该同意就同意，应该讲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尽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上，人家无话可说，没有人说我邪门歪道，阴一套阳一套。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五 办八件实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有重点，但有一条，就是不论如何开展，都不能阻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都要有利于把社科院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
到1982年5月离开社科院这四年多，我们陆续解决了一系列与科研有关的问题，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扩大科研领域，新建十几个研究所
这个工作主要是为社科院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扩大了学科设置规模。设想是胡乔木提出的，我帮他实施。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14个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扩至50个，后来实际上没达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个左右。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中，有些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学科分出来的。例如经济研究所原只有一个，后来一分为五。研究国际问题的原来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划归社科院，这样一来，有不同的研究所对世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开展研究。文学所原来只有一个，后来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还有：新闻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现在为止，社科院还是胡乔木当时设计的框架，只是后来有些研究所进行了合并。
这时候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内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据胡乔木提出的设想，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帮助，调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来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吴介民、杨克等同志。当时，社科院从全国各地包括从北京其他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够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学头脑的干部到社科院。他们到社科院后，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党的工作。前后一共调进大约40到50人，其中有马洪、刘明夫、吴介民、徐达深、杜敬等。朱镕基是马洪1978年把他从石油部管道局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室主任的。这些人调进社科院后，有的任所长、有的作党委书记，有的当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撑起来了。
2 抓科研规划
我们到社科院后，很快就开始着手抓科研规划。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大会。会后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们的科研计划座谈会并且讲了话。在社科院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我们提出的治院方针，也强调要整顿作风，搞好科研。就是说，搞揭批查运动，也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
在开始搞规划的时候，胡乔木提出了100个研究课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是重要的大题目，有些课题是要组织很多人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出了这些题目，对研究人员是一种激励，使大家知道在中国和世界范围里，还有这么多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尽管只是出了题目，但对科研人员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学问不是没事干，需要干、能够干的事多着呢。这件事对社科院影响很大。赵复三对研究所的建设和课题设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写的对乔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这两件事。在社科院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件事确实起到了冲破老框框、开辟新天地的作用。在这个工作中，胡乔木确实起了好作用，他终究是有学问的人啊！
3 恢复职称评定
这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们到社科院时，全院职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为数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研究人员搞科研成为非法的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比较早就认识到，长期陷在打派仗中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争取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这次评职称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间做了研究工作，确